张孝德:生态文明视野下中国乡村文明发展命运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90 次 更新时间:2013-04-11 22:3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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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孝德  

  

  中国是否要走以乡村文明消亡为代价的城市化之路?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关系到中国未来发展走向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这是顺应了时代发展必然的重大抉择。中国五千年传统文明与生态文明具有高度时代契合性。启动乡村文明建设,让乡村走向永续发展之路。

  绵延数千年之久的中国乡村文明,正处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2012年,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城镇化率达到了51.3%。这标志着当代中国已经从乡村社会转型为城市社会。处在这个历史性拐点的国人,一方面对中国百年之久追赶西方现代化的期盼给予了极大鼓舞,因为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近。另一方面,展望未来城市化的图景,面对快速消亡的乡村文明,却感到阵痛和担忧。因为在中国乡村快速消亡的背后,是中国五千年文明传承载体的消失,是中国五千年文明之根的动摇。在历史的天平已经开始向城市社会倾斜之时,中国是否一定要走以乡村文明消亡为代价的城市化之路?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关系到中国未来发展走向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问题。

  

  一、警世:乡村消亡危机的六个表现

  

  1.文明形态上判处死刑:使乡村失去希望

  作为中国传统文明载体的乡村目前遇到的最致命的危机,是在被认为是世界发展必然趋势的城市化浪潮中,失去了存在的时代理由。不论是一些地区正在搞得大规模“拆村建区”的城市化,还是许多地方热衷的“拆村进城”农民被城市化;不论是主流学者所主张的五年内让农民工终结的城市化,还是各地政府正在编制的城市化率成倍增长的城市化目标,在所有这些理论和行动的背后,都包含这样一个似乎是毋庸置疑的逻辑:即农村作为中国五千年农耕文明的载体,无法承载以工业化为内容的中国现代化。中国要实现近代以来几代人梦寐以求的现代化,必须走城市化之路。无论是被主流经济学理论的论证,还是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现代化之路,似乎都准确无误的回答了,单向度的走向城市化进程必然是城市替代乡村的两元归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传统文明载体的乡村走向终结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据国家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时中国有360万个自然村,到2010年,自然村减少到270万个,10年里有90万个村子消失,平均每天有将近250个自然村落消失。

  2.教育上撤点并校:使乡村文化传承断根

  从2000年到2010年,中国农村平均每一天就要消失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3所初中,几乎每过1小时,就要消失4所农村学校。撤拆点并校使维系乡村文明的乡村文化传承系统遭到了摧残性破坏:一方面从根上切断了落后乡村文化的传承;另一方面,让孩子进城,成为小手拉大手,孩子带动大人进城的一个诱饵。

  3.农业发展资本化、规模化:使乡村失去存在根基

  尽管中国以小农经济这种方式在过去60年里,创造了以世界7%左右的耕地,5%左右的水资源,养活全球20%人口的奇迹,农业成就的普惠化,又进一步创造了对全球减贫贡献67%的另一奇迹。而且这些奇迹,是在仍然存在农产品剪刀差、农民进城打工之余兼职的条件下实现的。然而,对于这些奇迹,我们不仅没有感到自豪和自信,进而去研究它,保护它,反而更多的是不满和批评,以及坚定不移地改造。因为这个奇迹不是由现代化农业创造的,恰恰是在在中国存在几千年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创造的。特别是在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仍然保留着如此“落后”的小农经济,显然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短板。在这种背景下,政府主导资本配合的一次轰轰烈烈的农业现代化运动正在启动。按照中国未来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定位,应当是让中国农村应该留下20%或更低比率的农民从事高效率、规模化、产业化的农业,来养育80%的城市人。

  然而,在现代化农业的背后,恰恰是另一番景象:过度规模化带来的将是农民失业、乡村社区消亡、多样化遭到破坏的惨状。此外中国粮食安全的风险性也会增加。按照这个道路走下去,中国传统的家庭农业将不复存在,我们所憧憬的农业现代化与城市化彻底实现之日,即是失去经济基础的中国数千年农耕文明彻底消失之时。

  4.盲目输入外来制度:使乡村互助社会解构

  目前中国乡村萧条的另一个表现,是中国乡村社会组织的缺位,导致乡村家庭原子化,乡村社会碎片化。农村社会“空壳化”带来传统道德“荒漠化”,使农村已经从温馨淳朴的熟人社会,变成冷漠寂寥的半熟人社会。按照乡村必然消亡论的逻辑,农村组织碎片化也是一种自然的结果。乡村互助社会组织的碎片化解构,与按照城市管理模式盲目输入外来制度密切相关。在乡村就是愚昧落后、城市就是进步文明的主流认识前提下,乡村的改革与发展,就成了按照城市模式改造的过程。比如,我们不加改造地、将适应生人社会的民主选举导入乡村,其结果导致了中国乡村传统熟人社会自组织能力丧失,劣绅驱逐良绅,处在输入新治理模式而又无法消化的断层中。农村基层民主选举制度,在经历20多年后,仍然处在乱象中。

  5.乡村被城镇化工具利用:使农民陷入无助与恐慌

  我们为什么要推进城镇化,因为笃信城市能够让生活更美好。面对城乡收入和公共服务的巨大差异:一方面是越来越萧条的乡村,一方面是越来越美好的城市。在如此巨大诱惑下,农民离乡背井,撇妻离子进入城市成为顺理成章的不二选择。但是在目前许多地方政府推动所谓为农民着想的城镇化中,却出现了农民不买账的状况。这是因为在政府推动的城市化与农民心目中的城市化是两种不同的城镇化。

  首先,在一些学者和政府计算中,农民进城市可以带动城市投资与消费。而在农民计算中,进城市意味着生活成本的提高,如果收入不增加,进城意味着负债进城。其次,让农民让出土地进城,在房地产商和政府眼中,是让农民拥有的土地资产化,获得收益的好机会;但在农民心目中,恰恰成为一种不平等的迫不得已的痛苦出让。再次,政府认为,拆村进城,是为了让农民享受与市民一样的美好生活,但是农民非常清楚,城市化不是免费的午餐,进城意味着他们不仅要付出高成本的生活代价,还要付出乡土纽带撕裂、乡土知识离弃、乡土文化缺失带来的精神损失的代价。

  6.工业文明病在乡村蔓延:使乡村生态环境恶化

  以高能耗、高消费为代价的高福利工业文明,是一种高成本的文明。在当今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中,农村与城市相比,所获得的工业文明的好处比城市要少得多,而承受的文明成本却远高于城市。农村不仅承受着农业化学带来的严重污染,还承受着城市工业化所转移的污染。在国家工业化时代,资本的原始积累不仅从农民身上提取农业剩余,在当前的城镇化时代和全球经济金融危机过程中,全球性的城市危机,又一次地以社会成本外部化和生态成本外部化,将危机代价向农村转移。

  

  二、正见:拯救与保护乡村文明的三个理由

  

  第一,乡村是中国五千年文明之根、传承之载体

  城市化过程中导致乡村消亡、从两元走向一元是城市化发展必然规律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所走的城市之路,中国也不能例外的观点,更是无法成立。因为支持这个观点的历史前提就不存在。鉴于中国与西方属于两种不同的文明类型,决定了中国与西方不可能走相同的城市化之路。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属于农耕经济主导的文明。而农耕经济的载体不是城市是乡村。所以,以乡村为载体成长起来的中国文明之根不在城市,在乡村。历史证明,只要乡村在,中国文明就会一次又一次地劫后重生。

  相反,诞生于地中海、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的西方文明,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古代工商业经济基础上的另一种形态的文明。由于工商业经济的载体是城市,由此决定了西方文明之根在城市,而不是在农村。所以,近代以来西方走向文明复兴之路,也是从地中海城市的繁荣导致的文艺复兴开始的。近代以来的城市化对于西方而言,是西方传统文明发扬光大、走向世界的过程。

  西方发达国家走向城市化的过程中乡村是否消失,不会触动西方文明传承的中断问题。相反,当代中国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乡村的命运则涉及中华文明的永续传承问题。中国乡村文明不是一个文化符号,中国乡村就像构成生命体的细胞一样,携带着中华文明演化的秘密和基因,她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和归宿,同时也同中华民族的兴盛衰微紧密联系在一起。乡村兴之中国兴,乡村衰之中国衰。

  第二,乡村文明遇工业文明衰,逢生态文明兴

  从逻辑上判定乡村走向消亡的时代前提,就是认为当代人类仍处在工业文明时代。乡村作为农业文明的时代产物,无法成为工业化的载体,乡村消亡是时代的必然。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在当人类文明已经进入生态文明时代的背景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已明确提出中国将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这不是一种偶然,而是顺应了时代发展必然的重大抉择。因为,中国五千年传统文明与生态文明具有高度时代契合性。中国乡村文明的复生恰恰是时代的必然。

  西方走向工业文明是通过文艺复兴,从他们的老祖宗那里找到了文化与自信的动力开始的。相反,近代以来,中国在工业文明时代的落伍,则由于近代兴起的工业文明模式与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缺乏这种内在的契合性,由此决定了中华民族走向工业文明的过程,是逆水行舟,是一个不断进行自我批评与否定、自我解构与革命的过程。

  因此,工业文明只能是中华民族从古代走向现代的过渡文明,不可成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文明。相反,中国五千年传统文明与已经开启的生态文明在能源形态、价值观、文化特征等方面具有天然契合性。所以,生态文明之路,是一条沿着历史螺旋式上升的回归之路,是顺流而行。生态文明才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之路。

  第三,乡村兴则中国兴,这是中国文明史的铁律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被中国几千年兴盛衰微的历史周期不断验证的道理。这个道理就是告诫我们,中国农村与农民的发展既是中国走向复兴与繁荣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安全不能突破的底线。我们坚守这个底线,不仅适用于中国的过去,也适用于中国的今天,更适用于中国的未来。从承包制到解决“三农”问题,从小康社会到新农村建设等一系列工作,都表明了中央始终把中国的农村、农民问题放在维护中国经济社会稳定的战略地位。但需要引起警觉的是,目前正在以乡村文明消亡为代价的城市化并不是在加固这个底线,而是正在瓦解着这个底线。以土地流转推动的农业现代化和农民被城市化触动了农民安身立命的底线。以宅基地置换为代价的激进式农民市民化,超出了农民所能承受的代价底线,形成了社会安全隐患。

  

  三、使命:乡村在生态文明时代的六个作用

  

  逢生态文明兴的中国乡村文明,在生态文明新时代,将具有城市无法替代的六个功能:

  一是五千年乡村文明蕴藏着医治工业文明病之解药

  现代的工业文明病严重存在着缺乏精神制衡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泛滥病。在工业化文明系统中,缺乏精神与文化制衡的物质财富无限制增长,不仅吞噬了大量的资源,造成资源环境危机,而且也吞噬了人类的精神能量,使人类文明在物质主义、病态消费主义、GDP主义的单极化世界中越走越远。

  医治工业文明病的解药,不仅在西方文明世界中找不到,在今天中国的城市中也找不到,因为中国城市染上的这种文明病,某种程度上比西方还要重。医治当代人类文明危机的解药,就在中国乡村文明中。在几千年的农耕经济中,中国先民发现,大自然虽然给人类提供的物质财富是有限的,但它提供给人类智慧的精神财富却是无限的。中国五千年中形成的诗经与易经、道家和儒家等丰富多元的文化,都根源于中国先民“仰则观天文,俯则察地理”的自然智慧。在几千年历史形成中的古代乡村文明,本质上是“耕读”文明。即通过“耕”来满足物质需求,通过“读”来满足精神提升。正是这种在耕读中形成的物质与精神的均衡互动,才是中华文明成为长寿文明的秘密所在。现代西方工业文明之所以是短命的文明,就是缺乏这种物质与精神的均衡。而中国古代耕读的乡村文明携带着我们可利用的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基因。

  二是新能源革命使生态文明建设再度从农村起航

  新能源革命,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着中国乡村在工业化与城市化冲击下的边缘化地位。非均衡分布、集中开发、高运输成本的传统能源,使分散居住的农村处在分享工业化好处的边缘化或被淘汰的地位。相反具有高度分散性、相对均衡分布的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生物能等新能源,越是人口分布密度低的地方,人均可利用的新能源量越大。新能源这种特性使农村获得了城市不具备的新优势。而且农村使用新能源的优势在当代中国已经成为一种活生生的现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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