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二十世纪以来，知识界对“三农”问题贡献了相当多的理路，但浓浓的决定论气味力透纸背。为此，可寻找一条综合叙事之路。首先，明确自己的身份，力图在辨识各种命题的基础上，出入各种事实中，提供关于乡村社会的较客观的认识。其次，尽量让研究对象说话，自己既做局外人也做同情者，保证程序上的客观性。第三，研究对象的生活，很可能是“熟悉的地方没有景色”，因此互动的过程不可缺。第四，需要以问题意识为主体，以硬叙事和软叙事为综合工具，书写更生动、鲜活而丰富的“三农”问题。
Abstract：Since last century，the intellectual community has contributed differentmodes of thinking to the agricultural issues，but they smack of a strong senseof determinism.It is important for us now to find a new and comprehensive way ofnarration.First，we should，with a sense of self-identity，immerse ourselvesin the numerous facts.Second ，try to be a sympathetic yet detached outsider andlet facts speak for themselves.Third ，enhance interaction with the object ofresearch.Fourth，equip ourselves with an issue-consciousness and imbue our narrationwith critical insights.
从1997年至今农民收入连续下降以来，“三农”问题作为经济、社会甚至政治现象都得到了有力的书写，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很多针对性较强的建议。在最要紧之处，到目前为止，好像没有什么分歧。例如，农民，政治身份甚于职业身份，所以解决之道莫过于要给他们国民待遇，开通城乡；农业，由于人口与资源禀赋的制约，不可能走规模经济的道路，因此需要给农民松绑——卸掉他们身上的税费负担，同时要赋权——土地承包权物权化；农村，为了不至于出现凋敝的景象，不仅要加强乡村自治组织的建设，还要加大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使农村成为中国稳定的大后方。如果说从策论的角度来看待这些理路，应该没有可值得再商榷的，但策论只是侧重于应然，有时候不免说过就算，要形成具体的行动，还需要说的和做的双方有一个良性的互动才行。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政府部门的诚意和行动都很难跟上这些有理、有据的民意甚至他们所依赖的智囊团的报告。这种僵局的形成可以用官僚政治体系的僵化来解释，但很难有什么效果。
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个方式来思考目前中国因“三农”而形成的僵滞局面？也许效果会不一样。由于“三农”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农民、农业和农村所支撑的干部（公务员）、工业和其他服务业、城镇这个二元对立的体系所促成的，我们可以说农民、农业以及农村目前的状况如何如何，也可以说官僚系统太庞大可以搞机构改革，工农业价格形成过剪刀差可以搞反哺农业，或者说城市要善待进城的民工等等，这样的理路实际上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造成已经形成的二元社会的高度紧张。我们一般讲事实、摆道理的时候可能习惯于这种两个人打架，先说甲的事，再说乙的事这样一种认识方式，最终各打五十大板，不了了之，结果很可能甲也不服，乙也不服。既然是两个人打架，为什么不是分别／同时站在这两个人的角度来看问题呢？这里有两层意思，其一是如何进入研究对象的主体世界，其二是如何整体理解人事。有这一发问，研究者的叙事就不可能只是以寻求客观规律为任务的专门科学方式，是为硬叙事，或者直接展现人的生存状态的讲故事形式，是为软叙事，而最有可能是二者的结合。这不是方法论问题，是认识论问题，是研究者和研究对象这两个主体的主观性决定的。
研究往往是替人代言，所以思考自己的局限性和研究对象的主体性问题是份内之事。有关“三农”的叙事，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起一直到现在累积下来的知识储备，表面上看起来很热闹、很丰富，但细究之，发现还是很苍白、空泛且单调，其主要叙事特点就是“硬”叙事单打独斗，先是政治经济学占主导地位，后来是政策经济学一统天下，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经济学追求学科独立性尝试经济解释一切，结果是独断、规律满天飞，直到九十年代，“三农”问题成为一个主要的社会问题，经济学也经过自身的分化发现自己不过是屠龙之技后，找规律、找根本原因的经济叙事才消停下来。当时做社会调查主要是农村经济调查，现在想想，觉得很遗憾，本来是一个有关中国“三农”叙事的整体的田野工作，整下来却仅仅是写策论的注脚。社会学的调查也是如此，即使“乡土中国”也是以《江村经济》为主导叙事模式，也许原英文名“中国农民的生活”所指更有意思一些，当然那个时代还有独立思考的可能性，所以其成就到现在也是丰碑，难以逾越。八十年代开始的社会学调查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理论，只有白描，很粗糙，现在可以批判地作资料来使用，后来有一些外来理论，做下来的，也是报告多于深度叙事，外来理论成为门面招牌，就很难看到研究者个人的头脑。有的人悬置理论来做社会访谈，但其议论又显理论贫乏之诟，且有乱弹的嫌疑。社会人类学的调查研究是晚近的事情，可惜因自我设限而文不对题，宗族组织和乡村信仰这类研究如果是传统的文化人类学范畴，或许定位更准确些。社会人类学的范畴侧重于传统硬叙事的内容，如社会、经济的运行，再加人类学，实际上是硬叙事和软叙事结合得很自然的一个领域，王铭铭对社会人类学的理论作了很多辨析工作，实际上质疑了大部分硬叙事，可惜并没有走出来，反而因宗族组织和乡村信仰在社会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之间的游移定位而损害了内容的完整叙述，从而也丢掉了前人研究中的软叙事内容。
硬叙事和软叙事的结合，这种看问题的方式，在进出问题的时候需要不断地反思自己的身份和研究对象主体性的可能陷阱，所以思考就不是客观规律运行的通畅，而是回环曲折、若有所思；因为要除掉自己的先见而专注于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互动、研究对象间的互动，所以叙事就不是单调而苍白，而是生动而鲜活。对于认识人事来说，这也许是最科学的方式，当然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方式。
一、社会一体化理解的难题
首先，要处理因“三农”为标准而形成的社会分层问题，我在处理因公共权利而造成的中国当代社会断裂格局的时候遭遇到了这一难题。我认为中国目前个人权利难以得到伸张的直接原因是公共权利大于个人权利，个人权利无论是界定还是行使都是由政治机构来实施的。从政治制度的沿革来看，问题也就出在建国后一系列发动群众而展开的政治实践上。这些政治运动不是民众为了个人权利或者某种实际利益自下而上按照法律程序发起的，而是政治领导人利用自己的克里斯玛权威自上而下推行的。在这一过程中，个人的权利和利益都难以得到当时整个意识形态的认可。当时，对于权利的要求，只有我们的、大家的、集体的甚至国家的（尽管当时对国家的认识还很有限）。对于这种没有个人自制力和思考力的政治动荡，这二十年来的反思是有成绩的。例如，顾准梳理了从古希腊城邦直接民主到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思想资源，以此来反思中国建国后的政治动乱；经过众多有心人的开掘，有关民主的知识得到了较为全面的辨识，虽然其中主要的知识资源是西方的，但历史发展的可能性层面增多了，从而对现实有了更为实际的定位，因此对民主政治的讨论就延伸到了法治国家的建立和公民权利的实现上，而且对人权的讨论也突破了过去不能言说的地步，开始直面中国的人权状况。这些理路的演进构成我们讨论权利断裂的知识背景。但是也要看到，就在这种努力的同时，有很多论者也在做一种同意识形态的大调门相合拍的工作。他们站在目前政党政治的角度，从上而下地讨论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这样就将反思又拉回到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讨论之前的状态上去了，甚至有可能涉及中国古代的大同政治理想和政治实践等知识资源。例如，对“大民主”的讨论。大民主有具体的出处也有其具体的演变过程，它同中国的政治生活虽然有联系但在目前中国的政治互动中的比重并不大。所以我个人认为这种对掌握公共权力的人讲民主知识，对一般公民讲权利困境的方式是很难有什么实际效果的。正因为如此，我才认为公共权利和个人权利之间的关系才是理解中国当前社会的一把钥匙。但当初处理这对关系时，我的分析仍然是单线的，认为个人权利被公共权力机构垄占了，解决之道是首先要将这些权利稀释掉，也就是多的要消肿，不足的要补偿，也就是权利的清偿问题（“待清偿与清偿过的权利”，《读书》，2001年第2期），使公民权利首先是个人权利，这些权利是普遍的、受到宪法和各具体实体法保护的，而不是大家的、公共的、集体的同时又被各公共权力机构（包括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具体界定和垄占的，一句话，就是个人权利（及其义务）是第一要义。我分析了个人权利异化为公共权利以及个人权利缺损的社会乱象（“公共权利与当代中国社会”，《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1期），以此说明社会断裂的严重性。这还只是初步尝试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也尝试一种综合的社会分析方法。然而缺陷是明显的，那就是对公共权力运作与个人权利异化的互动注重不够，这些互动体现在一个个具体而鲜活的日常行动中。只有在这种互动中，才能让双方认识一个完整的社会定位和各自所扮演的角色，而我们对此认识得都不够。
对公共权利的分析使我认识到，对现实社会的分析要充分考虑到行动着的个人和事件，既要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研究者的局限性，同时又要进入到那人那事的具体情境中，不断地进行换位思考，从而将各种可能性揭示出来，才可能有一个供读者或者大众进行起码判断的完整叙事。这样看来，公共权利实际上是各种利益，而不是写在纸上的符号。例如，我虽然提到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个人的权利意识不断地增强，但并没有指明这些权利实际上是实实在在的个人利益，因为市场经济中，个人也好，法人也好，进行交易时其作为权利和义务的主体非常明显，这样，他们在同公共权力部门进行权利博弈时，完全是利益驱动。一方面，不能将个人当作封闭体系中的圣人对待，来强调公共权力部门的民意代表基础；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公共权力在起作用的政治意识形态面前的困窘。这样来分析，我们就可以知道权力部门在利益要求者和民意代表者之间的行动规律，也才知道何种情况下以及什么时候，他们的行动与公民权利的吁求可能重合。对于“三农”问题的社会分析而言，我个人以前的强调是个人权利的缺损，如农地承包权、耕作权、剩余产品的处置权，其他产权，自由迁徙权，福利和社会保障权，维护起码生存的环境生态权利等等，所以也就特别借重“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二分分析框架，现在看来，这是不太成功的。原因在于，很有可能，有关权利缺损状态下的小农和其他弱势群体的叙事，对都市人或者掌握公共权力的人来说，只是看客视野中的遥远的故事；或者，有关个人权利异化为公共权利后的腐败和攫取、甚至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叙事，对公民而言，只是义愤填膺和随后的一声叹息；这些结果都不是关注公共权利和个人权利关系的人所期待的，因为我们关注的是所有的人，要避免的也是所有的人都过着不是他自己的生活，这种生活状态的刻画无疑是挑战性的，除了要熟悉现有生存哲学外，还必须了解一些具体的生活状态，能够包涵这些的，只有综合叙事。
二、乡村硬叙事：一张白纸与层累的漫画
对“三农”困境的叙说向来没有农民自己的事，所以讲述他的人不免都要多问为什么了。认识到这一点，论者也许会心存敬畏，说话也会谨慎些，如果论者掌握了一些权力，那么有些人就会少受些罪。所以于人于己，在硬叙事之外，一定要加上以人为本的软叙事。
对乡村社会性质的定位，上个世纪影响最大的是阶级斗争理论。上世纪三十年代这一理论在中国乡村性质的社会大论战中占了上风，同时更有中国共产党回应文人论争的具体革命行动。研究近代社会经济史的一些成果实际上在说一件事，当初很多人认为土地分配不公是中国乡村社会的根本问题，革命也是按照这个逻辑开展的，分配派战胜了技术派（后者认为这是个技术问题，即具体的人口、耕地以及农业技术之间的发展与演变关系）；现在看是技术派的价值回潮，因为近代中国的土地分配不公没有分配派和革命者所讲的那么严重，而且直到现在，除了农药、化肥这些现代生产资料已为农村具备外，人口、土地、耕作方式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观，纯粹种田的农民还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农村也是大都市遗忘的角落，农业更是价值跌落最快的产业。从后往前看，容易看出问题，但这只能是个参考，毕竟所有这些都已成为历史，难以改变。技术派的努力现在也有回报，目前研究近代经济史有价值的参考文献以技术派的为主。韩丁的《翻身》，虽然大前提是搞阶级斗争，但那写实主义的风格还是能让人看出阶级斗争是强有力的“人为规划”出来的，这可以说就是革命动员吧。革命和运动结束后，生活还得继续，所以阶级斗争理论是跌落得最重的一种硬叙事。
土地占有状况是整体经济叙事的一个方面。接下来与阶级斗争理论相关的还有租佃关系和雇佣关系的定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卜凯为首的技术派就认为中国农村是一个自耕农为主的社会。既然土地占有不公的情况没有过去认为的那么严重，那么相形之下，租佃比重也就会回落，这是就总体上而言，而且比较符合长江以北的情况。广东和福建西部、江浙部分地区和皖南这些地方的租佃比例较高，但南方公田的比重也较大。租佃关系和雇佣关系的说明，最大的问题在于以前这是说明社会不公、阶级剥削严重的指标，没有看出它作为纯粹经济行为的一面的一些特征，同时在乡村共同体内，租佃关系还是一种基本的社会关系。现在讨论这两个方面的内容有翻案的意味，不管是以前的认识还是现在的“拨反”，似乎都要去掉阶级斗争的价值判断。
耕地占有状况和租佃比率以及雇工经营作为经济分析的内容，还同商品经济或曰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关联。例如，英国的“地主—租地农场主—雇工”这种经营模式就是一种衡量中国乡村经济的标准，论者围绕着这个标准，继续讨论中国乡村的小农经济、农业生产力和生产率、商品化和产权状况。其中争论最激烈的当数农业生产率。生产力只说明先进还是落后，从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情况就能作出大致判断，但生产率却不然，它要度量出劳动力的生产效率，非计量化一些不可，最有影响的是过密化或内卷化，即劳力替代资本的不经济特征。九十年代后对资源除以人口这个要素制约的强调也是说明这个问题的。人多地少，然后内卷，中国的乡村经济与资本主义无缘。也有不同的声音，认为民国乡村经济尤其是三十年代总体上是增长的发展，这个论调过去技术派就有，认为中国乡村经济是商品经济。可能大家没有意识到，我所说的看似热闹实则不然的所在，它并不是具体经济指标的量化，也不是具体经济状况的叙述，而是大前提有问题，论者为何偏要给中国乡村社会定性呢，定量是为了定性，更有甚之，为何定性的性质非此即彼呢？如果问这些论者对乡村社会有什么感觉，没有哪个研究者有这个因素，也没有这个东西的流露，这就是硬叙事害的，搞完了这些研究，你还得继续问中国乡村的面貌是什么，农民是怎么生活的，这些研究者会说他在找价值中立的客观规律，是理性知识，不是感性叙事，回到我开篇提出如何做到客观的疑问，这种硬叙事是没法开脱的。反过来说，你做的那些经济叙事，如果再继续问下去并写下去，不就是很正点的乡村叙事吗，干吗非要说是经济规律？最近我看到李伯重的《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一书，就更有这种疑问。如果说有些论著是以中西资本主义有无这个价值判断为大前提来写的，非常偏执的硬叙事，那么这位反思过大前提后走纯粹历史叙事的作者，在“天”、“地”、“人”的变化与江南的水稻生产、“人耕十亩”，从“夫妇并作”到“男耕女织”再到“半边天”，节育与人口、城市与江南地区等等这样一些已经相当软的叙事面前，仍然要用经济史来套裁，就显得可惜了，明清江南农民的生活图景已经相当真切了，居然还是经济史，这只能说我们的学者之怯，不能抛弃所谓的科学硬叙事，走到广阔的历史和社会生活叙事大天地中去。
现在由于学科间的交流增多以及“三农”确实是个社会、文化问题，有关土地制度的经济分析已经是昨日黄花。即使有这么一个转变，但新近的叙述仍然有硬叙事太过而论说单调、空泛，结论苍白的眼障。这主要表现在：（1）论农业，经济价值取向至上，社会—文化和生态价值少有涉及；（2）论乡村社会，论者较注重内部—家园视角，但往往就制度论制度，没有注意从整体意义上来理解乡村社会的行动；（3）论农民，农民成了没有血肉的象征符号，农民身份的改变还涉及生活方式、社会—文化生活的改变，整个社会缺少这方面的关怀。
三、农业是一种生业：综合叙事的可能性
有论者说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乡村经济学，这个好理解。但有个技术学派，开端也不孬。这个学派重在叙事，卜凯的助手、后来的乡村社会系主任乔启明，于1945年在重庆出版了他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其框架明显是综合叙事的建构，像人口基础、文化基础篇就是乡村经济学的应有之义。他的结论就是要“使人口、土地与文化三者得其调剂”。这里有个历史的断裂。八十年代以后对中国农村的叙事虽然没有了资本主义这个历史大前提，但正如前面所说的，学科专门化也是这段时间内逐步完成的，大家调侃的学科帝国主义将硬叙事发展到顶点。一些讨论看来也没有脱开过去的窠臼，仍然是经济叙事模式前导，以前是政治经济学，现在是宏观经济学和政策经济学，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都有一个不太高明的经济学面罩，明明是很有自觉性、自主性的乡村社会生活调查，最后都变成了某个经济问题的探讨，小农生产是经济，土地问题也是经济，整天土里刨食的小农也是经济主体，农民交公粮是市场行为等等，效果非常不好。
这就影响到对中国农业的评价问题。基于前面对中国小农经济非经济的判断，如过密化、劳动替代资本的内部硬性约束等，很容易就认为中国还没有到达经济运行规律上的某一阶段，那就是工业或其他产业反哺农业的阶段，因此就不能搞“价格补贴”（林毅夫）或乡村社会福利保障（温铁军），这完全是从经济学认识出发的硬叙事。这种硬叙事没有考虑到农业作为一种生业的大前提，也不注意梳理这些认识的不同时空条件限制，虽然看似从具体出发，如小农经济，但并没有将这个经济看成一个能动的主体，中国的农业是不经济，也是小农经济，但它一天24小时在运转，也有比目前的论者长得多的寿命，从这个意义出发，关于小农经济效率判断的各种规律又是何等苍白，因此不应该动辄将教科书意义上的结论作为思考的起点，而应该是基于具体农业生产条件和历史条件来讨论农村经济。首先具体看经济阶段论，发展、增长都是经济效率优先，应用到历史上，是有限度的，因为任何社会在历史上没有那么绝对和直线发展的阶段，不说历史没有从一而终的模式，就是经济也到处是混合经济的模式，罗斯托的经济阶段论不知道要加多少个假设才能够成立。我们的论者却居然创造出反哺说，直线进化是书本上的也是想像出来的，没有哪一个阶段对应哪一种药方的公式，不能指望到了真有的那个阶段，可以搞其他产业反哺农业，这个问题的本质是社会综合协调发展，任何时候都可以搞，指望前人或者后人解决这个社会的实际问题，是逃避责任。从目前具体情况看，价格补贴同书本上讲的先进发达国家对农业的保护根本是两回事，发达国家的农场主交不交公粮（农业税、费）？这可是纯粹的超经济的剥夺，现在把他交上去的返还那么一小部分，怎么就叫农业高额保护政策呢，还影响到国际关系和外交困境？这种庸俗直线进化论在中国还反映在对法治、自由、民主、人权等公共问题上，很多论调都强调中国还没有发展到某种阶段，因此不适宜搞这些没谱的事情，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模糊地有一部进化历史只是站在今之视昨的角度上的，每个时代的人们都活在他们认为“先进”的时代，都过着自己时代的生活，哪有规定好的昨天的人们干什么，今天的人民又干什么，明天的人再干什么的。要有一种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代事情现在干的认识论，勇于承担责任，在具体事实的基础上，解决实际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是，部分返还粮钱是目前政府帮助农民的唯一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措施，其他的都是伸手索取的，连农业技术推广和改良都市场化了，涉农部门都走到了农民的对立面，这种情况下，这种措施简直就是一息尚存的人间温情，是变相的农业税费减免。
农业除了其经济价值外，还有其社会和文化价值。也就是说农业是一种生业，既然是生业，那么从业者和他所生活的场所就应该得到应有的体认和尊重。对农业的认识，我们讨论的时候一直基于经济困境而开革命与改革的良方，但如果意识到这要改变别人的生活，这么一个更艰巨的任务，显然需要从政治革命、经济改革的套路中跳出来。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读书人对这个问题就有清醒的认识，在为汤尔和翻译、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农事实验场编的《东省丛刊》之一所写的序言中，蔡元培于1929年9月24日就写到“我们太懒，——我们能把全国农业上的关系，调查清楚，就得到了救济中国的锁钥”，并认为这就是书名《到田间去》的用意；1930年5月28日，胡适之也写了短序，首先他对国人开自己在美国留学不识苹果的玩笑做了澄清，然后批评国人见了小麦说是韭菜却要高谈“改良农村”、“提高农民生活”的行为，他说他的大儿子在上海郊区就将小牛说成小象；汤尔和认为当时杂志少说也有1000多种，但都是扯淡的，因此为了回击“开口便是主义，闭口便是国家”的虚妄，他的目的是要让大家“留心莴苣白菜等琐屑不堪的小事”。这只是当时大家努力认识中国农村的一个插曲。
由于中国社会经过了二十多年的经济改革，社会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断裂”：过去城市和农村是互补的，现在城市消费的产品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来自农村（孙立平语）。所以，市场经济造就的二元社会同制度造成的二元社会叠加，社会整合的难度加大。再出现上述插曲，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所以现在要少谈农业的经济价值，那是政府和农民的事情，应该从软叙事的角度出发多谈农业的社会和文化价值，因为这是整个社会的事情。而且关于农业生产的具体情况也谈得不够，靠天吃饭（只能简单生产）、靠地吃不饱饭（地太少）、靠别人吃不上饭（政府的口号农业）、靠自己吃不好饭（纯种田收益差），尤其是基于天、地、水、热等自然条件的农业生产状况和农民从事农业的一系列生产活动，包括水稻、小麦、棉花等主要粮食和经济作物从播种到收获的整个过程的知识，都是整个社会都必须了解的知识，否则怎么可能对农业和从事农业的人有了解之同情？农业的改进专门注重市场价值，这种经济取向至上的分析只能得出一种我们都知道的结论：整个社会都不会对农业抱以了解之同情，农业成了一种优胜劣汰社会观中的产业和职业。这就是专谈经济的弊端。更进一步的分析应该指向两个路径，一是考虑具体的现实农业生产条件，二是考虑这些条件的历史演变，这两个路径是对社会（乡村）一体化理解的两个非常可取也显而易见的方法。但由于论者很难意识到他的经济学分析主位，生怕丢掉了专业意识，在现实专门科学共同体中找不到发言权，因此分析来分析去，最后就只有苍白而单一的应然说。几乎很少发现他在阐释这些问题上的回环、曲折和若有所思。关于农业的叙述中少了社会和文化价值层面，研究者也就很难考虑到自己的局限性和研究主体的能动性，这些更为人本化的反思更应该是常态。从中国具体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个人认为“三农”论说少了软叙事，因而主要加强的是上述两个路径出发展开的内容。
软叙事强调农民的存在状态，不仅政府官员、研究机构的学者或专家、一般大众对这个缺乏认识，就是农民自己也不屑一提。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太熟悉这个环境和生活状态，觉得没什么可说的。其二他们也有相对评价问题，在某种社会价值观影响下，从事农业的社会评价低，这导致他们也不看好自己的生存环境和状态，尤其是在人员流动情况下。所以，这更应该以研究对象的存在状态为叙事主体，而不是以研究者的评价系统。讲“三农”问题，我们的论者讲来讲去，就是干巴巴的几个必然规律，完全没有他与研究对象的互动，而且最可怕的是居然没有研究对象本身的形象。农业不谈具体一些的生产状况，农民成了一个符号，农村成了异域。不论你做什么“三农”研究，你总该有个同研究对象互动的过程吧？你去了解这些情况，结果既没有这些研究对象的具体情况也没有互动过程，那叫什么正确认识？所以我看这些年的“三农”叙事，坏就坏在论者缺乏心眼，只认死理，不顾生活。日本学者祖田修在《农学原论》中非常详细和扼要地列举了农业所具有的社会和文化价值。他的“生产的农学”、“生命和环境的农学”、“生活的农学、社会农学”和“空间的农学”所对应的经济价值、生态环境价值、生活价值和综合价值，尤其是后三种价值，在中国应该得到更多的强调。如果有论者抬杠，说中国还没有到关注这些价值的阶段，那我们就要好好地看清他的本来面目，他一定是个不择不扣的庸俗进化论者，其生活状态和价值判断完全二分，我们要使这样的人充分认识到其生存的状态是即时的。
四、直接叙述乡村：田野、日常生活和客观历史
乡村社会性质研究，目前只有研究乡村自治的论者在坚持。贺雪峰将其论乡村自治的一系列文章以《新乡土中国》为名结集出版，其研究旨趣一目了然。最能体现村治研究趣味的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徐勇、吴毅、贺雪峰等联合其他同道发表的“村治研究的共识与策略”一文，刊于《浙江学刊》2002年第一期。其共识“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直白的文风”、“平和的心态”、“深刻的片面”，直接反映了一种量的积累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反思，但是他们要面对很多疑问。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认知中国农村社会的解释体系的复杂性，前面已经提到了政治、经济和一些社会整合论上的解释体系，现在的共识是另起炉灶，且是直接叙事，这要担两个风险：首先，对于乡村社会的体认不是完全一穷二白的，虽然硬叙事太满，但毕竟是一个基础，你这个创新显然还只是在认识到过去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直接叙事是不是丧失了针对性？其次，直接叙事本身面临一个认识论的挑战，在不是写小说或讲故事的情况下，都要首先讨论概念问题，即使是人类学的实地调查，事先也要讨论行不行，何况村治研究是问题导向，面临多学科的知识积累，可问的还要多一些。一旦讨论扩大到对整个农村社会的认知上，村治研究者又该如何有效地规避这些研究有可能置于公共领域或者现实论坛的潜在风险？所以，村治研究的认识论边界还必须外推到同中国乡村社会整体认知相衔接的地步。第二，田野何所系？田野不可能只是村民自治实践的调查，而中国农村实际状况又太笼统，村治研究只是在努力提高农村实际状况的知识增量而已，不可能是以偏概全。中国有成千上万个村庄，风土人情悬殊，如果直接叙事，“中国（乡村）形象”就太多了，可见研究者必须有足够的理论准备，尤其是在直接叙事方面。从这一点看，不能一味地排斥西方理论，有些一般概念，只要弄清这个概念的各种假设和演绎过程，针对性地使用还是很有效的，如对权力的争夺、集体行动的逻辑等，关键要有中国乡村语境，这才是鲜活的，这一点是侧重制度研究的村治研究者们难以察觉到的。另外，有些乡村处于变动的状态，如劳动力流失村庄“失守”的“弃村”，如整体并入城市化网络中的“城中村”，由于市场经济的驱动，今后这一过程还会加速，所以村治研究又不能没有变动中的城乡互动这一框架，在这个框架内叙述乡村社会的权力运作想必是生动的。
村治研究者虽然提出了问题，但受制于过去的硬叙事，尤其是不能跳出政治组织或制度建设的框架，研究者应该同政策部门的运作保持距离，要比他们想得更多一些。由于在现代化的语境下搞村治研究，所以有上面提到的种种疑问。现代化是一个庸俗的概念，它的内涵是强烈的应然说，而且还有普遍标准。研究者只要注意到事物不是直线进化的，而且也不是千人一面的，他们就应该放弃这一概念，或者在使用它时作一个小小的限定。自从西方社会出现经济、社会危机后，尤其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文化危机，现代化所面对的更多的是社会病相，这个建立在经济发展笃定阶段上的庸俗进化论就失去了对现实社会的解释力；同时，结束殖民统治的发展中国家所搞的现代化改革，结出的果实是典型的四不像，现代化失去了它最后的对现实社会解释的阵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只是就人均GDP 这一经济指标来划分的，并不代表西方世界的昨天就是我们的今天，其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社会都是当代社会，如果研究者有对现实日常生活的深刻理解，包括人的现实生活境遇，那么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就不会用强烈应然说的现代化这个大帽子。
提出“田野灵感”、“野性思维”、“直白文风”，强调增进对实然的认识，这样的研究者却仍然坚持现代化的硬叙事，可见他们真正沉潜到硬叙事和软叙事结合的自由天地中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人生活在历史和现实的各种机会之中，一个人的存在就表明一种生活的可能性，立足于斯，才能真正领会硬叙事太满之弊和软叙事之必要性。
另外一个具有同样问题的乡村直接叙事是日常生活的发现。日常生活的描写，其困难之处既在方法上也在认识论上。日常生活怎么样进入文本，表面上它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但实质是一个认识论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处理的是文本而不是“言语”或现象，要让现象成为言说的对象，必须在认识论上加以解决。“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社会现象的解释同历史的解释，其分野较明显。在没有历史文本或历史文本很少的情况下，如何言说现象？所以不能简单地以日常生活的描写作为解决宏观观照不足的武器，要敲打日常生活这块活化石，看清楚它的纹理和脉络，乃至质地，找到真正书写日常生活的不二法门。“日常生活世界”作为一个分析概念并不是有效的，它太笼统、模糊，需要将它搬开找它下面的东西。因为除了“远方之地”或“异域”外的日常生活对此在的人们有意义外，人们并没有或不去发现此在生活的意义，这正好是“熟悉的地方没有景色”之谓，但此在的生活毕竟也是日常的，也有意义，为何弃此在之日常而打造“异域”或彼岸之日常来观照“我们”的生活（异域生活不在我们的生活之外，而是其中，“他者”只是人为的设定，为了叙事的方便而已）。要从此在出发观照日常生活，这样就没有他者，也没有对立的生活意义。一切日常都是此在的日常。不能说以前对乡村社会的认识是日常生活的缺席或未被发现，因此要以日常生活替代观念认知，关键在于大家都在过日常生活，异域或他乡的日常生活不可能作为一个“独特的认知”概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外而存在。所以，“日常生活世界”并不是观照城市之外的乡村生活的有效分析工具。它还是太普通，其作为假设的边界也没法设定。或者从“家园—内部”的视角切入，或者放弃“日常生活世界”在观念史上的席位，总之，不大可能直接书写到一个日常生活世界，更不可能得到一个观念上的日常生活世界。这是必须慎重对待的认识论问题。
由此我们还必须反思直接书写乡村历史的叙事。直接书写历史和径直书写日常生活世界具有同一的认识论基础，都不一定能够书写到真实的历史和现实，必须有作者在各种叙事中的迂回和出入。这里就以一个有争议的村庄历史的书写为讨论中心。《读书》2001年第一期刊发了“书写历史：《高家村》”一文，3月29日《南方周末》集中发表了质疑文章。“书写历史：《高家村》”一文的作者将当代乡村历史这个“活宝”给糟蹋了，也可说捡起了芝麻，扔掉了西瓜。坏就坏在他搞不清他是谁，是历史中的一员还是研究者？作者对这个缺乏反思，犯了“自己看到的就是事实”这个他想避免又陷进去的常识性错误。其实我想指出这篇文章的作者和它的质疑者们都跑冒滴漏掉了主题。但如果对直接书写历史的认识论不加辨析，只说同在现实社会里书写日常生活世界一样有共同的“名实难分”问题，可能还稍欠单薄。因此我必须就乡村史饶舌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问题。科班历史说穿了，就是超越历史常识悖论，在研究客观历史的过程中结合认识的主体性问题，求得一个在现有材料和观念知识水准基础上的历史认识。其间充满着了解之同情，应该说历史的书写方式主要是软叙事，侧重对人的生存状态的理解和解释。所以说，历史叙事处处充满了设问，以体现人的历史存在状态的多种可能性的开掘。不能因为意识到历史认识的主观性，而任意裁减历史或书写历史，如果是大历史，将会面对千百万人的质疑，即使是个人历史，也不会那么轻松面对质疑者，如果想到这些问题，就会对历史保持敬畏之心，书写历史也就会谨慎得多。这就是历史的客观性。十九世纪西方历史理论忌讳议论，以为越直接越如实，越干巴巴越客观，以为这才算是书写到了真实的历史。到现在史学理论已经解构了这种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强调先要做观念认识的考掘。绕来绕去，只有一个道理，在进行客观叙述之前要对概念和命题等观念知识做一番分析，不管是逻辑的还是历史的。“书写历史：《高家村》”一文的作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将我们日常的主观认识看成了不好的东西，而“以恶易恶”；日常的主观认识是我们思考的出发点，要达到认识的彼岸，还需要走过艰难的思想之旅。历史的主观性是好东西，不是坏事情，它恰恰反映了我们知性努力的共同方向。这在对硬叙事的检讨中已经说得很清楚，客观的、唯一的规律在人的知性努力下是大有问题的，那么科学的认知方式就是在硬叙事太满的情况下加入软叙事的内容。从对日常生活世界的反思中我们知道单纯讲故事的局限性，完全以个人的看法来书写历史和现实，也是不可能的。主观认识只是一个起点而已，要挑战很多经过论证的主观认识，才能找到书写的合法性。历史和现实的书写本身是知性努力的最大难题，所以我们总是从一个个小小的方面来讨论其可能性。这一点应该是任何软叙事的应有之义。
软叙事本身的相关问题，并不是我讨论的中心。我只是想以综合叙事的方式指出现有“三农”叙事的可能缺失，强调未来叙事的可能方向。因此，对于具体的乡村历史，尤其是八十年代以来的乡村历史而言，“书写历史：《高家村》”和质疑它的文章都漏掉了主要内容，都跑到历史的书写形式上，而对具体的当代乡村历史的内容缺乏足够的省视，丢了本质，拣起了形式，跑题了。他们所反映的乡村生活，这才是主题，已经有些支离破碎，其对过去的真实感受则快被现在的状态榨干了。“书写历史：《高家村》”的作者已经写了一些暂时属于高家村所特有的当代乡村生活，如果他坚持软叙事，只写农业的具体生产条件、农村的丰富交往以及农民的生活挣扎、情感冲突等等，那将是功德无量的事。可惜，他要拿他所了解的“破事”（不完全义）做他同各种宏大叙事打仗的道具，委实遗憾。而质疑的作者手里也只有他们所知道的那一点“破事”（不完全义），还引到敲打“文革”上去了。其实，有些村庄的村民哪里知道各种有关乡村的宏大叙事，他们只有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所接触的各种力量都卷到其生活中去了。这就回到我一直力图想说明的一个问题上，必须加强政治、经济主导的硬叙事之外的、社会—文化范畴和生态环境系统中的乡村历史和现实的叙事，才能有效扭转这种一讨论乡村生活就跑到农村、农民、农业之外去了的“飞遁”现象，而朝向坚实而具体的人类生活叙事迈进。
五、斯人在彼处生活
我们讨论“三农”问题，说实在的，一说就说到几个有限的命题上，而且还是必然规律，如劳动替代资本、小农经济、城乡二元，中西历史和现实发展的差异性等；一说到乡村社会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就跑到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中国的社会变迁上去；一说到办法，就是革命和改革，具体的路子也就那么几种，不外是维护权利、增加就业、减轻负担、改革政府。从一个方面说，这是大家认识一致，意见统一，说明就是这么回事；从另一个方面说，这几个方面哪一点都不可能是天上掉得下来的，试想政府真的有这能耐，那问题不早解决了？要考虑到社会的张力和其中纷纭的互动，否则只有思维硬化，认识单一。
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考虑问题。首先，因为我们都不是农民，也没有生活在农村，更没有从事农业，因此，就不那么清楚生活其间的具体情况，就必须明确自己的身份，力图在辨识各种命题的基础上，出入各种事实中，提供关于乡村社会的较客观的认识。其次，研究对象是能动的，尽量让研究对象说话，自己既做局外人也做同情者，保证程序上的客观性。第三，研究对象的生活，很可能是“熟悉的地方没有景色”，我们自身的状态也一样，因此互动的过程不可缺。第四，硬叙事太满就很可能只见规律漫天飞不见人，软叙事单独又不具有反思的功能，因此需要以问题意识为主体，以硬叙事和软叙事为综合工具，书写更生动、鲜活而丰富的“三农”问题。
现在，一些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以及一些非政府组织和团体在帮助低度发展的弱势群体时，其操作手段已经显示我们的一些认识方式存在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没法合作，也没法具体操作。因为我们有关“三农”的论断都是宏大叙事，并不在意生活气息。而别人是以人为本，强调现有的地方生活状况以及参与型发展。我们被动，人家主动，所以别人可能总有正经事做，我们也在做，但做的事情缺乏互动，都是政策研究，不是互动型的知识增量、实践增加的工作，一旦最后发现只不过是给政策做注脚，自上而下根本动不了，接下来就是疲软、落寞。因此，我们要从这些从事实际扶贫和开发的国际组织和团体的实践中吸收经验，多注重“三农”的生活属性，在政治、经济之外，更侧重社会—文化生活和生态环境，把农村看成一个自主性的生活场所，将农业看成一种生业，将农民看成我们自己。在这样的一种综合叙事的视角中，我们将会发现农民生活困苦、农业危险以及农村凋敝的深度，这种深度是人类生存意义上的，是我们自身的状态，所有的人都会在它面前面临灵魂的拷问。这就是综合叙事要达到的目标。
自从中国2003年春爆发SARS以来，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整体思考开始抬头，对一般大众、政府官员和学者、专家都是一个触动。虽然这种思考持续的时间不长，但毕竟开始了。我们开始思考人类和自然的协调，未始不能思考我们、你们、他们的协调。这就是“三农”问题将来的综合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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