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强 郭齐勇:也谈“亲亲相隐”与“而任”——与梁涛先生商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57 次 更新时间:2013-04-07 17:4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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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强   郭齐勇 (进入专栏)  

  

  [摘要] 引入上博楚竹书《内豊》文献中“ 而任”等字句,并不能用来诠释“亲亲相隐”等文本,二者没有实质性关联。“情”与“理”的冲突,不应该主观地作为理解先秦儒家思想的理论预设,而是应该转换视角:先秦儒家在其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如何理解“情”与“理”的统一。“亲亲相隐”制度在今天的刑事法律中得到部分体现,充分说明了它符合社会发展趋势,也说明了“亲亲相隐”学术论争既有真正的学术研究价值,也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 “亲亲相隐” “情” “理” 腐败

  

  笔者近日拜读了梁涛先生《“亲亲相隐”与“隐而任之”》一文(《哲学研究》,2012年第10期。以下简称“梁文”,下引此文只注期刊页码),该文认为孟子对于舜“窃负而逃”的设计“不仅不具有可操作性,而且从实际的后果看,则是为‘刑不上王父’提供了法理的依据,成为帝王将相转移罪责,徇私枉法的根据和理由。”(第42页)笔者认为,梁文这种孟子与腐败相关的结论与“亲亲相隐”论争反方之论调似乎并无二致。不但如此,梁文还认为“亲亲相隐”学术论争“更多地是一场‘立场之争’而非‘学术之争’”(第35页),这种判定似乎等于把论争的学术意义一笔勾销了,似乎无视参与论争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此外,梁文引入上博楚竹书中存有较大争议的“ 而任”之语,插于传世文献之中,并以之作为论述孟子与腐败相关的立论背景,这并没有足够的学术依据。梁文不但没有做到其所自封的“学术之争”,反而疑与反方“立场”有合流之嫌。因此,笔者以下就其文之一二与梁涛先生商榷。

  

  一

  

  梁文认为,“直在其中矣”之“直”应理解为“率直”和“率真”,以往学者把“直”理解成“公正”“正直”是不合适的。笔者认为梁文此理解并不全面、准确,且具有一定的误导性。

  在笔者看来,“直在其中矣”之“直”,并非只是单纯情感流露的“率直”“率真”、“子女或父母本能、自然的反映”,它其实就是人心人情之直、父子亲情本身之直,此“直”为“曲之直”、有条件的“直”,即朱熹所说的“不求为直,而直在其中”,“本非直也,而直已在其中”(《四书章句集注》,第146页;《朱子语类》,第1202页),也是刘宗周所言“无直名,有直理”(《刘宗周全集》(第一册),2007年,第452页),它偏向于保护父子亲情;而“直躬”之“直”则是抽象的、僵硬的“直”,它无视于人的生命存在和自然亲情,与现实脱节,易伤害亲情伦理,所以孔子又将之批评为“直躬之为信也,一父而载取名焉”。(许维遹,第252页)而《吕氏春秋》对此的评价是“直躬之信,不若无信”。(同上)原因就在于“直躬”之“直”很有可能存在“沽名买直”的嫌疑。因此,梁文把“直躬”之“直”仅仅理解为“公正”“正直”、“法的公平性”“法无例外”,也是片面的,它忽略了此“直”的抽象性和可能存在的功利性,没有意识到用一悬空蹈虚的僵硬之“直”衡量和取舍活生生的父子亲情,是不可取的,而这才是孔子对“直躬”不满的深层原因所在。

  梁文认为儒家的父子情感是天生、自然的、本能的反应,但实际上这并不意味着儒家面对是非曲直时无动于衷,只有所谓的“率真”以及单纯情感的流露,而没有任何对公正、是非、曲直的丝毫反应。事实上,“直在其中”之“直”,本来就有“明辨是非”的“直”之本义,只不过孔子认为父子间不主动告发而为对方保持隐默,其实就是在“明辨是非”,“明辨”人心人情之“直”。梁文大概忽视了孔子另一处论“直”之语:“仲尼曰:‘叔向,古之遗直也。治国制刑,不隐于亲,三数叔鱼之恶,不为末减。曰义也夫,可谓直矣!’”(杨伯峻,第1367页)孔子在这里把“直”明确解释为“不隐于亲”,足以说明这一点。可见,孔子并没有如梁文所说的那样:“由于情景化的表述形式”,“没有对这一重要问题做出说明”,“留给后人一个谜团,引起种种误解和争议”。(第37页)恰恰相反,孔子的“情景化的表述形式”,正是把“直”在不同情境下的含义讲清楚、说明白了,并不存在所谓“没有对这一重要问题做出说明”的现象。孔子的“直”是针对不同场合、不同事件鲜明地区分人情和理性,是先秦儒家灵活处理亲情与正义等问题的典型体现。故梁文把此“直”解释为“率真”“率直”,实则抽走了“直在其中矣”之“直”的理性成分,使之空洞化为感情的“率直”,有一定的误导性,没有把握准确。

  梁文把“直在其中”之“直”理解为单纯情感流露的率真、率直,在客观上还容易矮化儒家“情”概念的深层内涵,容易把儒家的“情”等同为普遍的动物性(包括生理意义上的人)的自然情感(例如乌鸦反哺、羔羊跪乳等),抛掉了儒家的“情”的特殊内涵。如果把“情”仅仅理解在这一层面,那我们就不会看出儒家之“情”所以为“情”之所在。儒家的“情”概念,是从“孝悌”开始,由爱亲发端,然后扩充到对他人的爱。孔孟儒家所倡导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正说明了这一点,儒家并非只局限于所谓血缘亲情的保护,而是由爱亲开始,推己及人。儒家伦理之“情”的本根,并非血缘亲情,而是梁漱溟先生所说的“情理”,即中国人的理性,是“情理虽见著在感情上,却必是无私的感情”;“无私的感情同样地是人类超脱本能而冷静下来的产物”。(梁漱溟,第127、128页)此外,梁文的“故从人情出发,自然应亲亲相隐”、“只讲理不讲情”等表述,同样容易误导读者把“情”放在“情面”的意义上理解,并没有准确理解了儒家的“人情”。先儒的“人情”绝非今天人们所讲的“情面”、“私情”等,而是司马迁所言的“缘人情而制礼”(《史记》卷二十三,礼书第一),桓宽所说的“法者,缘人情而制”(王利器,第567页)。刘宗周明确区分了“人情”与“情面”:“大抵情面与人情不同,人情本乎天而致人,有时拂天下之公议以就一己而不为私,如周公、孔子之过,吾党之直是也。情面去其心而从面,有时忍一己之私以就天下而不为公,如起杀妻、牙食子之类是也。”(《刘宗周全集》(第二册),2007年,第380页)人情不同于“情面”的地方在于:“人情”虽然“就一己”但“不为私”;“情面”则表面上“就天下”但实际上却“不为公”。可见,“人情”其实是讲人的真实处境及其相应的情感,它是存在论的概念。因此,它不完全就是情感的东西,它是人性的体现,是真实处境下的真情实感,看似是私,但其实是公德之基。

  梁文还说:“从率真、真实的情感出发,孔子肯定‘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合理性,但从公正、正义的理性出发,则必须要对‘其父攘羊’做出回应”。(第37页)在笔者看来,梁文此论述正是因为没有注意到上文中所指出的问题,即在没有准确理解儒家之“情”、“直”等概念的情况下,把孔子的“直”简单地打成了“本能的情感反应”与“僵硬的理性”之两橛,而没有看到孔子之“直”应在儒家之“情”与“理”的融通层面上加以理解。因此,梁文于此实际上是潜在地设立了一论述前提:即“情”(自然本能的情感)与“理”(僵硬、抽象的道义)的简单对立。由此“前提”出发,自然就会延伸出下文“勿偷盗几乎是一种共识,孔子自然也不会例外,不会认为‘其父攘羊’是合理、合法的”之片面论述。(同上)这里且不论梁文把“攘”直接理解成“偷盗”、“盗窃”是非公允。[①]笔者认为,梁文此论述似是而非,纯属多余之论,原因就在于梁文在主观上作了“情”与“理”二元对立的错误预设。事实上,梁文这种错误预设贯穿了全文,下文将有进一步论述,兹不赘述。

  

  二

  

  梁涛先生为《论语》增字。梁先生说:“为全面反映孔子、儒家思想起见,‘亲亲相隐’章应根据《内礼》的内容补充一句:[隐而任之,则直道矣。]”[②] “补充”的理由则是:“据学者研究,《内礼》应是孔门嫡传曾子一派的作品,其内容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孔子的思想。”(第37页)这里需要首先说明《内豊》文献的简要情况,《内豊》是上海博物馆藏竹简中的一篇出土文献,整理者命名为“内豊”,学界部分学者也称为“内礼”。由于梁文主要涉及《内豊》第6、7、8简内容,故笔者于此先将整理者对这三支简的释文誊录如下:

  與俤言﹦氶侃兄反此 也」君子事父母亡厶 亡厶 父母所樂﹦之父母所 ﹦之善則 之不善則 ﹦之﹦而不可 而任(简六) (《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四),第77页)

  不可唯至於死從之孝而不谏不成□□□□□□不城孝」君子孝子不飤若才腹中攷 古父母安(简七)(同上,第78页)

  之如 君子曰孝子父母又疾 不力行不頌不 立不庶語時昧 行祝於五祀 必又益君子 城亓孝(简八)(同上,第79页)

  笔者通过阅读《内豊》原文以及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发现,《内豊》中的“ ”是否能释读为“隐”,学界颇有争议,尚无定论。即便能够把“ ”释读为“隐”,“隐而任”作为第6简的末尾三字,能否和第8简首端三字“之如同”相连,以及相连后如何理解“隐而任之如同己起”,学界也存在争议。此外,《内豊》的文献性质是否完全属于曾子一派的著作,学界也存有争议。

  第一,根据整理者的图版释文,该字形依图作字为“ ”,即上有两“口”并列,中间一“文”,下面一“心”。该字与上海博物馆楚竹书的另外一篇《孔子诗论》文献的“ ”非常相似,整理者依图作字为“ ”(《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一),第13页)。“ ”与“ ”相比,多了一个偏旁“阝”,马承源先生训读为“離”(同上,第126页),饶宗颐先生释读为“吝”(饶宗颐,第228、231页),李学勤和裘锡圭先生均训读为“隐”(李学勤,第31页;裘锡圭,第304页),其中饶宗颐先生两度坚持自己的释读,认为该字释读为“吝”比“隐”更合理。李零先生也认为应读“吝”或者“憐”,而“吝”在阅读习惯上比“憐”更顺。(李零,第11页)《内豊》文献整理出来后,有部分学者认同李学勤等先生的观点,认为应将“ 而任”之“ ”和《孔子诗论》里面的“ ”放在一起讨论,于是释读为“隐”,持该观点有廖名春、曹建敦等先生。(廖名春2005-2-20、曹建敦2005-3-4,见简帛研究网http://www.jianbo.org/,以下只标明姓名和发文日期)但也有部分学者持不同观点,例如李朝远先生就释读为“憐”,(《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四),第225页)。

  第二,至于该简的编连顺序,李朝远、房振三、张磊、王巧生等人赞同第6、7、8简顺延编连,即“ 而任不可唯至于死”。廖名春先生由于释读为“止之而不可,隱而任不可”,故应该也是顺延编连进行释读。房振三先生认为简6、7、8各自论述的意涵层次清晰,连贯有序,他总结道:“‘君子孝子不 若在腹中巧变故父母安’当断句为‘君子孝子不 (负),若(匿)在腹中。巧变,故父母安。’而且第六、第七、第八三支简的简序当如整理者所排列的更近原文面貌。”(房振三,第118页)张磊也认为简6、7、8如果不连读,则文意不贯通:“如果第六简后接第八简,便将第一层意思中的孝子对父母‘善’与‘不善’两种行为的态度与紧接着要论述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正确处理‘谏’、‘从’与‘孝’的关系割裂开来,而在中间掺入论及当父母有疾的时候孝子应该如何表现,显然文意便不贯通。因此,还是以第六简后接第七简为妥。”(张磊,第108页)魏宜辉、董珊、曹建敦等先生则认为,第6简应和第8简相连读。魏宜辉说:“《內禮》簡6與簡8似可相綴連:‘君子事父母,……善則從之,不善則止之。止之而不可,憐而任 6/之,如從己起。……8’這與《大戴禮記·曾子事父母》中的‘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十分相近。簡文中的‘如從己起’與‘行之如由己’應是一致的。”(魏宜辉2005-3-10;董珊2005-2-20;曹建敦2005-3-4)王巧生又不同意魏宜辉等人的编连顺序:“但这样完全没有考虑第七简与上下简的关联。若第六简与第八简相连, 将使第七简与其它简无法相连而通读。而六、七、八依次相连则通顺合理。”(王巧生,第73页)可见,《内豊》第6、7、8简的编连顺序目前也存有较大的争议。

  第三,即便是能够连读为“隐而任之,如同己起”,对于该句如何理解,学界对此也有不同观点。前文已说过“ ”能否训读为“隐”字存有较大争议,但“任”字同样也存有争议。曹建敦说:“任,此处应理解为担当之意。《大戴礼记·曾子立孝》:‘吾任其过。’任,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谓:‘当也。’此简谓隐忍而当父母之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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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友讨论

墨者永在行无止 2015-02-02 22:03:10

    墨者永在行发表于 15/02/01 16:34    容隐权是对儒学亲亲互隐的肯定还是对儒学大义灭亲的否定呢?我的基本观点:孔子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的表述没有问题。将亲亲互隐合理化的是孟子的瞽叟杀人,舜窃负而逃。说明:隐是对坑害人行为的包庇,是另一个形式的坑害人。直,是指父为子隐之慈,子为父隐之孝。直,慈孝也。自孟子始,儒生们就曲解了孔子的原意。所以儒生所有的辩护都站不住脚!容隐权是对坑害人行为(亲亲互隐)的肯定还是对互证(大义灭亲)的否定,是本博论述的重点。我的观点:容隐权,是对亲亲互证即儒学的大义灭亲的否定,是对亲亲互隐,直在其中,直(慈孝,即人伦)的肯定。而不是对隐这一坑害人的行为的肯定。亲亲互隐,直在其中的逻辑是,a(即攘,隐)不合理,但合理的b(慈孝)在a之中。所以,孔子说亲亲互隐,直在其中的意思非常正确。因为合理的b在任何时候都是合理的。即父为子隐的因为慈,子为父隐的因为孝。慈孝,即人伦,是非常合理的社会正义。为什么又批判呢?因为,任何人都不能为了自己,而坑害别人。包庇坑害人的亲人,本身就是坑害人的一个方式。即使认为亲亲互隐合理的儒家,同样认为亲亲互隐不合理,只是他们不敢正视和缺乏反思,原因就是他们迷信和崇拜权威!比如儒家所认同的大义灭亲。那么,我就要问:究竟什么时候才是合理的呢?难道是当你的父亲攘羊,你包庇隐匿,作为施暴者时合理?还是瞽叟杀你父,舜窃负而逃,你作为受害者,认为亲亲互隐合理呢?当儒生们违背了孔子己所不欲毋施于人的原则后,似乎就合理啦!此时,儒家的恻隐之心的仁,难道喂了狗?所以,把容隐权说成是对亲亲互隐这种坑害人的肯定,要么是故意混淆是非,要么就是一脑袋浆糊!那么,容隐权所依据的基础是什么?诚如我前面所说,容隐权是对儒学大义灭亲的否定,不是对亲亲互隐的隐肯定,是对直在其中的直的肯定!所以,容隐权的实质是建立在社会正义和人伦之上的善,而不是有些人认为的以恶反恶!下一条,我将说一下墨学中的立法原则!墨学中的立法原则。法仪篇说,法不仁,不可为法,故君,父,学不足以为法!莫若法天!因为莫贵于天,莫智于天。天代表的是自然正义。墨经中说,意,规,圆皆可为法!这里的意指的是人们的共识,协约。为什么说意是人们的共识和协约呢?因为墨学讲,民若法。天与意正是立法的基本原则!即社会正义,与人伦人性!所以容隐权是以此为基础的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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