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皇凤:增强执政党调适性: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战略取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15 次 更新时间:2013-03-31 22: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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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皇凤  

  不断增强政治体制的弹性和灵活性,有效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复杂而多元的社会需求和政治期望,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主线。而中国共产党一直在改造它的组织形式与内部治理结构,适时调整执政党—国家—社会三者之间的制度化关系,使自己适应体制改革与社会转型所创造的经济社会环境,不断增强执政党的调适性是转型中国执政党建设的核心主题,对维系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政治大局的和谐稳定意义重大。

  

  三、中国共产党的调适策略:意识形态创新、组织建设与制度变革有机互动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一方面,国内面临经济社会结构的重大变迁,利益诉求的多样化,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的扩大,民众政治参与意识的普遍觉醒,党已经不可能再单纯依靠传统的意识形态动员和严格的控制方式进行社会治理;另一方面,全球化过程中充满动荡和风险的外部世界,对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党的执政地位提出了严峻的考验与挑战。面对不断变迁的社会结构和充满挑战的外部环境,通过意识形态创新,稳步扩大执政的社会基础,有效整合各种合法性资源,不断提高党内治理的制度化水平,中国共产党对外部环境的深刻变革进行了积极有效的回应,在渐进调适的过程中提高了自身的适应性。

  首先,意识形态创新是中国共产党调适策略的核心举措。长期以来,意识形态一直是共产党治理国家的支柱性力量。改革开放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意识形态柔性化,社会政治功能逐渐弱化,民众也开始表现出对意识形态的冷漠态度。但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创新异常活跃,意识形态随着时代变化不断更新其内容、改变其功能,彰显出勃勃生机。在意识形态内容的更新上,“三个代表”解决了党的传统理论中阶级基础过于狭窄而不能吸纳新兴社会力量的局限,为执政党对社会各阶层开放和重新调整党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没有放弃党的传统阶级支撑力量的同时,把市场化改革以来的各种新兴经济社会力量吸纳进党的组织系统之中,大大拓展了党的执政基础。进入21世纪以来,为应对中国社会矛盾增多及地区发展不平衡等社会问题,主流意识形态的创新重点转入“科学发展、和谐、生态”等新的话语体系之中。第五代领导集体对“三个代表”思想进行了民本式的重新解释,将着重点从“三个代表”中的第一个代表转向第三个代表,充实了其民本内涵,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新概念以引导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同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也容纳了中国儒家思想和现代政治价值体系中的某些元素,更加关注社会平等与公平正义问题,更加强调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社会主义本质内涵。总之,中国共产党通过主流意识形态的融汇性,不断注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历史文化等元素来增强其统治的合法性。在意识形态的功能变迁上,在一个高度政治化与意识形态化的时代,意识形态是引导和改变共产党组结构与功能、规约干部行为及引领社会发展的主轴,而在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高度实用主义的时代,意识形态开始转变为论证现存政策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工具。并且,党通过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革新而使其与市场经济环境相容,凸显了为经济发展服务的目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修辞性变化,既符合中国外在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也有效协调了中国传统、马克思主义正统话语体系、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话语体系继承与创新的复杂关系,从而为党继续执政提供了合法性支持。通过意识形态创新,不仅为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赋予合法性,为党的改革政策提供理论支持,而且成为执政党一系列组织建设和制度变革的引擎,开启了执政党建设和国家建设战略性互动的新时代。

  其次,组织建设是中国共产党调适策略的着力点。政党根据社会的变化而做出政治纲领、组织构成的调整,成为政党维持生存常用的有效策略。改革开放伊始,中国共产党就宣布阶级斗争的结束,并且不断通过组织建设和组织网络渗透的方式拓展国家治理空间,建立党与各种新兴的经济社会力量之间的制度化联系机制,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逐步趋向规范与和谐。中国出现了无数的社会组织类型,包括商业协会、专业协会以及体育和业余爱好者俱乐部等。这些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批准的,在特定的领域代表和表达专门的组织性利益。这种国家法团主义的战略并不是要放弃控制,而是以更加灵活而间接的手段来加强对社会的调控效能,以形成党与社会更为和谐的互动关系。在组织建设方面,意义更为深远的举措是吸纳新兴的经济社会精英入党,特别是专业和科技精英与私营企业家。随着国家建设战略重心的转移,经济现代化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能够与经济增长和现代化的首要推动者建立直接联系。因应我国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党组织逐步吸收新出现的社会各阶层中的先进分子,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2010年全国1.47万个具备建立党组织条件的社会团体中,1.42万个建立了党组织,占96.8%。1.93万个具备建立党组织条件的民办非企业单位中,1.89万个建立了党组织,占98%。律师和注册会计师行业实现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同时,高学历人才和年轻人的增多成为党员结构变化的显著趋势。在2002年十六大时,党员队伍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和35岁以下的党员分别只有24.2%和22.2%;到2007年十七大时,这两个比例则分别上升到31.1%和23.7%;而截至2011年底,党员队伍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党员3191.3万名,占党员总数的38.6%;35岁以下的党员2062.2万名,占党员总数的25%。在十七大召开时,全国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党员人数达到286.3万人,占当年党员总数的3.95%。仅2010年一年,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就发展党员13.1万名,占发展党员总数的4.3%,比上年增加0.4万名;在社会组织中发展党员8.3万名,占发展党员总数的2.7%,比上年增加1.1万名;在新的社会阶层中发展党员1.6万名,占发展党员总数的0.5%,比上年增加530名。党员的吸纳标准和党员社会构成的变化,生动体现了改革开放后新的社会结构形态,是党在社会变迁中对利益群体多元化、利益需求多样化的一种政治承认。对新兴社会阶层的吸纳,体现了党对中国社会结构出现历史性变化的敏锐洞察和理性权衡,有助于提高党在全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提升了执政党的调适能力和社会整合能力。

  最后,制度变革是中国共产党调适策略的重心。较高的制度化运作水平是政党现代性的重要特征,制度化是执政党建设的核心,制度能力是现代政党政治能力的关键组成要素。在政党现代化的过程中,执政党不仅应当体现为理性的行动者,而且理应作为理性制度的综合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增强政党制度与国家制度之间的耦合性,执政党自觉维护国家的法制权威,不断提升依法执政的水平。同时,推进党政关系的规范化与法治化,建立和完善执政党治理社会公共事务的制度和规范体系,全面提升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制度化水平。到2010年底,党领导立法机关制定现行有效的法律共有236件,涵盖宪法及相关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法及非诉讼程序法案七个法律部门;现有有效的行政法规近690多件,地方法规8600多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稳步推进党内治理的制度化建设,确立党章和制度的权威,完善党内各种规章制度,规范党内权力运行机制和民主决策机制,保障党员的基本权利,加强党内民主的各项制度建设,使之成为高度制度化、民主化和理性化的现代政党。在组织管理方式上,废除党的最高领导人的职务终身制,建立了有利于党员领导干部新陈代谢的正常离退休制度,强化党内纪律监督机制,陆续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推进自身制度化的努力。更为重要的是,发展党内民主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战略重心,执政党把发展党内民主提升到“党的生命”的高度,认为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不断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建立健全以民主集中制原则为基础的党委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进一步发挥各级党委全委会和常委会的作用;扩大在市、县进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积极探索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发挥代表作用的途径和形式;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扩大差额选举和竞争性选举的力度;建立和完善党内情况通报制度、情况反映制度和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党内民主的制度保障更为坚实有力。制度的动态调整巩固了意识形态创新和组织建设的成果,随着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水平和党内治理制度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中国政治体制的弹性和活力不断增强,执政党对复杂局面的驾驭能力提升,保障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在确保核心制度长期延续的前提条件下,执政党建设的核心主线是推动自身的适应性调整,在根本制度的边缘与外围地带不断推进各种体制变革与制度创新。中国共产党在回应社会挑战、化解社会危机的过程中不断实现执政党自身的理性化与现代化,在不断增强体制弹性和制度学习能力的基础上,有效实现了相对平稳的社会转型。随着市场化改革的逐渐深入,基于利益大分化基础之上的现代社会稳步成长,社会有了逐步清晰的利益格局,为社会力量的再组织化和新兴边缘化利益的重组提供了基本的社会前提,也为执政党治理模式的变革提供了宏观历史背景。重新调整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改变过去长期单纯依赖行政资源来整合社会的方式,更多地顺应社会本身的内在脉络和满足新时期基层群众的需求和期盼,通过动员与服务基层社会来提升执政能力和巩固执政基础,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实现现代转型的战略抉择。

  

  四、执政能力建设:执政党调适性和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立足点

  

  政党调适性主要是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过程与提高政党适应性具有内在一致性,政党对变动不居的外在环境的适应过程就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过程。自从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以来,中国共产党在优化执政主体、完善执政体制与改进执政方法三个方面有力推进了执政能力建设。

  首先,优化执政主体是执政能力建设和增强执政党调适性的前提条件。影响执政党调适性的重要变量是执政精英的作用,他们既是推动政党变革与增强政党调适性的首要能动者,也是执政能力的直接载体,执政能力最直接地表现在执政主体的能力和水平上,尤其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科学驾驭和运用各种国家法律、治理制度和公共政策表现出来的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能力和水平。因此,领导机关的结构优劣和运转状态,领导干部的素质和能力,都直接决定和反映着执政能力的高低。提高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的素质和能力,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可或缺的保证。改革开放以来,各级党校在发展定位与课程内容上的调整,不仅引导着干部意识形态上的认识,而且有利于干部熟悉各种应对环境变化的现代知识,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行政官僚,有效塑造了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国家认同。同时,党通过组织人事制度的变革,不断加强对干部的管理,各级党委组织部门和政府人事部门在干部选任、干部交流等方面引进了现代管理形式。为创建一支具有现代专业素质的干部队伍,教育背景、职业能力以及年轻化等标准越来越受到重视的同时,政治忠诚的标准依然得以维持。另外,在干部考核与责任制度方面,高层权力激励与干部行为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对促成干部政治忠诚和主要政策的执行积极有益,并且干部岗位责任制作为治理工具和干部管理的手段,在为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服务的同时,通过调整考核指标、改变指标权重等方式有足够的灵活性以调适各种经济社会变化的需求。

  其次,完善执政制度和改革执政体制是执政能力建设和增强执政党调适性的根本保证。一切执政活动能否正常进行以及其效率和效果如何,首先取决于制度和体制的设计是否科学合理,制度和体制的运转得是否灵活高效。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首先需要在制度完善和体制变革方面下功夫,不断推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制度化、法制化、程序化、规范化进程。如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执政体制上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优化执政党为核心的国家治理体系的结构与功能,调适执政党—国家—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等。其中,党与国家关系的理性化更是改革执政体制的重中之重。中国共产党在一个压力重重的环境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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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浙江社会科学》2013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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