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尚希:观察分配制度改革的整体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4 次 更新时间:2013-04-10 09:5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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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尚希 (进入专栏)  

  

  分配差距扩大,根子还在整个体制。讲贫富差距,既要看收入,也要看财产,还要看消费。

  分配制度改革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收入分配制度固然重要,但在贫富差距的形成中并不是唯一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观察分配问题要用中医思维,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国的分配差距扩大,分配不公加剧,在收入层面只是一个表象,根子还在整个体制,包括经济体制、社会体制和行政体制等方面,把所谓的“收入分配制度”单独拎出来进行改革,可能会事与愿违。

  

  收入差距只是贫富差距的冰山一角

  

  “财富分配”与“收入分配”时常混用,但二者有重大区别,前者是指分配存量,而后者是指分配流量。尽管分配存量是由分配流量历史地形成的,但分配存量却现实地决定了分配流量。分配存量的规模越大,其对分配流量的决定作用就越大。分配存量体现为财产存量,具体而言,即实物资产、金融资产和无形资产。在现实生活中,直接获取各种资产,以及资产的增值、贬值远比通过收入分配所造成的贫富差距要大得多。

  例如,以大白菜的价钱获得国有矿山的开采权,由此形成的财富差距并非收入分配上的差距造成的,而是在公共产权制度的漏洞中直接转移本来属于全民的资产所致。再如,在住房市场化改革之前,城乡居民的财产差距并不大,表现在货币收入上的差距相当有限,但现在仅仅住房一项就表现出巨大的城乡贫富差距,城市居民的房产迅速升值,而农村居民房产几乎没有市场价值,因为宅基地不能转让。

  当前城乡收入差距大约是3.3:1,与过去相比,收入差距有所扩大。而从分配存量来观察,城乡居民贫富差距远大于这个比例。

  金融资产也是如此。在金融抑制和金融垄断的体制环境下,居民手中的金融资产价值通过银行存款、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在隐性地向金融部门转移,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的高薪高福利,实际上就是把广大居民手中以金融资产形式存在的分配存量做了再分配,使居民的一部分财富转移到了金融部门。如果造成分配存量转移和再分配的制度不改革,我国的财富集中化还会加快,仅仅在分配流量上做文章是远远不够的。

  贫富差距包含了收入差距,但不只是收入的差距。仅仅讨论分配流量,那只是针对某一个时期的经济成果做静态的分析,很容易把社会注意力引导到看得见的收入分配流量上来,从而强化对分配流量的再分配。但从时间维度观察,只是“一次性有效”,无法改变由分配存量所决定的贫富差距变化的长期趋势。所以,只是就收入分配流量来讨论分配问题,最终无法缩小贫富差距,甚至由于“误诊”而导致适得其反的结果。

  分配存量的转移和再分配所导致的贫富差距是隐性的,不像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那样摆在明处。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观察,与当前的三大制度有内在联系:一是城乡分治导致的财富转移;二是公共产权制度导致的财富转移;三是垄断导致的财富转移。上述这些制度不改,分配制度的任何改革都只是治标之策。

  

  贫富差距是财产的差距,更是能力的差距

  

  贫富差距不只是体现在分配流量上,它有三个层次:一是收入,再一个是财产,还有一个是消费。收入与财产的区别不言自明,在这里不讨论。现有的城乡差距,从收入的角度衡量,大概是3.3:1,但从消费的角度衡量,据世界银行专家估计,大约是6:1,消费上表现的差距比收入上表现的差距要大得多。消费的差距决定了能力的差距,这不论是就体能素质而言,还是从文化素质、技能素质来说,皆如此。个体能力与先天及后天努力程度有关,但一个群体的能力则与制度有关。农村居民的能力整体上弱于城市居民能力,是由消费的差距决定的。不少农村的孩子在起跑线上就输了,谈何参与市场竞争?谈何缩小贫富差距?对农村小孩实行营养餐,实行农村免费义务教育,也就是希望从消费差距入手来缩小社会群体性的能力鸿沟。

  为什么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显得小,而消费差距反而大呢?这似乎与我们的常识相违背:消费是由收入决定的,应当是收入差距决定消费差距,从而决定能力差距。其实,这只是看到了私人消费的缘故。

  私人消费确实是由私人收入决定的。在现代公共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社会,居民消费并不只是取决于居民收入,还有公共消费。现代社会的公共消费越来越多,从趋势上看,它的比重在不断提高,而且从两者相互关系上来讲,公共消费往往是私人消费的基础和前提,这是我们长期以来没有意识到的。教育、卫生、社保等方面的公共消费,对人的能力发展,对提升整个社会的平等性,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私人消费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例如农民要转化为市民,有个前提条件:公共消费要到位。农民进城,要有房子住,与房子相关联就是土地、自来水、污水净化和排放、垃圾的收集和处理,还有子女教育、医疗保健、社会保障、就业指导和培训等等。这些公共消费不到位,农民就是有钱也不敢放弃土地进城当市民。公共消费,尤其是在公共化程度很高的城市社会,是私人消费须臾不可离开的。私人消费的安全性、平等性,更是以公共消费为依存。

  我们对消费常作狭隘理解,误以为只要缩小收入差距,贫富差距就会自然缩小,一切万事大吉。这是一种原子化的思维。在公共化程度日益提高的社会,公共消费对老百姓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所以,讲贫富差距,只讲收入差距是片面的,要综合起来考虑,既要看收入,也要看财产,还要看消费。

  从某种意义上讲,贫富差距与消费的差距有很大的关联性。贫穷,也可称为消费的贫穷。基于消费的贫富差距,也就是基于能力的贫富差距,与公共消费的平等性程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对收入意义上的贫富差距与财产意义上的贫富差距具有初始条件的决定作用。也可以说,是消费的差距转化为能力的差距,从一开始就命中注定地决定了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和财产差距。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能力差距,更多地与公共消费差距有关。

  从代际的视角来观察,也许看得更清楚。享有公共消费的城市居民,其子女长大成人之后获得高收入的几率比农村居民的子女要大得多,下一代的收入差距显然是从营养、教育、医疗等看似与他们未来的收入无关的消费开始的:如果社会成员的消费完全决定于个人收入,那么,消费差距就会以能力差距的方式在代际之间传递,不断累积而扩大,进而表现在社会的收入差距和财产差距,形成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分配循环。要打破这种循环,关键靠公共消费。

  如果公共消费的平等性程度不提高,厚此薄彼,那么,公共消费就会起反作用,使贫富差距扩大的循环不断扩大。通过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极力扩大公共消费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平等化,尤其对于处于流动状态的农民工及其子女,给予同等的市民待遇,是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初始条件。社会群体之间的能力差距缩小了,社会贫富差距缩小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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