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鸣:新近史料中的张佩纶与晚清政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4 次 更新时间:2013-04-01 22: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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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鸣  

  

  上海图书馆最近从张氏后人处获得捐赠,收藏了一批张佩纶的尺牍、日记手稿,其中包括张佩纶与李鸿章、李鸿藻、张之洞等人来往的信札,对解读晚清的政坛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近代史学者姜鸣先生曾仔细研读过这批信札,他认为,这批史料价值丰富,可以建立一个从光绪初年到1884年晚清官场的新画像。

  您能谈谈这批尺牍的基本情况吗?

  姜鸣:这批尺牍是由张佩纶之子张志潜多年保存及收集而来,故往返两方面的都有。后由张志潜之子张子美及其子女多年悉心保存。不久前,张子美之子张恭庆、张恭慈兄弟及家属一致同意无偿捐公,为学术研究作贡献。据我所知,上图入藏的这批张氏函牍,总数达一百册之多,包括张佩纶与李鸿章、李鸿藻、张之洞、陈宝琛、于式枚、王懿荣、边宝泉、奎斌的通信,以及与张氏家人、亲戚、子弟的家书,还有一批友朋致张佩纶的信札,和张家收藏的时人书信,初步统计,涉及三十九人,四千七百八十余封。信件保存完好,许多还精心装裱,内容广泛涉及晚清政治、外交、军事、人事诸多方面,是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资料。

  从近代史研究的角度,您如何看待这批书信的史料价值?

  姜鸣:一般来说,书信保存不易,尤其是涉密的书信,能传存下来的,总是凤毛麟角,往往成为后世研究前事的重要佐证,其史料价值远远高于野史笔记,甚至能弥补官方档案的不足,解开历史之谜。这些年,对于近代书信的发掘,是收藏界和学术界共同的兴趣和新亮点。比如《近代名人手札真迹》《香书轩秘藏名人书翰》《清代名人书札》,以及翁万戈先生在台湾影印的《翁同龢文献丛编》中的《朴园越议》,不久前出版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一辑共一百四十五卷,都是宝贵的新鲜史料。最近,张佩纶这批函牍的面世并入藏上图,我觉得与上图收藏的盛宣怀档案可以相映生辉。

  阅读书信,总能读出很多有趣的新内容。我曾在《笺素珍赏——国家图书馆藏近现代百位名人手札》中,找到张佩纶在中法马尾之战失败后从福建流放张家口的途中,为自己的幕僚荣俊业写给张之洞的举荐信,希望张能够给荣安排一份合适的工作。张佩纶写道:“佩纶以马江之役,遣戍漠南……荣丞俊业曾在先兄华亭幕中,后在船政当差……极为精细。……荣丞颇能任怨,且言明与侍俱雄绝,不作驽马栈豆想。……前已电恳左右,许为位置,兹令趋谒左右,该丞亦慨然有既见欧阳,复愿一谒韩公之想,惜永叔为后生描画殆尽,不足为丞重耳,然近状可进丞而问之。”经张佩纶推荐,荣俊业成为两广总督张之洞的文案,后因帮助候补道朱仲甫获得广东厘金局三水口总办实缺,朱遂任荣俊业族侄荣熙泰为其总账,成为世交,荣氏亦由此逐渐发家。荣熙泰的儿子是荣德生,孙子是荣毅仁,曾孙是荣智健。这个后来显赫无比的家族在回溯历史的时候,每每不忘荣俊业对荣熙泰的提携,但却从未注意到,荣俊业之所以入幕张之洞,其实来自张佩纶的举荐。张佩纶在赴戍的途中为师爷写的推荐函,不经意间,对荣家的兴盛,产生了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影响,

  以往也有不少晚清政治人物的信札被发现,这批函牍,尤其是张佩纶和李鸿章之间的往来书信,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姜鸣:张佩纶是清末著名“清流”代表人物,参与了中法战争前很多重要的政治活动。由于他后来成为李鸿章女婿,使得张家能将张李之间的通信重新按照时间和往复顺序予以编排,精心裱装成册。前不久,王贵枕先生收藏的《张之洞致张佩纶未刊书札》影印出版。该书收录了张之洞致张佩纶的六十二封书信及两首诗稿,内容多为两人前往琉璃厂搜购古玩、书画、文献和交流鉴赏心得,反映了二张当年交往的频繁和亲密,有助于我们了解京官在公事之余的日常活动状况,但真正涉及政治的内容不多。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当时居住在京师,与政局相关的敏感内容可以当面讨论,不必在信中留下痕迹。但李鸿章和张佩纶因为分别住在天津和北京,他们要交流信息,不得不直接在书信中商谈,也就使得李张间的通信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这次张家捐赠的李张信函,起于光绪四年左右,直至八国联军侵华后李鸿章北上议和,我们在近代从未看到那么漫长且完整的通信记录,这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上图所藏李张信函,李致张部分,计一百七十四封,2005年起,经陈秉仁先生整理,先披露于上海古籍出版社《历史文献》第九、第十辑,后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中,收录了一百七十三封,漏刊一封。这些信件,在吴汝伦编辑的《李文忠公全书》中多数未曾刊载。张致李部分,数量更多些,两百三十一封,在民国年间出版的张佩纶文集《涧于集·书牍》中刊布过若干,但有删节。麻烦的是,《书牍》删去了发信日期,使得研究者使用时颇为困难,与《李鸿章全集》发表的内容也找不到因应关系。可能是印数稀少的关系吧,以往大陆史学界很少使用《书牍》,而台湾学术界,据说在中研院近史所图书馆也找不到《书牍》。文海出版社影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涧于集》独缺书牍部分。我读李宗桐、刘凤翰著《李鸿藻先生年谱》和林文仁著《南北之争与晚清政局》时,也注意到他们没有引用《书牍》。从这个角度来说,将来上图能将李张信函整理出版,将是学术界翘首以待的盛事。

  在这些信札中,张佩纶与清廷重臣李鸿章的来往,对解读当时的政局形势有什么意义?

  姜鸣:史学界过去一直有个观点,认为光绪前期北京政坛上活跃非凡的“清流”,是与洋务派为代表的“浊流”对立的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研究李张通信之后,我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光绪前期,清朝官场以军机大臣沈桂芬和李鸿藻为首,形成南北两股势力,1881年沈桂芬去世后,李鸿藻实际上隐执了军机处的大权。李鸿藻在张佩纶、张之洞、陈宝琛、宝廷这干“清流”的簇拥之下,是有一个大局构想的。一方面,他们迅速起用自己人,比如外放张之洞任山西巡抚,在张佩纶丁忧释服后提拔他署理左副都御史和总理衙门大臣。另一方面,要起用一批他们认为能干和廉洁的人,比如将赋闲在家的阎敬铭请出山,到北京来做户部尚书。还有要拉拢的,首先就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李鸿章起初对“清流”不以为然,他曾对丁日昌说:“政府周公(恭亲王奕訢),久不自专,前唯沈文定(沈桂芬)之言是听,近则专任高阳(李鸿藻),吾宗(李鸿藻)素假理学为名,奉持正论。……鬼胎当视文定为大也。近日建言升官,大半高阳汲引。”

  联络李鸿章,主要依靠张佩纶,这是因为张佩纶的父亲张印塘在咸丰年间对抗太平军起义时,曾任安徽按察使,与回籍组织团练的李鸿章有过并肩作战的交情。恰好当时有个机会,这年3月21日,通政使司参议刘锡鸿上奏弹劾:“李鸿章跋扈不臣,俨然帝制。前在埃及,新闻纸称李优待外人,自视若为中国之王,假外援以窥窃神器。”这是一项严重的指控。刘锡鸿曾经担任中国驻英使馆副使和驻德公使,观念保守。出使期间,因与公使郭嵩焘相互攻讦而被撤回国内,他认为李鸿章从中起了作用,一直怀恨在心。他攻击李鸿章的罪名,竟是李想做皇帝。此时的李鸿章,尚不是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后遭受千夫所指的李鸿章,朝廷正倚其为股肱。李鸿藻所控制的政治势力,需要与李鸿章结成战略联盟,所以当天发布了一道措辞严厉的上谕,对刘锡鸿予以严厉谴责,指出该奏“深文周内,已属支离……并以荒诞不经之词登诸奏牍,肆意倾陷,尤属谬妄糊涂”,命将刘锡鸿著交部严加议处。随即,张佩纶致函密告李鸿章:“卯金(刘锡鸿)谬论,圣心盛怒,公论亦鄙为倾险之士。事下考功,所以眷注纯臣,保全勋旧者,已大白于天下。愿公勿畏谗,勿负气,益加敬恪,以副深恩,是则古大臣自处之道也。”

  此时,张佩纶尚在丁忧,正受到李鸿章邀请,准备前往天津讲学。28日,张佩纶到津,李鸿章将刘锡鸿弹劾奏折的抄件、上谕以及幕僚代拟的复奏稿件一并转交给张佩纶,请其代为修改。张佩纶阅后认为,原稿使用苏东坡《代滕甫辨谤》所言“积毁销骨,巧言铄金,市虎成于三人,投杼起于屡至”的句子,“语虽切至,然非大臣止谤自修意也。拙见主于自省,未肯袭用其词,未知我公意有当否?”李鸿章立即给张佩纶送去一张便函:“代拟疏稿以省諐为主,佩服莫名。日来适有冗务,未及细校,顷始将鄙意略加孱入,点窜尧典舜典字,非得已也,然大段袭用高文,岂胜铭感。今晚业经缮发,抄稿奉呈。”这便是《李鸿章全集》所收录的《沥陈感悚下陈折》之由来。所谓“省諐”即“省愆”,意谓减少过错,是从自己这方面寻找原因,与李鸿章原拟复奏辩解流言杀人的讲法恰好相反。从策略上说,既然朝廷和慈禧太后已经对刘锡鸿的胡言乱语十分生气,李鸿章就应该把身段放得更低更软,多做自我批评。

  4月5日,李鸿藻奏折递达北京。军机大臣李鸿藻在日记中记录:

  李鸿章自陈感悚一折,拟批“览奏已悉,该督惟当慎益加慎,用副倚畀之重,至时势艰难,任事不易,朝廷自能曲谅苦衷也”。

  4月7日,李鸿章致函张佩纶:

  前折回,奉旨:“览奏已悉,该督惟当慎益加慎,用副倚畀之重。至时势艰难,任事不易,朝廷自能曲谅苦衷也,钦此。”仰蒙温谕拊循,训勉如家人父子,实令感激涕零,何敢遽蒙退志?执事关爱倍至,高文巨笔,上动天听,谨以奉告。

  从下发的上谕看,全部文字与李鸿藻所拟一字不差。刘锡鸿掀起的扳倒李鸿章的政坛风波,在张佩纶与李鸿藻的联手之下,被悄悄消弭了。太后固然不喜欢刘锡鸿肆无忌惮的人身攻击,但她知道表面上水火不容的清流和洋务大佬,私下竟有如此的勾兑和默契吗?此后不久,张佩纶在给朋友奎斌的信中说:“刘参议疏出,合肥忧愤,颇萌退志。弟正论婉留,旋沥陈感悚下枕,奉到温谕……合肥感激涕零,矢以鞠躬尽瘁为报,亦足见其忠诚矣。”由于这次帮了李鸿章一个大忙,使李鸿章与李鸿藻系的关系迅速走近。张佩纶与李鸿章、奎斌的沟通信件,就保存在这批书函文献中。

  在李鸿章主持的各项洋务运动中,张佩纶也有参与谋画吗?

  姜鸣:1880年11月,淮军将领刘铭传应朝廷宣召,进京陛见。经过天津时,李鸿章将吴汝伦、陈宝琛早已代拟的《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交给刘铭传,要刘以自己的名义上奏。不久,张佩纶致函李鸿章:“省公(刘铭传字省三)上疏过急,微指为时相所窥,有心人曲意护持,终当一历挹娄九梯,徐图骋步。”李鸿章回信说:“此乃鄙意所欲言而久未敢言,幸于吾党发其端。”

  张佩纶还秘密告知李鸿章:

  铁路亦仅数人不以为谬,佩纶知省公非其人,今日非其时,即属蔼卿劝阻,比闻子腾(张家骧)学士以三大弊驳之,内廷作此,必有授之者。来教谓议论、人心皆难画一,以是徘徊审顾,诚大臣之心而老成之见也。不然,佩纶固不畏事,不逢时者胡独齗齗于此乎?变法当有次第,愿公姑于水师矿务,勿遽言铁路耳。

  张佩纶建议,应派刘铭传筹建北洋水师。他对李鸿章说,此举在你为本谋,在海防为急务,实不专为刘铭传筹划。造铁路对军国有益的道理,我不诧异,惟此举为二千年创举,困难必多。所以建议目前仅就刘铭传一疏作为发端,开展讨论,从容议之。显然,张佩纶明白,建造铁路,时机尚不成熟,在北京官场中无法被接受,必然会遭遇保守人士的阻击,只能作为一个酝酿中的话题,反复拿出来讨论,造造声势罢了。此后,张佩纶还不断将朝廷中关于铁路问题的动向密报给李鸿章。

  由此可见,张佩纶已经非常深地卷入到为李鸿章出谋划策中去了。这些细节,以往学术界完全未曾注意到。

  在张佩纶为李鸿章的种种谋画中,军机大臣李鸿藻是什么态度呢?

  姜鸣:李鸿章与清流互相拉拢,李鸿藻当然知情。1882年,李鸿章母亲去世,按规定李鸿章要丁忧守制。但他内心并不想真正离开权力中心。恰好,朝鲜发生了“壬辰事变”,朝鲜的百姓造反,冲进了王宫。当时张树声代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就派丁汝昌、马建忠率北洋海军到朝鲜去平定,把朝鲜国王的父亲大院君抓回中国,关在保定。本来是张树声出了个很大的风头,李鸿章不在,照样成功处理了事变,但张佩纶却从中看到李鸿章“夺情”复出的机会。他写密信对李鸿藻说:

  我军水路究未训练,丁提督(汝昌)将略无闻。中外不战久矣,并非言战即得法,正须战而能胜耳。……合肥如此可出矣。

  另一方面,张佩纶告诉李鸿章:

  朝鲜之役,清议深以为诈力为非,众口一词,询其所以,当由辟疆铺张过盛使然。幸内意得视为奇功,赏必不薄耳。暂缓之说可以急矣,邺侯关念,甚至询眠食,丰采详挚殷勤,答以忧居以来,面目憔悴,壮心颓唐,以受恩深重,不得已而出,恐治葬后仍拟终制,邺侯瞿然。大约宣麻之命,渠必力让,而征南一役,仍当属之振公(张树声)。……二三知己均极力为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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