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幽灵仍在中国大陆游荡。
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文化的革命，还是革文化的命、革文明的命？看上去这似乎是个悖论，但它却发生了。它之所以发生，自然有它的现实基础和历史渊源。它轰轰烈烈发生了，惨惨烈烈逝去了，但它的幽灵仍在游荡——而这一切，正像老黑格尔说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
一、文化大革命：一个历史逻辑的产物
文化大革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中国大陆爆发是有其历史渊源与现实基础的。要在一篇文章中详细论证是不能承受之重，我们只能选择简略的叙述。
1，专制王权的魅影
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姑且如此假定），信史的大部分都是封建社会。如果依有的史学家的西周封建论，那绝大部分都为封建社会了。封建社会最突出的政治形态就是世袭的王权。天无二日，皇帝至尊。臣民的生死予夺都在皇帝的一颦一笑之间。所谓“君要臣死不得不死”即是“君为臣纲”的冷酷注脚。由于漫长封建社会的浸润，这种封建专制不仅成为历代帝王的思维模式，也积淀成为臣民的集体无意识。在这种封建社会形态中，开明帝王可以疏通言路，任贤纳能，营造本朝盛世。暴虐之君也可肆无忌惮诛灭重臣，滥杀无辜，恣意妄为。如果说商纣王以“吾闻圣人心有七窍信有诸乎？”剖杀比干视其心或只是个传说，那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则是不争的史实。这种不受制约的无上权力之梦对有帝王思想的历史人物来说，是难以抗拒的诱惑，是致命的魅影。袁世凯即是一个被魅影缠身的标本。而不幸的是，被颂为伟大的革命导师、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毛泽东恰恰也具有浓厚的帝王思想，没有摆脱王权魅影的诱惑。
有人举出毛泽东少年时代的小诗《咏蛙》来佐证：“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这明显缺乏说服力。不说这仅是少年的心高气傲，它只是一种诗的比拟，缺失实在的指称。实际上还远未达到陈涉的“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与黄巢的《咏菊》“待得秋来九月八，我花开时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实指意义。至于《沁园春 雪》虽然实指意义高于《咏菊》，但诗终归是诗，抒情远大于指称。鲁迅读了毛泽东的诗，说他有“山大王”气势。但“山大王”与帝王，一个呼啸草莽，一个高居庙堂，这点区分，对工于文字的鲁迅来说，是很清楚明白的。我们认为，最能体现毛泽东的帝王思想的还是他的直接言行。
据《别了莎菲》一书记载，丁玲曾向书作者讲过毛的两件事，“一是在延安的时候，我经常到毛主席的住处去。……有一次，毛主席突然问我：‘丁玲，你看现在咱们的延安像不像一个偏安的小朝廷？’我知道他是在开玩笑，就回答他：‘我看不像， 没有文武百官嘛！’‘这还不简单呀！’主席马上把毛笔和纸推到我面前，说：‘来，你先开个名单，再由我来封文武百官就是了。’我没有开名单，只是报了人名。反正开玩笑嘛。毛主席一边写名字，一边在这些人的名字下面写官职：这个是御史大夫，那个是吏部尚书、兵部尚书什么的，还有丞相、太傅，等等。
弄完了这个，他突然又对我说：‘丁玲，现在文武百官有了。既然是个朝廷，那就无论大小，都得有三宫六院呀！来，来，你再报些名字，我来封赐就是了。’听了这个，我马上站起来说：‘这我可不敢！要是让贺子珍大姐知道，她定会打死我的。’”如果说这只是孤证，那么李锐曾说道，在延安，毛泽东曾戏问他的俄文翻译师哲：总统和皇帝有什么不同？师哲按照书本知识说了个一二三，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说：“其实是一样的！”这就不是孤证了。还有，毛在不同场合说过下面类似的话：“说个人崇拜就是崇拜我。不崇拜我就崇拜他。我看，崇拜我好一点。”在1950年4月审定“五一”节口号时，毛自己亲笔加上一条：“毛主席万岁！”这些都是有力的证据。而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在尼克松访华前与之谈到毛泽东时说过：“有一次我問他是否把自己看作是16世紀中国最后几个伟大皇帝的继承人。毛说說：‘当然我是他们的继承人。’总统先生，你是在理性范围内行事的，但毛却不是。他脑子里有个幻象，這幻象迷住了他。”显然，这个幻象就是帝王梦。
刘邦和朱元璋是毛泽东特别属意的两位帝王，主要原因是他们的卑微出身和夺得帝位的经历在历代帝王中与毛相近，也符合毛的“老粗出人物”的观念。刘、朱登基称帝的风光必定带给毛无限的遐想。尤其是从此施行的“君臣有别”的朝廷仪礼完全吻合毛的帝王梦。从延安时期起，毛泽东就在逐步地把战友们置入必须服从君命的臣子之列。一部《资治通鉴》烂熟于胸的他当然对如何驭臣治吏很有心得。
1935年遵义会议后，张闻天作为总书记负总责。然而几年之后，毛泽东夺得最高权力，却将身为政治局委员的张闻天着意贬为自己的政治秘书之一，在延安高层中公然进行羞辱。以后身为政治局委员的张闻天又被贬做外交使节，只“享受”副部级待遇。在出使前毛仍忘不了叮嘱：“不说话是金，少说话是银”--一个外交使节竟然被封嘴！“进京赶考”之后，毛学着刘邦削藩，撤销五大行政区，主要领导人入京“行走”，时称“五马进京，一马当先”。然而不久，这一马当先的高岗就和饶漱石一起被打为“高、饶反党联盟”，尽管他们之间并无确定的组织关系。个中缘由，至今仍有点云山雾海。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没有毛泽东的点头，高岗不可能“一马当先”，高、饶也不可能被打成反党联盟。彭德怀与毛泽东是湖南湘潭老乡，井冈山时期，彭德怀与毛泽东是“哥们”相称，常常在午休时间闯进毛的住处把毛闹醒。然而到了五九年庐山会议，彭德怀致信毛泽东，在充分肯定人民公社、大跃进运动的成绩，颂扬毛的英明指示“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的前提下，提出要注意当前存在的两个问题：1，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2，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却未料“逆了毛的龙鳞”。接下在顶撞毛之后，当年的“唯我彭大将军！”被毛无情地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头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首领。在彭、毛争执时，朱老总曾试图从中调和，不料刚说几句，毛却将脚架到桌上来，敲着鞋帮子说：“朱老总，你在隔靴搔痒啊。”
把朱老总说得一脸涨红。
这一幕幕，不啻是活生生的君臣演义。
2，中国社会发展缺失的拼图板块
马克思预言，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列宁作了根本的修正，十月革命首先在俄国这个资本主义最薄弱环节的落后国家取得成功。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又作了伟大的跨越，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直接带进社会主义（几十年后，又回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三个阶段的理论与实践谁正确呢？或者说，谁比较正确呢（如果有比较正确的标准的话--就像一个现代童话说的：亚当回到家骄傲地对老爸说：“今天的生物课我的成绩最优！”“是吗？得了多少分？”“及格。”“及格？这还最优？”“别的同学都不及格呢！”“哦？……”“老师问：鸵鸟有几只脚？”“你回答几只？……”“三只！”“天哪！”“别的同学都说是四只呢！老师说，我的回答比较正确。”）？历史证明，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最终是失败了。中国的跨越式革命至今还在回头补课：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课。（有人争辩说，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他们忘了，马列主义的经典政治经济学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不能一句“发展马列主义”就似乎解决一切了事。）“中国今天远没有走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温家宝语）。这跨越成功了吗？其实，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反倒是说不清楚了。比如，经典社会主义理论指出，社会主义要消灭三大差别，消除贫富两极分化。你倒是瞧瞧，今天的城乡差别、贫富分化是在填沟，还是在把沟挖宽？邓小平也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但是我们社会的剥削现象是消灭了还是增多了呢？暴富的官商们是不是掠夺了人民的财富？民营企业家是不是剥削了工人的“剩余价值”呢？别以为那些富豪穿上了“民营企业家”的马甲就不是马列主义抨击的资本家。再说，“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也并不是“社会主义”的专利。看看全球500强，了解一下经济发展的全球化的来龙去脉，你会发现，“资本主义”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上其实跑在“社会主义”前面。所以，论“比较正确”的话，还是马克思的预言比较准确。今天在欧美，尤其是北欧的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倒真是高福利民主社会主义。不过，这个社会主义与原教旨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社会主义不是一码事，与当代中国官方权威解释的（依然解释不清的）与时俱进的“社会主义”也不是一回事，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更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因此，值得认真反思的是：当年中国跨越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是不是真的是一件幸事？
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以及这期间风云际会、波澜壮阔的“启蒙运动”，虽然都被我们不屑地贴上了“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廉价标签，但它们对整个人类社会、人类历史的震撼性的巨大作用是不容忽视，不容低估的。
“光荣革命”在英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开启了英国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航程。法国大革命诞生了《人权宣言》，确立了人权、法治、公民自由和私有财产权的基本原则，宣布“人们生来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在全世界高扬起“天赋人权”的伟大旗帜！大革命建立了法兰西共和国，同样开启了法国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不可逆转的航程。而尤为值得深思与研究的是“光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宏伟背景上风起云涌的启蒙运动--没有任何设限的思想解放运动。
启蒙思想家们普遍追求人的自由权利。当然，这种自由并不是随心所欲的，无限制的，它必须受人民共同意志的制约。人民的共同意志的体现即社会契约。在服从共同意志的条件下，人人都是平等的，从而也都是自由的。否则，个人自由根本无从谈起--这是启蒙思想家霍布斯和洛克的“社会契约论”的基本精神。充满自由精神的社会契约论成为公民社会抗击神权，抗击专制王权，反对“君权神授”，反对专制主义的锐利武器。洛克把政治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对外权，以避免权力的集中。这一思想在孟德斯鸠那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他明确提出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三权分立，相互制约，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一个国家的法治实行。他的法学思想影响巨大，为欧美国家建立和施行多彩的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一个非常有启发意义的事实是，法国“启蒙运动”中名声赫赫的百科全书学派是由以狄德罗、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为代表的知识精英组成，他们的哲学观点多样，宗教信仰不一，但是他们有一个基本共同点：一切制度和观念都要接受理性的审判。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吧——伏尔泰：人类最宝贵的财产是自由。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卢梭：最盲目的服从乃是奴隶们所仅存的唯一美德。狄德罗：任何东西都敌不过真实。真理喜欢批评，因为经过批评，真理就会取胜；谬误害怕批评，因为经过批评，谬误就要失败。孟德斯鸠：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一切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腐败。任何专制的国家的教育目的都是在极力降低国民的心智。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们将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如果同一个人或者是由重要人物、贵族或平民组成的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力，即制定法律权、执行公共决议和裁判私人犯罪或争讼权，则一切便都完了。
这些巨人的理论和观念对创建民主政治、理性社会作出了伟大贡献。他们的伟大独立人格至今仍是我们的主流“理论家”难以望其项背的——一个简单事实是，我们的主流“理论”往往只是政策的注脚。
而我们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缺失的拼图板块正是：孕育天赋人权、民主法治、理性批判的“启蒙运动”及其推动建立的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不管你是否刻意给她戴上一顶“资产阶级”的狭窄帽子。
3，人造神祇的诞生
当“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遭遇猛烈抨击批判之后，一个塑造个人崇拜的造神运动就在上下加速展开。这个造神运动是毛泽东亲自主导的。
在陕北站稳脚跟之后，毛泽东就领导开展了整风运动，历时三年有余。整风运动说是“整顿三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但是其实质是从思想上对中共历史上的所谓路线斗争进行彻底清算，以确立毛泽东在党内不可挑战的唯一正确的绝对权威地位。在整风运动22篇学习文件中，毛的占了6篇，居于主导地位。整风运动委员会宣布：在所分发的文件和材料中，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正确的，符合中国国情和革命的实际斗争状况，因此必须当作思想改造的重要武器认真读和反复读。正是整风运动的政治清算本质，善于捉摸毛泽东心理的康生适时提出“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不失时机地发起了“抢救运动”。结果，延安一万多名干部，被揪出的特务、叛徒和被“抢救”的失足者有千人之多，占了近10%。正是通过这次整风运动，一些反对过或者持有与毛不同意见的中共党的重要干部都作了检讨。至此，原先位居毛泽东之上的党的领导人，像王明、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等也都认过错，表示了对毛的臣服。1943年3月，在王明、博古、周恩来、王稼祥、陈云等政治局委员缺席的情况下，中共中央秘书长任弼时在政治局例会上提出书记处作为政治局办事机构，成员精简为3人。刘少奇随即提议书记处设立主席一名，其他两人为主席助手。书记处具有遵照政治局制定的方针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问题的权力。会上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书记处，毛泽东为主席。主席具有最后决定权。自此，中共高层领导体制废除了相对分权的总书记制，由三位湖南老乡构成的最高核心领导在中共高层形成，毛泽东无疑成了核心的核心，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在组织上得到确立。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第一次把“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把“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规定为党员的基本义务。这份报告105 次出现毛泽东的名字，而且常常伴随着一个“最”字。比如“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他不但敢于率领全党和全体人民进行翻天覆地的战斗，而且具有最高的理论上的素养和最大的理论上的勇气……”--由此，有组织的个人崇拜基本塑造完成，一个人造神祇诞生了。连傅斯年到了延安，见了满堂锦旗，一片颂扬，也不由叹曰：“堂哉，皇哉！”
与此同时，被诱导的民间的造神也在火热进行。由《芝麻油》演变成《东方红》即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例--“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咳吆，哎呀我的三哥哥。”情歌面目一新变身为“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呼儿咳吆，他是人民大救星。”
造神运动一直到毛泽东去世都没有停止。1958年，柯庆施就在成都会议上语惊四座：“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1962年，面对大跃进、人民公社釀成的饿死千万人的大饥荒，在七千人大会上，林彪依旧为毛泽东作了神性的辩护：“……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而谁都知道，“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正是毛泽东亲自竖起的伟大旗帜。
造神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登峰造极，满目红海洋，充耳万寿无疆。就连毛泽东转送的芒果也成了顶礼膜拜的圣物。北京针织总厂分得一个鲜芒果，工人们先举行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然后用蜡封存，打算传给子孙后代。那个被封存的芒果供奉在一个厂子的一个大厅里，全厂工人排队前往鞠躬致敬。谁知蜡封的芒果几天后开始腐烂，厂革委会只好决定将蜡弄掉，剥去坏皮，放进一口大锅里煮水。然后举行仪式，全厂工人排成长队，每人喝一口煮烂芒果的水。鲜芒果没有了，厂革委会又订制一个蜡制芒果，摆在大厅里，仍旧让工人们膜拜致敬。有趣的是，据说当年喝过芒果水的工人程某，二十多年后去到海南出差，侍应小姐捧出芒果待客，程某惊为神物，连忙下跪，小姐被搞得一头雾水。还有一个学生，兴奋得五天没有洗手，原因就是他与一位农业劳模握了手，而这位劳模曾经受到毛主席接见，与毛主席握了手。
国际歌的歌词渐渐淡忘了，《东方红》的歌声愈唱愈响，一个仅次于神的声音响彻神州大陆，庄严地将神谕宣布为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4，毛泽东的思想定势及其与社会现实的疏离
毛泽东的人生经历和他不甘人下的个性对形成他的思维特质甚而思想定势有很大的关系。他总是念念不忘斗争，并且把它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 “没有矛盾和斗争，就没有世界，就没有发展，就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他享受着斗争的乐趣：“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也在斗争中积累经验，加强感受：“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修。” “不斗争就没有进步。”“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斗争哲学的程式化使毛热衷于搞运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共党内斗争频繁，社会运动绵延不断，这些与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思想定势是密切相关的。
毛泽东的战友们是熟悉他的斗争哲学的，也在他的斗争哲学熏陶下享受过斗争的喜悦，承受过斗争的痛苦。这对他们的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产生很大影响。有的不说真话，有的刻意奉承。对党的中下层干部来说，影响的灾难性效果像投石效应，层层放大。
大跃进、人民公社是毛泽东亲手竖起的两杆红旗，是明显的桃花源的产品。但是主席好锦绣，群臣忙织造。下面我们来看看面对“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高产”的浮夸风，毛泽东是怎样忧思“粮食多了怎么办？”的乌有问题的。
1958年，据新华社的公开报道，水稻亩产量最高达130434斤10两4钱，小麦亩产量最高为8585斤6两，玉米亩产量最高为35393斤，山药亩产 120万斤，一棵白菜52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毛泽东开始担心粮食多了怎么办？1958年夏天，毛泽东请来访的赫鲁晓夫吃饭时， 问到苏联有无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赫鲁晓夫回答：苏联没有这种经验。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在河北省徐水县视察时，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汇报说，徐水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收获12亿斤粮食。毛泽东问：“你们全县31万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毛泽东指示“应该考虑到生产了这么多粮食怎么办的问题。”指示还要求科学家一起参与到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中来，与农民一起想想办法，拿出切实的措施，解决“粮食多了怎么办”的实际问题。
8月6日晚，中国科学院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并讨论毛泽东的指示。8月7日下午，在中国科学院整风领导小组会议上，再次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8月中旬，中央领导人在北戴河避暑，各部部长们都去那里开会，研究毛泽东提出的题目：粮食多了怎么办？最后，中国科学院党组只好把粮食综合利用的研究任务下达给六个化学和生物学的研究所。
毛泽东不仅非常着急地要求大家一起想办法解决问题，要求科学家积极参与进来，与农民一起想办法，拿出切实措施解决“粮食多了怎么办”的实际问题。他自己也亲自开动脑筋，想出了三个办法。
办法1、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办法2、少生产。土地休整，实行轮耕制、休耕制。办法3、援外。
1958年8月下旬中央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为了解决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毛泽东提出“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粮食也够用。将来我们要搞地球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
然而，半年时间，饥荒开始袭击中国大地。三年时间，饥饿夺去数以千万计中国百姓的生命。
以后，毛泽东似乎了解到一些真实的国情，但他拒绝承认大的失策，坚持成绩是主要的，成绩与错误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这是他长期喜爱反复使用的近乎固化的形象比拟。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和“亲密战友”林彪背他而去，摔死在异域，受此沉重打击，毛泽东才改用了三七开评价自身及与之相关的事。
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共的角色在形式上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毛泽东也明白“马上得天下”焉能马上治之。面对治国的新课题，他调派一些内行干部到一线工作，但内心仍然保留着“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的想法。
1953年斯大林的去世促使毛泽东提出中央领导工作分一线、二线，中央自然同意了，口头理由是让“主席有时间集中精力进行党的理论建设和思考党的大政方针”，没有作出成文决定。当时大概谁也没有料到，这个一、二线分工拉开了毛与中央一线领导人之间的距离。由于不在一线工作，毛泽东不了解真实的国情，对一线领导人作出的举措、决定的正确性心存怀疑。特别是一线的决定没有凡事请示他（这是他同意了，甚至是他提议的），这让有猜忌心理的毛泽东内心很不舒服。以后，他几次提到有人“搞独立王国”、“搞修正主义”，要“警惕身边的赫鲁晓夫”，甚至提出“中央（北京）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就不是出于随意和偶然了。
1956年开始国内外发生的一连串的事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发表《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秘密报告）、波兰、匈牙利事件，59年庐山事件、苏共22大提出的“三和”“两全”、刘少奇等提出的“三自一包”、中苏论战、彭德怀的八万言“翻案书”……等等，从阶级斗争哲学出发，毛泽东认为这些事情本质上是有关联的（毛把彭德怀等人打成裴多菲俱乐部型的“军事俱乐部”即为明证。以后又把他的第一接班人刘少奇打成“中国的赫鲁晓夫”），是阶级斗争的激烈表现。因此，在1962年9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断然否定了中共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的表述：“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 ，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
这里需要特别提出的是，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央所作报告中认定，造成三年困难的原因中，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客观上迫使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这类似“罪己诏”的自我批评一直叫毛泽东耿耿于怀。四年之后，毛泽东在文革中发出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里边，对此仍然念念不忘：“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炮打司令部”--文革伊始，毛泽东就把革命的炮口对准了他曾经选定为一、二号接班人的刘、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同样，斗争哲学也使毛泽东对法治的必要性与成效产生怀疑，甚至蔑视。他喜欢公然宣称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认为“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和刑法那一类法律都不需要了。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开会也是法。一年搞4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他推崇：还是“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什么法律。”政治运动取代了法治。这种无法无天的思想观念到文革时在中国社会被急剧放大，《造反有理》的歌声震耳欲聋（歌词为毛的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打、砸、抢、杀肆虐大陆。
国内外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与斗争在毛泽东的脑海里纠缠一起，一个幻象越来越变得真切：“臣下”在暗中纠集阴谋背板他，修正主义成为现实的威胁，苏联式的和平演变的阴影笼罩着北京，他已经听到了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脚步声！到了该出手彻底清理这一切的时候了。他指示江青到上海秘密组稿，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大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找到了适合它生成的土壤。它有现实的根基。因此，我们说文化大革命的产生是现实的，也即是像黑格尔所说，是合理的。它不是上帝掷下的骰子，而是历史逻辑的产物。
二，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意义与改革开放
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三十多年，整整两代人对它没有一点感性体会。但它却没有从当今社会公众的视野中消失，它依然引起人们的关切，引起群体的争执。
“左派”、“右派”之称谓在中国其实是舶来品，却在现代社会中受到青睐。人们爱用“左”、“右”派来给不同观点贴标签，常常带有主观性和随意性。有意思的是，人们常喜欢以“左派”自诩，以“右派”帽子攻击对手，但没有人以“右派”自居，仿佛那位置是个老虎凳。当下，一些曾被打成右派的人士以“右派”自称，那其实带有一种怨愤的自嘲。这全是中国现代尤其是当代政治生态使然。不过，人们注意到，这种情况正在改变。现在，我们的视点聚焦在文化大革命上，那么依据对文革所持的态度，我们使用“肯定派”与“否定派”来标识对立群体的分野，应该是一种比较妥当的选择。大致来说，肯定派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实践，目的是发动群众斗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修防修，粉碎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企图，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因此，它是非常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否定派则抨击道：“‘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十年文革实际上是十年浩劫。在这两极评价之间自然还有一些不同的评判。这些评判都有他们自认的道理，但似乎都缺少深层的理性批判的支持。
如果说两极评价之间还有一个交集的话，那就是“破”，但内涵不同，甚至相反。肯定派认为，文革是“大破大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破的是封、资、修，是资产阶级法权。立的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听来多少有点空洞。否定派则认为，文革破坏的是国家政权，社会秩序，经济建设，整个民族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但是在这个交集上，两者都没有认识到，正是这个“破”，“怀疑一切”的马克思“病毒”释放了出来。
尽管后来遭到批判，受到堵杀，但是潘多拉的盒子已经打开。“病毒”摧毁了对神的不疑的崇拜，引导思想冲破了禁锢的牢笼。这才是文革的深刻历史意义所在。用寓言的方式表达，文革像是人为引发的地震，佛祖的本意是以此教育心意不诚的信徒庶民，惩罚自作主张、背离教旨的罗汉菩萨。但是地震失去控制，它程度不同地破坏了整个城市，包括耸立在城市中央的神庙。它剥去了罗汉菩萨的金装，也毁坏了佛祖自己的金身。信徒和僧侣困惑地走离神庙，走出曾经虔诚信仰的神的迷信的阴影。一神教的教义受到怀疑，市民的自我启蒙在兴起……地震后的重建，佛祖移下了莲花座，神庙也必然偏离城市中心。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接踵而来的“思想解放远动”，也就没有改革开放--这也许是物极则反的历史宿命。
文化大革命过去，邓小平复出掌权，他首先面对的问题就是：中国向何处去？萧规曹随，走毛泽东的道路？显然不行。走毛的道路，那意味着赞同打倒自己。而曾经被打倒的政治家的本能就是欲用截然不同的政策的成功来证明自己的正确与对手的错误。文革对国家经济的严重破坏给了邓小平一个极好的机遇。中国的芸芸众生要求甚低，只要能吃饱肚子、穿暖身子，他们就感觉满足。相信曾经下放过农村的人多有经历，面对党内的所谓重大路线斗争，不少农民直率地表示：不管谁当道，能吃饱肚子就是好道（作者曾下放到一个农村，看见村子房屋墙上还依旧留有当年赞同刘少奇主张的标语：三自一包好……我指着标语悄悄地对雇农出身的大队长东根说：“这个，还不去刷掉啊？！”我以为他会感激我的提醒。谁知他看了一眼，淡淡地说：“冒有三自一包，还不晓得要饿死几多人呢！”--那时正是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后几个月。墙上标语直到几年后建新农村才与房屋共消亡）。邓小平直觉地看到，只要把国家经济搞上去，让人民过上温饱日子，他就能赢得人民的赞同，而不会追究什么主义、思想的正统。他抓住了机会，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然而，回首过去，他必须清理毛泽东的遗产，这对他是个两难命题。不清理，党内为数众多的受过冲击和无端迫害的干部不会答应，他将失去权力的支撑。何况他本人也受到严重的打击，不对毛泽东的错误进行批判，他和广大干部的平反无从谈起。但是真要清理，他害怕失控。对毛的错误的批判的深入有可能发展成对整个共产党所犯错误的批判，形成对党的统治的挑战。况且，作为建国以来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成员之一，邓小平对党所犯错误负有难以推卸的责任，他当然不愿把火引到自己头上。因此，他采取了一个可控方式，理论上点到为止；事件上宜粗不宜细；人员平反上，网开三面。这为他赢得时间和相对适宜的环境能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但也遗留下广泛的争论与怀疑。
邓小平秉承了中国千年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传统，他的“猫论”即是一个形象的诠注。但是，怎样的猫才能抓到多的老鼠，成为好猫呢？邓小平心里并不很清楚。1979年春节，趁着中美建交发布联合公报之机，邓小平迫不及待访问了美国，他找到了怎样学习成为好猫的途径。美国的经验和他在美国的见闻启示他，中国要搞好经济建设，中国要强大，必须打开国门，改革开放。但是，在邓小平心底，“改革开放”并不是脱胎换骨的崭新的开放的新思维。对他来说，改革开放只是一项达到某种实际目标的实用举措。他反复强调的是：“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
“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这有意无意为日后的GDP主义奠下基石。回国以后，他大力主张党政干部出国去走一走，瞧一瞧，开开眼界。
邓小平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张得到广泛支持和热切推行，一切看来顺风顺水。但是，他开始觉察到，对文化大革命产生的温床没有进行彻底清理，对历史问题、毛泽东所犯错误采用的“宜粗不宜细”的处理方式留下麻烦的后遗症。由于没有依据时代发展的新形势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大胆审视，理直气壮地作出必要修正，清洗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基础，邓小平发现自己在理论上存在尴尬的“短板”--“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与毛泽东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生剧烈碰撞，这对所谓“毛左”来说，正是授其以柄。主流理论家们对此使出浑身解数，要把两者捏合为一体，但总有一点像按水中的气球，这头按下那头翘起。很难让人信服。邓小平的对策是，一边高举“四个坚持”的旗帜，一边加大引进外资、对外开放的力度。他希望“改革开放”的实用成果能奠定他政治正确的基石。他的方略被人形象地称为“打左灯向右转”。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性影响，也由于改革开放带来的实利，党内多数中上层干部接受了邓小平的方略，但是坚持毛泽东正统思想的人们产生了疑问：这是在走社会主义道路吗？对照原教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在中国复辟。就是“自由派”人士也不认为中国走在任何意义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姓社姓资的考问分裂着社会群体。邓小平深知，这种争论很危险。争论要取立场。尽管他坚持要全面、深刻的理解毛泽东思想，但既然没有对毛泽东的理论、错误进行深入客观的批判，大胆的修正，囿于现有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和立场，论战的理直气壮性显然是倒向原教旨的毛泽东思想派一边。你再说“要世世代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也无济于事。这里凸显出邓小平个人的难处。
政治人物观点的变化世间常见，翻翻案也不足为怪。但对邓小平来说，有点不同。他是在没有外在加压力的情况下主动写信给毛泽东全盘承认自己所犯“错误”的，他主动表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并两次保证：“永不翻案”。此外，在主动写给华国锋的信中，邓小平也郑重表示：“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欢欣鼓舞呢？……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
然而，邓小平失信了。不管政治理由多么充足，这使他失去作为领袖人物的人品魅力。这是他心底的痛。
邓小平明白，任何的争论都会让对手忍不住诱惑地把他的“永不翻案”和“衷心拥护”抛出来进行奚落，这是非常令人尴尬和不快的。尤其对邓小平这样一个与毛泽东相同具有倔强、不服输、不情愿认错的个性的人来说，遭受到对手的逼迫戏弄是难以接受的。
当年毛泽东恼怒之下竟然以上海滩的pose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显然，愤怒让毛泽东失态了。
面对如此为难，邓小平只好祭起“不争论”的旗幡。但他自己心里也清楚，这面旗幡的神力是要打折扣的。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发生的一个事件很能帮助我们解读邓小平主张“不争论”的心境，这就是中苏公开论战。
1964年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引发了中苏公开论战。中方的回应就是邓小平负责组织撰写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简称《九评》。要在本文中全面详尽介绍《九评》的内容是难以做到的也是不必要的。仅举其一、二来说吧。譬如三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中共的看法与苏共针锋相对。苏共坚持“南斯拉夫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是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是兄弟党的一员，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中共则认为“南斯拉夫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了南斯拉夫人民，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从原教旨马列主义的理论来判断，中共的认识是对的。然而历史开了个玩笑。1977年铁托访问中国，中南两党又恢复正常关系，但谁心里都明白：南斯拉夫还是那个南斯拉夫，铁托还是那个铁托。在中苏公开论战中，中方尤其猛烈地抨击了苏共“三和两全”的修正主义路线。所谓“三和两全”就是“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的党”、“全民的国家”。自然，站在原教旨马列主义立场上裁判，苏共出局。但是历史又开了个玩笑，今天的中国比“三和两全”走得更远，国际上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国内，中共的党员富翁们已经成为“几会”的代表，有人戏言，中共已经从“穷人党”变成“富人党”。人们曾经嘲笑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幻象，但今日中国的“GDP+雾霾”又值得自炫？这些，都蒙邓小平开启了先河。
邓小平其实心里明白，争论将使自己处于理论的必败之地--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你解释不了“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的理论正统性，它们明明白白被毛泽东叱责为“洋奴思想”，毛泽东思想容纳不了这些异端。修正毛泽东思想？或者放弃？那将抽去他自己认定的合法性的基石。非常纠结的是，他不愿被人称为“中国的赫鲁晓夫”、“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几十年的重复，远远超过三千遍，赫鲁晓夫被不公正、不真实地塑造为“叛徒”“内奸”的猥琐形象，戈尔巴乔夫也没有被正确认识。这道藩篱没有拆除，中国思想解放之路不会通畅。
文化大革命的经历和后文化大革命的机遇成就了邓小平，但却不是一个均衡的邓小平。他是一个行动的巨人，又是一个思想的常人。主流声音颂扬他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但他著名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召唤却在人们脑海展示一幅奇怪的意象：总设计师摸着石头过河--这总有一点叫人莫名的尴尬。
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催生了改革开放，也留下明显的胎记。中国依旧是靠权力凭人治运行，法治和理性仍然是臣仆。毛泽东是“名正言顺”的终身制，邓小平是缺失名分的终身制，直到他身后终身制才算废除。改革开放没有像时代希望的那样是真正全方位开放的新思维。人们遗憾地看到，对建国以来一些历史问题的粗线条梳理，对错误理论批判的浅尝辄止，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名分的依旧毕恭毕敬，给改革开放的理论创新留下障碍和隐患。这些或许就造成了改革开放的基因缺陷（尤其是法治缺失的显性缺陷），使其先天不足。
三，一个幽灵，文化大革命的幽灵，仍在中国大陆游荡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建设取得很大成就，社会整体也有很大进步，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然而，似乎奇怪的是不满的声音却越来越多。有官员指责民众是“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是人心不足。”这一指责并不公正。在一定意义上说，不满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更重要的是不满的矛头指向什么？引发不满的原因是什么？多次民调表明，两个位居前列的不满是，1）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两极分化严重。2）贪污腐败形势严峻。
必须坦率承认，当中国以GDP世界第二自豪时，人民的收入并没有与GDP同步调增长，它的步调落后于GDP。尤其令民众不满的是改革开放的红利蛋糕分配得很不合理。像邓小平鼓励的那样，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人们发现，富豪中多数人的财富创造并不清白，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合法行为。赤裸裸用权力搜刮财富的不是少数。大量的形式上符合政策、表面合法的致富行径在暗箱操作中普遍存在非法作为。以企业的股份制私有化为例，许多国有、集体所有的企业财产被权力“空手套白狼”掠夺一空。方法很简单：股份化之前，由掌权的官员授意指定的审计机构低估相关企业的资产价值，比如将拥有5亿资产的企业低估为1000万，再由属意的亲友等关系人员股份化收买。收买方预先把该企业的部分优质资产打包，通过权力、金钱、关系的管道，价值高估抵押给银行贷款，比如1500万。其中1000万购买该企业，剩余500万还可以用作启动资金。这样，收购方不花一分钱就得到了一座金山外加500万“补贴”，一夜之间变作亿万富翁。当然，有关官员也“顺理成章”成为不愿公开财产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与此同时，股份化过程中，成批成批的企业职工被低价买断工龄，下岗。这种情况下，你想要他们不“仇视”富人很难，你想要他们放下筷子不骂娘也很难。
中国社会被撕裂。一方面不受制约的权力在源源不断地制造富翁，一方面身受医疗、教育、住房、就业沉重压力的民众怨气沸腾。中国社会在进行一种类似西绪福斯的无谓劳作，消灭了阶级，制造出阶层，而且层次更多。面对如此病态局面，当局拿不出妙手回春的良方。不同派别的意见分歧巨大。这好比是对一个人的疾病进行诊断治疗。不同的医生对病人所患疾病看法大体相同，但是对引发疾病的深层原因看法各异，因而开出的药方截然不同。对中国社会的疾患，“毛泽东思想原教旨派”（姑且这样命名）诊断出的根本病因是赫鲁晓夫们的修正主义病毒引发的资本主义复辟。开出的药方是：回到原教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道路上去，再来几次文化大革命，夺回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手中的权力--这是一副清肠清肚的强力泻药。“自由民主派”的诊断结论是：民主、法治的缺失。
开出的处方是：补充人权、自由、民主、法治的维生素，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制度--一副一厢情愿的补药。怀揣圣旨的御医们的诊断有点不得要领：这是成长（发展）中的毛病（就像年轻人脸上长出的青春痘？）。处方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有时干脆创造新的名词替代旧的术语，好像这样一来就等于开发出一种新药，可以把40°高烧立马减轻到37.6°。比如用下岗、待业替换“失业”，失业率就眼见得下降了。用“民营企业家”取代“资本家”，资本家就脱下马甲钻进水里不见了。以“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就山寨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医药。但是“民主与法治”这味药的广谱效用就必须用“中国特色”来限定，以避免它的副作用。就像人参补气过头，得用点藜芦制一制它。
对中国社会疾患的诊断依据和医药理论都出现了混乱。混乱产生的根由与对旧理论的清理不彻底，批判不深入，不能创建与改革开放新形势真正契合的新的主导理论有很大关系。理论漂离了社会实际存在。主流理论家们做的大都是修修补补的工作，而理论的修修补补从来不会叫人满意，就像用胶布贴住漏气的破洞不能保证气球不再漏气一样。面对存在的弊端，回避与掩饰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也不能指望用难以清晰界定其内涵的词语去涵盖问题就表示问题已然解决。主流理论很喜欢使用“中国特色”一词去论证他们理论的正宗与正确，仿佛它是一顶魔术师的帽子。对一些他们说不清楚，也说不服别人，甚至连自己也难以信服的理论概念，前面只要加上一顶“中国特色”的大帽，似乎一切就都不言而喻。譬如“什么是社会主义”，至今也没有一个符合当前中国社会实情的令人满意的解释。于是加上“中国特色”的帽子，俨然“社会主义”的面相就眉清目秀了。遗憾的是，什么是“中国特色”？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解释上仍然不得要领。问题首先在于“社会主义”的定义，这个主词含义混乱，那么无论加上什么精彩的修饰词，戴上任何花色的帽子都无济于事。麻烦在于，依据原教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定义，说中国当前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没人会去相信。抛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定义？又觉得心虚胆怯（也难定义）。就像有领导同志信誓旦旦地说：中国绝不搞私有化！他是不是认为，比方说，宗庆后的娃哈哈，梁稳根的三一重工都是“公有化”企业？“中国特色”不是魔术师的帽子，不是魔术师的障眼布。你不能把它遮盖在八仙桌上，说声“变！”就变出一把太师椅。即使你在八仙桌上贴满“中国特色的太师椅”的标签也于事无补，它本质上还是一张桌子，不是一把椅子，既不是没靠背缺扶手的简化太师椅，也不是什么高脚的八人座的大方凳。
现实存在的诸多问题，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主流理论的严重缺陷，这些为有怀旧情结的人提供了孕育文化大革命幻想的温床，他们希望能像毛泽东“预言”的那样：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就再来一次。他们习惯朝后看的思维认定，文革正是扫荡他们心目中不堪忍受的污泥浊水的铁扫帚。人们不能低估具有文革幻想的人群数量。除了领军的所谓“毛左”知识精英之外，下岗待业的工人，失去土地的农民，被强拆住房的市民，更有走出大学校门手持一份艰难竞争获得的工薪眼望高房价无奈兴叹的新生代，他们都有可能是文革幻想的赞同者或者潜在拥护者。
他们对文革的理解有的停留在被时间冲刷过已经变得模糊缺损的感性体会上，甚至带有“类斯德哥尔摩情结”；有的根本不具任何印象，只是一种对现实不满表现出来的反弹，一种对社会、对生活美好愿景的幻想式表达。这些并不妨碍他们成为自己并不真正了解的文化大革命的funs。
我们前面说了，封建专制传统，启蒙思想缺失，个人迷信以及毛泽东思想的定势化缺陷（特别是其视法治如儿戏的君王观念：朕即国家，朕即法律。）等是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历史渊源与现实基础，也可以说是产生文革运动的必要条件。据此我们可以判断，文化大革命在当下的中国大陆是不可能全面爆发的。因为封建专制传统在不断弱化，人权、自由、民主、法治的思想启蒙在不断强化，个人迷信已是强弩之末，强人政治也走到尽头，没人有能耐可以copy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但是，如果不满的干薪越积越多，任何一点火苗都可能燃起熊熊烈焰。局部的、变异的、人为操控的文化大革命或者“类文化大革命”不是不可能发生。要防止文革或“类文革”的再次发生，必须彻底清除文革滋生的温床，消除其赖以生发的必要条件。而这只有一条途径可走，那就是进行大刀阔斧的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国实行真实的宪政。
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强调，“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提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是领导思想认识向宪政方向卖出的可喜一步。当然，关键还在于他所说的：“实施”。与此同时，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加大反腐力度，强调进行分配制度改革，缩小贫富差距，这是很智慧的做法。因为不管各派认识如何不同，当前中国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严重”、“贪污腐败形势严峻”却是社会认识的交集，是社会的共识。切除这两大肿瘤，无疑会赢得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关键在于怎样去做才能取得不会逆转的成果，才能制止癌症的复发与扩散。“反腐倡廉”、“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喊了许多年，也干了许多年，结果呢？民众的评价是：越反越腐，腐而不败。是：贫富两极，越分越开。问题出在哪里呢？世界各国都存在程度不同的腐败现象，但“中国特色”的腐败与民主政体的国家不同，是制度缺失性腐败，是权力失去制约催生的腐败。河南省交通厅前后四任厅长都倒在贪腐上，这用个人原因，比如道德品质的缺陷来解释是显然说不通的。因此，要有效防止和惩治贪污腐败，就要建立起对权力有制约机制的政治体制，首先就要对现有不完善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其实高层也明白“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的道理，但是他们害怕受到制约的权力会是不稳固的权力，害怕政治体制改革会导致这一后果，他们不愿接受这种后果。有人统计过，1986年到1987年，邓小平76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郑重指出，“现在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得基本顺利。但是随着改革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障碍。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而且有点焦急地说：“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现在还没有完全理出头绪。”当然，人们也发现，邓小平的讲话里面也透露出对政治体制改革内涵的不同理解。
1989年“六四”“政治风波”之后，政治体制改革愈少提起，而且基本蜕变为行政体制改革。这表明高层的政治心理越来越谨慎，担心政治体制改革会引导中国走向西方式民主政治体制，引发权力的失控与丧失。这是习惯守成的观念不愿承受的责任之重。谁也不想做、不敢做、甚至害怕被人称作中国的赫鲁晓夫，中国的戈尔巴乔夫。领导层就多次重申：中国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这话当然正确。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完全成功地照搬别的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像英、法、德、美，政治制度都不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是，有些核心的东西是共有的，这就是政治权力机构的相互制约，自由、民主与法治的不可或缺。这些具有普世价值的精髓是不能用“特色”的限定词去随意扭曲、阉割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深受毛泽东斗争哲学的熏陶，党内党外都习惯于用运动去消除矛盾，以斗争去解决问题。这种行事方式会解决一些问题，但是代价很大。冤假错案不少，造出新的矛盾，形成族群分裂。尤其是不断沉积下藐视法律，不依法办事的恶习。历次运动、历次斗争都存在程度不同的违法行为，以违法对非法，有的甚至是以违法行为去处置不同思想观念之间的矛盾，成为一种违法的堕落。这种积习是造成至今中国社会法制观念不强的一个重要原因。邓小平直露地表达了这种意识：“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
毛泽东思想原教旨派希望用文化大革命，或者类文革的运动、斗争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比如反贪反腐，这是不现实的。即使如法炮制了，对社会发展也会造成长远的损害。因此，建构对权力能有效制约的政治制度屏障，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权力在公众的监督中运行，这才能最有力地压缩贪腐的滋生空间，这才是反腐“创”廉的长远之计。要建构这样的制度屏障，当前要务就是像有识之士呼吁的：实行宪政--依宪法行政（这是当务之急的一大步）。真正确立宪法的权威，就像习近平所说：宪法的权威就在于她的实施！人们不能不遗憾地看到，中国社会离宪政还有很长路程要走。利益凝结的冰山还耸立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前进道路上。譬如，有关建立官员财产申报与公开制度的提出过去25年了，官员财产申报列入立法规划也提出18年了，但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房产信息全国联网也说了多年，总被以这个缺条件那个不成熟挡了回来，千呼万唤不见面。可是一有人网上揭出“房叔”、“房嫂”，一些地方政府立马就风风火火动起来，设立规矩：不准私查房主信息。以保护个人隐私权的表面理由掩饰维护贪官腐败利益的实质。
联合国《反腐败实际措施》强调：公务员全面公示个人所有财产、债务和社会关系，以及每年的全部收入和经营活动，这是很有效的反腐手段。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说：“如果政府中谁不愿意公示自己的财产，那他一定是个贪官，是禽兽不如的东西！”前任总统梅德韦杰夫也说：“公务员受欢迎程度就是腐败水平。青年争当公务员，说明政府腐败很严重。”
而中国南京零距离官方版孟菲在江苏城市频道中指出，百分之九十七的官员不同意申报财产！在中国，青年人申请报考公务员的人数与录取名额之比已经超过1000：1 ！这就是视为家珍的中国特色？！
显然，没有健全的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反腐败也将是一句空话。正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所说：“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建立公务员财产公示制度，这个国家的反腐败就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
2007年，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发布了第一份民族复兴指数报告，据此报告评价指标体系，有专家言之凿凿：2010年中华民族复兴指数为0.6274。这个数字表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完成了总任务的62.74%。
一个宪政尚未实行的国度，一块贪污腐败风行的大地，一方天上空气雾霾地下水质90%污染的空间，一片小悦悦的灵魂在天堂哭泣俯瞰的家园……竟然完成了民族伟大复兴总任务的62.74%！谁为之骄傲？！
反思中华民族走过的漫长历程，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人们心中有种隐隐的痛：内斗耗损这位老人太多的精力。奇怪的或者不奇怪的是，人们乐此不疲。作者有两个观点可能不会得到多数人的认同，一个是“反右”斗争对中华民族的戕伤远大于文化大革命。它打断了中华民族“士”的精神脊梁，致使知识精英们丧失斗胆诤言拼死相谏的勇气，患上依附的软骨病。有的甚至罹患“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反右”斗争，就不会有大跃进，不会有人民公社，不会有三年“自然灾害”，不会造成饿死几千万人的悲剧。令人痛心的是，为尊者讳，至今饿死人的事还不能解密。“右派分子”99.9%都平了反，却坚持几顶帽子不能摘，只是为了证明“反右”斗争的正确。而尤其使人心寒的是，“反右”斗争当时竟然得到近乎全民族的拥护！我们也可以说，没有“反右”斗争的历练，也不会有文化大革命的如火如荼。须知，文革前期的五十多天，就是新一轮“反右”斗争的彩排。我们的另一个观点是，迄今为止，中华民族一直是个早慧而不成熟的民族--这会受到更多人的抨击。这里我们不想详尽论辩，只是稍稍提示，以文化大革命为例，为了维护一个心中的神祇，为了捍卫一种类神的信仰，狂热的群众可以以“正义”之名，杀害观点不同的同胞，将其剖腹挖心取肝食肉，甚至把受害者的头颅当做篮球投掷。不受法律制约的权力可以以“法律”之名，割断张志新的喉管，用竹签穿透李九莲的下颚和舌头，进行违法的公审、处决。这是发生在二十世纪，中华民族已经拥有引为自豪的“五千年文明史”。我们怀疑，一个性格偏执，好走极端，不会宽容的民族会是成熟的民族。中国需要一场类似“启蒙运动”的最好更为成熟一些的“理性精神启蒙运动”。要认识到，一个成熟的民族应该会“吾日三省吾身”，去“认识你自己”，善批判我自身，责己重以周，待人轻以约。今天，在动不动就“国贼”、“汉奸”帽子像耍杂技一般随意飞舞、任意扣戴的舞台，我们听到背景音响传出尚未完全陌生化的文革呐喊声，我们没有看见成熟的标志。
历史已经证实并将继续证明，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实行完善的宪政，一个社会没有实现充分的人权、自由、民主、法治，一个民族不能敞开博大胸襟海纳百川、包容异端，那么，他的GDP哪怕是全球第一，他仍然是个有严重性格缺陷的智慧退化、肌肉发达的歌利亚。他可以在权力“配置”的豪华殿堂啜饮小蜜捧上的含有“无害”塑化剂的茅台，和众“奶”们一道品味有三聚氰胺调味的重金属鱼翅与野味熊掌烹制的火锅……不过这时，在醉眼陶然中，他会听见咆哮的喇叭声从窗外传来，那是文化大革命的愤怒幽灵手持新式的弹弓，驾驶着二十一世纪的新款宾利在肥沃冒油的中国大陆游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