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对民族主义的一种自由主义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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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全喜 (进入专栏)  

  同时它又是一种道德义务。本能产生了家庭,义务产生了国家。如果民族可以不要国家而存在,只听命於自我保存的本能,它将无法自我否定、自我控制和自我牺牲,它将只把自己作为目的和尺度。但是在政治秩序中,个人利益甚至个人存在都必须牺牲给所要实现的道德目的和所要追求的政治利益。真正的爱国主义,即自私向奉献的发展,其显著标志在於它是政治生活的产物。种族所引起的义务感并不完全脱离它的自私和本能的基础;而对祖国的爱,如同婚姻之爱,既有特质基础也有道德基础。爱国者必须区分开他所献身的两种目的或目标。惟对祖国(country)才产生的依恋,如同惟对国家(state)才表示的服从--一种对物质强制力的服从。一个将献身祖国看作最高义务的人,与一个让所有权利都屈从於国家的人,在精神上是息息相通的,他们都否认权利高於权威。"19

  

  阿克顿显然是将自由主义的对於爱国主义的理解注入了他的观点,他所说的那种对於祖国的热爱注入了自由主义的价值要素,虽然他没有明确地提出共和主义的爱国主义,但是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对爱国主义的理解无疑具有这方面的倾向。米塞斯指出:"历史进程比所有理论都更清楚地揭示了,正确地理解爱国主义,必会导向世界大同主义(cosmopolitanism),一个民族的富裕不能建立在压服其他民族基础上,而只能建立在和平合作基础上。"20维罗里有关共和派爱国主义的论述,沿着阿克顿等人的路向进一步追溯到古代的共和精神,维罗里通过他富有创建的分析研究,区分了两种爱国主义,即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和共和派的爱国主义。在维罗里看来,共和派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那种对於祖国和国家的无条件效忠不同,他的爱国主义"是对共和国及其公民的一种普遍并且强烈的热爱或博爱。用经院思想家Ptolemy of lucca的话来说:'对祖国的爱应该来自於博爱,即那种将公共事业放在私事前面的精神。'"21维罗里通过他的研究指出,这种爱国或祖国之爱是尊重正义与理性的原则,又可称之为理性之爱,其对共和国的热爱与其说是对这个国家的种族、土地和文化的热爱,不如说是对於这个共和国所赖以建立的法治社会、自由权利、公共秩序的热爱或崇信,因此,热爱自己的国家不是一种自然的情感,而是一种必须由立法或更确切的说由理想的政府以及公民对於公共事务的参与所激发的热情,所以爱共和国就是爱保障全体公民平等与自由权限的政治体制,乃至生活方式。因此这种热爱是有条件的,它所立足的基础不是种族性,而是政治制度及其政治制度所赖以维生的自由正义与美德,这些条件一旦丧失,那么爱国的情感也将随之消亡,因此这种共和主义的爱国情感是理性的,具有着坚定的人道原则和人文理想,突出明确的政治要求和目标。在这种爱国主义看来,民族主义的那种无条件的祖国之爱是变态的,它强调的忠诚是以牺牲个体自由权利和个性尊严为代价的对於民族国家的绝对忠诚,这样就难免与专制独裁为伍,成为抵制和拒绝自由民主理想的意识形态。而共和派的爱国主义情感却是以所有作为自由和平等之个体的尊严为前提的,这种爱国主义显然将自己置於自由主义的政治根基之上,它强调的是自由原则与民主文化的多元结合,是普遍的人道原则与特殊的民族个性的和谐,是公民权利与国家利益的统一。在此爱国又与公民美德结合为一体,一个认同共和自由政体的公民不但具有着道德上的政治美德,而且也具有情感上的爱国情怀,这种共和主义的爱国精神是自由主义政治得以持续发展的内在凝聚力之一。

  

  我们看到,维罗里所指出的共和派的爱国主义并非只是存在於古典古代的政治传统中,它在中世纪的基督教文明中也曾出现过,特别是15世纪以来,这种共和主义的政治观念与现代民族国家中所演生出来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有着密切的联系,并通过把共和国(republica)与祖国(patria)两个概念予以重新整合,从而逐渐发展成为现代政治中的共和主义的爱国主义或自由主义的爱国主义。依照这个渊源谱系,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希、西塞罗经中世纪的奥古斯丁到现代的马基雅维利、孟德斯鸠、卢梭、弥尔顿、伯克、休谟、阿克顿、贡斯当、美国联邦党人、托克维尔,直至当代的伯林、哈耶克、罗尔斯、哈贝马斯等人,他们共同构成了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中枢,而其中的一个主要问题便是通过对共和派爱国主义的理论探讨,从而奠定了以自由主义来整合民族主义的理论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二战以来,民族主义越来越成为一种强劲的思想潮流,特别是在後进的发展中国家,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合为一体,已构成了强有力的凝聚民族意识的情感符号和话语体系,然而这种爱国主义往往与沙文主义、排他主义、种族优劣论等思潮联系在一起,其混乱的程度已经达到了难以分清是非的地步。特别是步入21世纪以後,随着西方社会进入了後现代阶段,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全球化越来越成为主要的趋势,而民族主义随着与各种後现代理论、依附理论和後殖民理论的混合交融,对共和主义的价值理念和自由主义的政治制度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与此同时特别是对於後进国家来说,由於他们民族的政治进程还只处在现代性乃至前现代性阶段,个人自由与公民权利不但没有得到有效的伸张,反而受到了各种集团势力的挤压与排斥,强权政治不但在国际领域流行,而且在国内政治中更加暴虐,特别可悲的是这种强权政治往往又打着所谓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美好旗号,以虚假的民族尊严、国家主权和历史传统来混淆是非,以抹杀真正的爱国情感中对於何为国家的自由主义追问。这样一来,一个国家的公民自由和权利保障的制度基础在当今的爱国主义那里已经完全被遗忘了,而这恰恰是共和派爱国主义所最为关注的问题,他们的爱国从根本意义上来说就是爱这个国家的法治、个人自由、公民美德和生活方式,因此,在我们看来,维罗里所指出的这种共和派的爱国主义对於当今世界後进国家普遍流行的爱国主义话语不无警示和提撕的作用。他写道:"对於政治哲学家而言,重建公民道德的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在我们能够接受或理解的尽可能的范围里,强调爱国主义的观念。我相信,爱国主义的观念作为对共同自由的热爱,不仅是一种道德情感上的召唤,也是当今时代社会实践所反映出来的迫切要求。在我们的社会里,有的公民敢於挺身张正义,反对腐败,保护受害的公民同胞。正是他们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现实的道德与爱国主义的最佳楷模。此所谓现实性正来自他们的政治本质。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公民,更好的(爱国主义)理论也许会有帮助:改变我们对於爱国主义的理解可以帮助我们增强民主社会所要求之德行,更重要的是,它可以避免浪费我们政治的和智识的精力而寻求某种不现实的甚至危险的德行。"22

  

  从宪政主义看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一种有着政治诉求的思想理论,这种政治诉求表现为不同的形态,其关键在於通过一种民族共同体的组织形态而结为一个具有主权意义的国家实体,前面我们分别从民主主义和共和主义对这种政治诉求的内在结构、意识形态、组织程序和情感定式给予了多个层面的分析,并指出了一种基於自由主义的对於民族主义政治诉求的整合与改造的可能,这种可能是对民族主义的民族认同的全新解释。这种解释或者说对於民族主义的一种新的政治基础的设定,可以从民主主义和共和主义两个形态中给出,从而使得民族主义逐渐摆脱了狭隘的民族性局限,特别是阿克顿所说的那种多元性民族融合的国家熔炉,就是从一种全新的自由主义国家学说中为民族主义的政治诉求提供了赖以存在的基础。不过,应该看到,无论是民主主义,还是共和主义,就其自身来说仍不能最终为自由主义的民族理论提供最坚实的理论基础,因为这两者自身都缺乏法治与宪政这样一种最实质性的政治价值和制度安排。因此,对於民族主义来说,它的民主主义和共和主义的改造必须通过法治和宪政得到最後的完成。也就是说阿克顿意义上的那种冶炼各个民族的政治国家,作为民族多样性的自由共同体,它必须通过法治主义和宪政主义来予以制度性的实现。

  

  一般来说,宪政是现代西方政治文化的一种产物,宪政主义是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而产生出来的高於民族主义的一种具有普世性的政治理论,其核心价值是自由主义的。正像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民族主义只是现代的产物一样,宪政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宪政主义也只是现代的产物。23 就实质来说,宪政主义的核心在於通过调配政治权力的运作模式而实现对於个人自由权利的合法性保障,这是现代西方政治理论的关键,从这个角度来改造狭隘的民族主义,在我们看来,这是西方政治文化的一个伟大成就,也是我们今天从自由主义来考察民族主义的最後落脚点。不过,在此之前,我们还必须纳入一个与宪政主义密切相关的维度,即通过法治主义来梳理民族主义,因为宪政与法治是密切相关的,甚至是合为一体的,没有法治也就没有宪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宪政与法治是同义词,或者说法治是宪政的前导,宪政是法治的结果。

  

  法治与民族、民主、宪政等形态一样,也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它们从历史上来看都源远流长,早在古代社会的政治中就存在,另一方面,法治主义与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宪政主义一样,也是伴随着民族国家而一同生长出来的现代政治理论。民族认同早在民族国家产生的初期就具有法权的意义,民族主义的政治诉求从一开始就追求一个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存在,这集中地表现在民族国家对於主权资格的确认上。主权是一个与法治密切相关的术语,它意味着一个国家的法权资格,民族主义首先强调的是作为政治单位的主权地位,这是它的合法性标志。在现代政治思想史中,马基雅维利、博丹、格劳秀斯等人对於国家主权所具有的法律意义给予了开创性的研究,他们的主权理论标志着现代民族国家已经开始有别於古代城邦和中世纪封建体制的现代转型。然而,应该看到,民族主义对於法治的理解却存在着重大的偏差,或者说现代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建设是在两个矛盾的相关领域展开的:一方面,它把法律意义的主权架构置於国际法的背景之下,强调国际法或万民法中一个独立民族国家的法律地位,在此主权是民族认同的关键之所在;另一方面,现代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又系於国内法的国家建构,即一个国家的权力基础是通过人民的认同而得到法律确认的,这个方面实质上开辟出一种有关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的契约关系,这个维度的法治集中以宪章的形式表现出来,可以说作为国内法的宪章或宪法,它所设定的个人与国家的权利义务关系构成了另外一个维度的民族国家的法律基础,其关键在於人权保障。

  

  我们看到,主权和人权,或者说国际法中的民族认同的法律地位与国内政治契约中的公民认同的法律地位,这两者从一开始就既是相互关联的,又是矛盾对立的,这种关系构成了民族主义政治的一个最基本的内在冲突,也是民族主义在有关法治问题上的一个核心症结。为什么?因为民族认同依赖於法律的确立,或需要获得合法性的承认,因此它必须确立法治的原则,但法治的原则一旦作为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原则,就会表现出一种独立的品格。所谓法治主义,指的是法的统治而不是依法而治,法治和依法而治是两种不同的治理方式,这里实质上涉及权与法的关系,究竟是法大还是权大,或者说是法的独立统治最为根本,还是民族国家或民族单位的普遍利益最为根本,这是有关法治问题的一个中心问题。民族主义企图在两者之中达到一种统一,实际上存在着一个误区,或者说一种政治上的自我欺骗。在自由主义看来,一个民族若在政治诉求中遵循法治主义的原则,那就会面临内在本性的重新塑造,也就是说,民族认同或民族自觉一旦纳入法治的轨道,这个民族的主体权利资格,或作为这个民族代表的统治者的权力,便要受到法律的制约,特别是宪法的制约。幻想仅仅利用法律来配合民族国家或民族共同体的集体利益,以法治主义来论证主权至上主义的企图不是一种幻想,就是一种欺骗。固然法治原则可以为民族或国家提供合法性的论证,但这种论证一旦以法治为根本标准,就同样会受到另外一个源於法治原则的更高标准的考验,这就是人权标准,亦即民族国家自身内部的每个成员作为公民的个人自由、权利是否受到了法的保障。

  

  由此可见,法治主义不仅可以为主权提供论证,更可以为人权提供论证,人权说到底是一个公民权问题,即一种涉及每个个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所享有的人的尊严、自由、个性与追求幸福的权利保障问题,法治或法治主义便是为这种人权保障提供一整套普遍、客观而又公正的规则体系。在法治主义那里,国家或民族共同体不能够以集体性或总体性的权利、利益为目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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