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治平:迟到的正义与司法为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41 次 更新时间:2013-04-01 14:2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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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治平 (进入专栏)  

  

  离开台北前,S教授请吃饭,聊天时,我提到之前观摩台北地方法院的印象,并把一些不解的问题拿来向他请教。于是,话题便围绕台湾司法制度展开。S教授不但是资深的法律学者,学养深厚,视野开阔,对司法实务也有深入的观察和了解。经他解释说明,台湾司法制度的运作方式及特点在我心中立即变得清晰可辨了。

  谈话中,S教授提到一本新近出版的报告文学。书根据真实案例写成,对台湾司法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多有揭露。他说要把那本书送我。隔日,S教授差人把书送来了。除了那本报告文学:《流浪法庭30年!——台湾三名老人的真实故事》,还有上一年的《司法统计年报》。年报由司法院编成,厚厚一册,内中详列各项司法统计数据,从机构人员到各类案件的收、结案数,巨细靡遗。S教授说,这些数据可以帮助我了解台湾司法的概貌。

  两本书摆在我面前:一本统计年报,一本报告文学;一个是数据的堆积和罗列,枯燥但是客观;一个是真实生活的重述,生动而感人。二者风格迥异,讲述的故事也大不相同。然而,它们描摹的,其实是同一个对象,或者更确切说,是同一对象的不同侧面。S教授送我这两本书,不就是因为它们涉及的是同一个主题吗?不过,将两本书翻阅之后,我发现,在揭示同一个故事的不同侧面之外,它们之间表面上的鲜明对照和强烈反差本身,也是这个故事中耐人寻味的一部分。

  就如其书名所示,《流浪法庭30年》讲述的,是三名“老人”在司法长河中沉浮,长达三十年始得上岸的故事。当年,这三人均为台湾第一银行高级职员,因一桩金融弊案而被控罪和定罪,但他们自信无辜,不服所判,坚持上诉,直至被宣告无罪。只是,他们当初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实现正义的路途竟会如此艰难和遥远。案发时,三人正当壮年,至三审定谳,还其清白之日,三人垂垂老矣。当年金融界的精英,社会栋梁之材,因为此案,不但大好前程付诸东流,理想和尊严也不能保全,原本光明向上的人生,一夜之间,变成一场看不到尽头的绝望挣扎。而他们没有溺毙“河中”,能够活着“上岸”,目睹正义到来,实属幸运。看到这里,读者或许要问,台湾司法制度如何设计,三个审级走完,竟要耗去三十年的光阴?

  这事说来简单。台湾司法,实行三审终审制,地方法院一审判决之后,原被告不服,可以上诉至高等法院;高等法院二审判决之后,原被告不服,还可上诉至“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为终审法院,案子到了那里,可能的结果有三:一是驳回上诉;二是改判;三是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这三种结果的前两种,判决生效之时,案子也就终结了。惟有第三种情形不同。案子发回重审,称为更一审,更一审的判决仍可上诉,若上诉又被裁定发回更审,则高等法院就要进行更二审。更二审后面,还可能有更三审、更四审,如此“更”下去,直到最“高法院将”上诉驳回或径自改判为止。这本书所写的案子,经“最高法院”发回更审凡十二次,即在高等法院经历了“更十二审”之后,才最后完成,所以历时久长。

  这个解释简单清楚,但是恐怕仍不能令人满意。人们可能会问:“最高法院”为什么屡屡将案子发回更审,这案子就那么复杂难解,必须“更十二审”才能查清?(真的查清了吗?)再者,本案在高等法院有十三审,在“最高法院”也有十三审,加上最早地方法院的一审,前后共二十七审,经手的法官多达一百零七人次,投入之巨,令人咋舌,如此巨额成本是必须的吗?还有,在当事人及其家庭,如此耗时费力的官司完全是一场灾难。法谚有云: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对本案当事人来说,这姗姗来迟的正义虽然不能说全无意义,至少打了大大的折扣。毕竟,他们为此付出了整个后半生。如此高昂的代价真的是不可避免吗?此外,本案之所以屡屡被发回重审,是因为有重大事实没有查清,既如此,历次更审为何不能彻查案件,将所有疑点一一排除?再退一步说,即便更审无可避免,为何不能缩短案件往复周期,一次结束这场于公于私都难以承受的马拉松式诉讼?

  类似问题还有许多,而对每一个问题的回答,又都可能引出新的问题。其实,这本书的作者当初就是抱着和我们同样的困惑,透过本案和其他个案,一步步深入台湾司法制度,把看似合理的制度导致荒谬结果的内在机制与矛盾揭示给公众。

  比如,我们看到,在台湾司法史上,本案虽属特殊,但是并非孤例。据作者编制的表单,1966年至2005年,四十年间,全台司法审判耗时超过十年的案件计有二十八件,其中,本书着力记述的第一银行案,用了将近三十年方才定案,历时最久。不过,若以更审次数论,这个案件还不是第一。1974年遭起诉的“华定国弑母案”,历时十一年,经历了“更十八审”方才定案,创下更审次数最多的纪录(本书354-355页)。

  好在,此类案例并非常态。根据作者据司法院年报所作的统计,1995年至2005年,台湾各级法院审结一案所需日数,平均下来,一审刑事审判在五十八天至一百零一天之间,民事审判时间略短;二审刑事审判在六十六至九十二天之间,民事审判则在一百零五至一百四十天之间;三审费时最短,刑事与民事审判分别在二十一至四十四天和三十七至六十一天之间。有学者评估,这样的效率,在世界范围内也可排在中上位置。然而,平均化的数据并不能抹煞个案中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但可能伤害到当事人,对社会亦足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因为,它们并非产生于偶然,而有着制度上的根源。就以本书所写的第一银行案为例。

  该案之所以一再被发回更审,一个重要原因是二审没有厘清与案件有关的若干重要事实。比如,“最高法院”于第五次发回更审时明白指出该案卷宗里的附表字迹模糊,要求二审法院予以改正,但是自1988年的“更五审”,到1999年的“更十一审”,前后七次更审,二十一名法官,均未对此作出回应。这大概是因为,改正附表需要查阅、核对大量数据,况且“更五审”距案发时已将近十年,查证工作殊为不易。实际上,后来“更十二审”的法官决心终了此案,带领助手查阅尘封已久的原始档案,花了一年时间才将附表问题解决。

  关于案件久拖不决的原因,作者还提到一个情节:2005年11月“更十二审”判决三被告无罪之后,检察官提出上诉。当时本书第一部分即将付梓,作者很想把检察官的上诉理由写入书中,但是等了几个月却一无所获。“检察官声明上诉后,几个月交不出上诉理由,是不是检察系统的常态,合不合理?”作者拿这个问题去问司法界资深人士,所有被问者均表难以置信。作者问:检察官撰写上诉理由有无法定时间限制?得到的回答是:在收到判决书十日之内,不过,依据法律,检察官亦可于上述时间内提出上诉声明,上诉理由再行补送。问上诉理由补送有无时限,回答有,“最高法院”判决之前。作者不解:不知道上诉理由,法院如何审判?答曰:法院仍可根据卷宗审理案件。作者转去高等法院询问是否已将卷宗送交“最高法院”,却被告知卷宗仍在检察官手里,且高等法院四度发函催还,均无结果。作者问有何办法取回卷宗,答曰通过司法途径。再问法律有无规定检察官返还卷宗的最后时限,答曰没有。作者苦苦等待检察官的上诉理由,历时半年,这时方才意识到,等待戈多的不只是他和三个老人,整个审判体系都在等(详见本书第35章)。

  二审不能查清事实,检察官不能及时返还卷宗和写出上诉理由,这些,都成为拖累案件审判的缘由,而担任三审的“最高法院”为控制审理负担所实行的“限量分案”制度,更是加剧了此种事态。所有这些现象都直接、间接地与一个事实有关,那就是,审判人员数量的增长,远不敌案件数量的增长。作者在书中引述大量数据和实例,描写了重负之下法官疲于奔命的工作和生存境况,读之令人动容。自然,实际情况更加复杂,造成审理延迟和影响判决质量的因素还有许多,包括案件的性质和构成,法官的能力、经验和操守,案件侦查和起诉的质量,甚至还有法律的良窳,立法机构的工作效率。所有这些因素彼此联系,环环相扣,构成了书中所揭示的种种问题生成的背景。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影响到台湾司法在民众心目中的公信力。

  S教授曾于1985年和1995年两度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台湾司法虽然在不断改革,但其公信力在民众心目中的位置却日益低落。比如在被问到“如果涉及刑案,你是否会相信法院的裁判是公正的?”时,前一次调查,台北市表示相信的人有百分之十九点四,台北县有百分之二十二点五。后一次以全台湾为调查对象时,这个数字就降至百分之七点二(转见林端,2010)。就是在此背景之下,司法改革再次成为朝野双方的共识和努力目标。1999年,大法官翁岳生在其就任“司法院”院长的仪式上提出五大施政方针,其中,“实行司法为民的理念”列在首位。此后在不同场合,翁岳生屡屡言及“司法为民”,其有发言记录可查者,据本书作者统计,达二十八次之多。然则,何为“司法为民”?据翁氏本人阐述,就是“司法是为人民的需要而存在”。作者又引翁氏上任之初致全体法官信中的话阐明此意:“您我案头的任何一个决定,就是人世间公平、正义的一部分,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荣誉!”(本书142页)

  上面这个情节里,最让我感兴趣的,无疑是“司法为民”那句话。因为在过去近十年里,海峡这边司法界喊得最响的,也正是“司法为民”这个口号。同样四个汉字,其外在的背景,内里的含义,有异,有同。微妙处就在这同、异之间。

  后来一次在北京的清华大学法学院演讲时,S教授总结台湾司法制度发展历程,其概括如下:1945至1979年为“专业化”时期,其特点为自上而下地提供和改善司法品质。用我们熟悉的话说,这是司法职业化的阶段;1979至1994年是他所谓“特殊化”时期,这一时期,存在于司法中的贪腐问题得到解决,如今,台湾社会基本不再受此问题困扰;1994至1999年是所谓“独立化”时期,其主要标志是通过1997年的修宪,为独立的司法预算提供保障;1999年以后,司法进入“社会化”时期,此所谓“社会化”,主要是着眼于专业内部的改革,旨在破除狭隘的职业和阶级利益,提高司法对社会的负责程度,“司法为民”之说也由此而兴。S教授当年就以“司法改革的再改革”为题写成一书,对囿于法律专业视角的法律改革提出批评,他说:“司法的本质,是一种满足人民正义感的仪式。”现代社会的法律,作为一种高度分化的制度,固然有其专业上的正确性,但是这种正确性不是唯一的。司法必须得到人们的信赖,否则“就失去了存在的基本价值”(本书148页)。这可以看作S教授对“司法为民”理念的诠释。

  司法要服务于人民,满足人民的需要,得到人民的认可和信赖,照这样理解,两岸所言“司法为民”应当相去不远。然而,两岸司法制度正处于发展的不同阶段,法律与社会互动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司法为民”一语在不同语境中的具体含义不尽相同。简单说来,大陆的司法仍在专业化途中。在此背景之下,强调“司法为民”,除了阻却司法的职业化进程,还寓有加强对司法的政治影响之意。因此,“司法为民”的口号,每每得不到法律人响应,反而屡有争议。其实,主张司法为民所用,司法服务于民,在我看来,这样的理念并无不当。要问的问题是,怎样才算是司法为民?如何才能做到司法为民?是坚持群众路线,还是走专业化的路子?是否坚持法律的自主性?怎样的制度安排能够保证司法的廉洁、公正和效率?什么样的司法制度更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得到大多数民众的信赖?在思考这些问题时,我们可以发现,《流浪法庭30年》所揭示的台湾经验,在有些方面足资借鉴。

  比如,无论在台湾还是大陆,“司法为民”都是弥足珍贵的理念,而要坚持这样的理念,至少要满足一个条件,那就是让司法制度接受民众的检验和评判。为此,保持司法制度的公开透明,资讯开放,允许对司法、法律的自由探究和批评,尤为重要。“流浪法庭30年”之类的故事,在大陆不可能出现,就好像台湾不会有“上访30年”的故事。不过,更重要的不同还在于,像《流浪法庭30年》这样的报告文学作品,在这里干脆无由产生。因为,这里要获得所需的司法审判资料很难,能够公开运用这些资料更难;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像本书那样对司法弊害刨根究底的探究和直抒胸臆的批评,如果不是被完全禁绝,必定受到极大限制。这并不是因为这种探究和批评是违法的,而是因为它们有这样那样的“不正确”。诚然,法律依其本性首重“合法与否”,而不是讲求“正确与否”。但是,法律如果不能确保其自主地位,又如何为法律上的权利提供坚实保障?

  又说到司法与政治的关系,这可是古老而常新的话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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