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强:社会运动重塑美国政治——民主党阿林斯基主义溯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19 次 更新时间:2013-03-29 09: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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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强  

  

  仅仅几年前,新保守主义(Neocon)还统治着从北美外交界,甚至在中国大学的校园里都在流行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传说,只是因为施特劳斯的学生在小布什的共和党政府就职、或者在智库里发挥间接影响。然而,自奥巴马入主白宫以来,另一个幽灵却在北美上空游荡,那就是索尔·阿林斯基的左翼激进主义。虽然阿林斯基主义不若新保守主义那样极富哲学深度,但是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社运战术大师,得其衣钵的克林顿国务卿和奥巴马总统却把阿林斯基主义直接运用在选战和外交政策与行动中,直接改变了美国政党乃至政党竞争的形态,出现了一个政党社运化的潮流。

  

  美国社运激进主义领袖:索尔·阿林斯基

  

  索尔·阿林斯基(Saul D. Alinsky, 1909~1972),1909年出生在芝加哥一个俄罗斯犹太裔的移民家庭,在俄罗斯人、波兰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混居的贫民区长大,常在街头与波兰小孩发生冲突,并且学会了他后来的第一课,“权力不是已经建立起来的什么东西,而是你认为你所拥有的”。他1926年进入芝加哥大学修读考古学,却对社会学颇感兴趣。30年代最初几年,他跟随社会学家克利福德·肖(Clifford Shaw)关注有组织犯罪问题,以犯罪学家闻名,并先后就职于州政府的犯罪研究部门和监狱。在此期间,阿林斯基与芝加哥著名的卡彭黑帮的第二号人物弗兰克·尼蒂(Frank Nitti)建立了密切关系,他称尼蒂为教授,而将自己视作学生,非常熟悉卡彭黑帮的内部运作,甚至在晚年谈及芝加哥的卡彭黑帮时充满感情,称其为一个事实上的公益提供者,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那是一个大衰退的时代,我们或许可以从中了解到阿林斯基后来的社区建设发端,阿林斯基年轻时期建立起的这种亲密的师生关系甚至影响到他终身的事业模式和思想传承。

  而他最初的社区试验就是始于大衰退期间的饥饿。大学毕业后,仍在校园晃荡的阿林斯基被迫忍受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他想出了一个用支票和硬币来回倒腾蹭咖啡馆吃喝的主意,在校园一个公告牌前贴出广告,召集饥饿的同学们,交换芝加哥各处能够免费吃喝的咖啡馆信息。这个活动持续了大约半年,是阿林斯基最早进行社区活动的尝试,也是他走向激进主义的起点。1930年的夏天,阿林斯基第一次参与到CIO的活动中,CIO(Committee for Industrial Organization,工业组织委员会)是由美国工运领袖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创立的带有军事色彩的激进工会。阿林斯基深深地被刘易斯的组织方式所震动,也极大影响了阿林斯基后来的人生选择。

  随后的1930年代,阿林斯基的一系列开创性活动奠定了他作为一个社区组织者、社运战术大师和激进主义者的地位。在从事犯罪研究的最初几年里,阿林斯基几乎是单枪匹马地与法西斯主义者斗争、与共产党交往密切、积极为西班牙内战的国际纵队筹款。他和克利福德·肖都相信,社会环境才是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原因,改变环境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1936年,阿林斯基回到芝加哥,在南区贫民窟,他发现这里相互冲突的族群中,有很多人都渴望变化。1939年,阿林斯基建立起“后院”(Back-of-the-Yards),将这些相互冲突的族群组织到后院邻居理事会这个共同的社区邻里组织中。1941年,阿林斯基正式创办“产业地区基金会”(Industrial Areas Foundation, IAF),作为支持“后院”组织的机构。这是美国最早的社区运动,至今仍存,并推动了类似的社区组织的建立,如卡麦利基金会(Gamaliel Foundation)、太平洋社区组织研究所(Pacific Institute for Community Organization, PICO)和直接行动研究与训练中心(Direct Action Research and Training Center, DART)等。这四家致力于地方社区建设的全国性网络组织,由阿林斯基创办或者被称作阿林斯基风格的组织甚至“阿林斯基团体”,拥有超过130家活跃的地方社团、机构雇员超过4000人、全美成员在100万到300万之间。占城市人口30%的阿林斯基风格的邻里社区组织,同样是他的支持者。阿林斯基创办的IAF因此也被美国民主理论大师迈克尔·桑德尔称为公民参与形式的“最有前途的表达”。

  在领导IAF工作的同时,1946年,阿林斯基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激进主义的起床号》(Reveille for Radicals),连同他后来出版的约翰·刘易斯的传记(1948)以及生前最后一本书《激进者守则》(Rules for Radicals) (1971)(美国社运圈中几乎人手必备的教战手册),奠定了他激进主义理论家和战术大师的地位,阿林斯基主义也因此在1960年代的美国学生运动、民权运动和工会运动中发挥了重大影响。与同时代的马丁·路德·金相比,金无疑更温和、更代表政治世家,被阿林斯基批评缺乏基本的地方社区基础,也缺乏像阿林斯基及其弟子在教会内部、工人运动中、特别是民主党内部所具有的密切关联。阿林斯基通过其学生凯撒·查韦斯(Cesar Chavez)在1960年代领导的激进的“联合农场工人工会”,取得罗伯特·肯尼迪在抗议柯达公司行动中的支持,这是同时代的单纯学生运动或民权运动所无法企及的。在马丁·路德·金遇刺后,阿林斯基可说是重新塑造了美国的民权运动。

  1968年革命之后,激进的阿林斯基主义并未过时,相反,在21世纪仍然通过两位衣钵继承人在对美国政治乃至世界政治发挥着最为直接的影响,他们就是1968年亲自对阿林斯基做过采访、并以阿林斯基主义为题撰写毕业论文的希拉里·罗德汉姆,今天的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以及曾经在1980年代接受过卡麦利基金会训练、担任过芝加哥南部社区三年主任、今天的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

  

  阿林斯基主义溯源

  

  作为一位俄罗斯犹太裔,阿林斯基直到12岁一直被家庭按照未来的拉比来培养,他的族群和宗教背景跟那些40年代反法西斯的激进犹太人或者60年代的伯克利激进学生一样,具备着美国20世纪激进主义者的典型特征。阿林斯基主义逐渐成熟,但他本人始终以一个激进主义者的面目出现。他是有着丰厚收入的职业革命者,经常在媒体曝光,20世纪60年代,他被参加民权运动和学生运动的学生当作神一般的“战术大师”来敬仰。以行动为中心,阿林斯基主义可以被概括为具激进性、现实主义和战术技巧的三位一体。

  1.社区组织运动的激进性

  阿林斯基的激进主义来源,常被攻击归于身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他自己也承认1930年代期间与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交往甚密。阿林斯基深受激进社会主义者辛克莱(Upton Sinclair)影响,从辛克莱的主要作品《丛林》中,能找到足够强的思想联系,解读阿林斯基的激进主义根源。

  作为美国20世纪“扒粪运动”的始作俑者,《丛林》中关于芝加哥屠宰场的描述,如检疫员被贿赂、病牛被屠宰、死鼠肉被混进肉馅、遗落地上的污秽之物被捡起投入生产线做成午餐肉……激起了美国新闻史上空前的“扒粪运动”,掀起公众要求改革公共卫生和食品管理的浪潮。30年后的1934年,已是知名作家的辛克莱在洛杉矶发起的EPIC运动则将这本虚构小说中的呐喊变成现实:“组织起来!芝加哥将会是我们的!”辛克莱呼吁为占加州人口21%的失业者寻求帮助,几乎一夜间,全美如雨后春笋般成立了2000家EPIC俱乐部,这次运动被当时的《纽约时报》评论为“第一次反对美国盈利体系的严肃运动”,其激进性甚至连美国共产党也发表声明指责他是“社会法西斯”。

  辛克莱式社会主义的“组织起来”口号、EPIC运动和州长竞选等等,对应着阿林斯基终身奋斗的运动:社区组织、最低收入者和权力,也内含了激进主义的根源:“一个激进者则是寻求意义和证言共同体的人”。人之为社会人(政治人)的假设本身是相当中性的,它向激进的转变赖于回到共同体/社区、寻求公共的善的努力和行动。阿林斯基以对抗主义(antagonism)划分出“一无所有”(Have not)阶级的激进性:此种共同生活的缺乏。

  通过对抗主义,人们分享并确认他们作为同一个共同体的成员,而且基于对抗产生的冲突其本身和过程都建立了对抗主义者的共同纽带。在他看来,“一个人民组织生活在……粉碎的力量、冲撞的斗争、席卷的潮流、激荡的情感、冲突、迷惑、表面的混沌之中……这些就是被人们枯燥无味地称之为‘生活’、或者被学生们描述为‘社会’的。”阿林斯基呼吁组织者与人民共同发展的社区组织过程, “挑一个目标、动员、敲打它”,其激烈程度在于打破既有人民的社会自治幻觉, “社区组织的第一步就是共同体的去组织化”。

  阿林斯基从1939年起,创建“后院”计划、组建后院邻里理事会的社区组织运动,代表着参与民主最有前途的方向也就是激进民主,一直影响着今天的社会运动。它以对现有政党民主和精英民主的挑战性姿态,通过社区组织最穷困者,通过构建共同政治愿景,组织人和金钱,形成持久性的新政治力量,这也是巴拉克·奥巴马在重新组织芝加哥南区贫民时所总结的,他们缺乏的不是解决解决问题的方案,缺乏的是属于此一阶级自己的权力,而这种权力是必须经由共同生活的组织来实现和体现的。

  2.激进的现实主义

  尽管阿林斯基的激进民主令人振奋,但是我们很难想象仅仅激进本身就能持久或者扩大,无数激进组织的覆灭是社会运动史的常见案例。在他的激进主义的另一面,作为“战术大师”的阿林斯基极为实用主义或者现实主义。在其晚年的总结性著作《激进者守则》中,阿林斯基反复强调:“激进者必须对事件进程保持一定程度的控制。”

  在社区组织建设过程中同样如此。尽管对抗主义(antagonism)本身已经包含着共同体的形成基础,但此一激进性需要嵌入并改造“一无所有”阶级的日常生活、并且扩大到中产阶级人群。阿林斯基1930年代的社区工作赢得了同情劳工、倾向进步的芝加哥地方神父和教众对社区组织的支持。他当时与教会内部激进神学家雅克·马里坦(Jacques Maritain)保持着密切联系,而马里坦对教会态度有着巨大影响。他们的交往也是始于社会主义思潮汹涌、大萧条时代的1930年代。当阿林斯基的后院计划赢得全国性声望,也吸引了正在北美的马里坦的注意。阿林斯基向马里坦强调民主社会的公民自由、结社自由的重要性和社区组织在个人与国家间的中介作用,马里坦则倾慕阿林斯基雄心勃勃的社会改革计划,跟阿林斯基介绍了个体与个性的区别、个体意识与宗教和政治多元民主的关系及公共善的重要性等。在他们频密的书信往来中,马里坦对阿林斯基有着终身深刻的思想影响。

  马里坦(1882~1973),一位法国政治哲学家、神学家,年轻时曾是伯格森的学生,是托马斯·阿奎那的著名研究者,他将托马斯主义(阿奎那)的人本主义(personalism)引入美洲,这一思想对他参与起草的1948年联合国人权宪章发挥了巨大影响。他在二战时期积极参加抵抗运动,战后被法国政府任命为驻梵蒂冈大使,与米兰地区红衣大主教乔瓦尼·巴蒂斯塔·蒙蒂尼,也即后来的教皇保罗六世有着深厚友谊。

  1936年,马里坦在他的《完全人道主义》(后来成为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的正式文件)一书中,肯定了个体与社会并不冲突。他说,“人之作为个体。一个个人个性有不同方面,个体有不同水平的需要。为了发展人的完全个性,进步性地且同时满足不同水平,必须用某种特别努力。”对他的托马斯主义人本主义来说,普通个体或有各种差异,个性也有差异,但是完全个性的发展却是“个体的所有行动、思想和印迹的积累性效应的结果”。进而,他说,社会的目的是共同体的善。社会实体并非简单的私人和善的相加,或者简单的公共设施和公共制度的集合,而是所有个体成员的一切良心、权利和自由的政治美德与情感、所有的活动、物质财产和精神财富、非良心的智慧传承、正直、正义、友谊、幸福等等。马里坦的激进主张来自于托马斯的人本主义,他与阿林斯基都有一个自利奥十三世以来关于新托马斯主义的共同立场,即对普通人(common man)、然后公共善(common good)及其于社会关联的阐释。

  马里坦相信积极倡导20世纪的社会是由在家的信徒即普通人(lay people,(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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