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对民族主义的一种自由主义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766 次 更新时间:2005-03-28 00:5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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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全喜 (进入专栏)  

  但国体和政体在民主政治中是分立的,其权力的关键仍在於国家权力的人民授予。而这种授予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显然来自於民主政治,来自於民主政治运作中人民的广泛认同,或者说每个公民通过自己的政治参与而将自己的主权授予给国家来代表。所谓的社会契约论便是依照这种理论产生的,其内在的政治逻辑无疑是民主政治的认同逻辑。这里的认同是双向的认同,即一方面是每个公民对於国家权力的认同,另一方面是国家权力对於公民权利的认同,这种相互认同的政治理论使得西方现代以来的民族国家有可能沿着自由主义的政治路线而展开。

  

  民主主义对於现代民族国家中产生的民族主义政治显然具有提升的意义,也就是说,它通过多数制的民主程序消除了民族主义政治中民族至上性的强势政治逻辑,通过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初步解决了民族认同中的内部关系问题。原先那种极端化的民族成员从属於民族群体的总体主义倾向,通过民主主义的政治途径而得到有效的解决。在这种政治框架内,民族国家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整体利益、它的合法性基础和正当性来源都应该建立在民族成员作为国家公民所给予的政治授权和认同之上,在此,个体同意便作为一种有可能大於总体目标的政治要素获得了应有的地位,个人的权利、自由、主张和自治得到了有效的尊重。在一个民主占主导的民族国家的政治体制内,很难产生传统意义上的专制独裁,过去的那种朕即国家的王权专制主义受到了挑战,并最终被排除於历史政治的舞台之外,民族成员或所谓的人民大众以其多数的主导原则成了国家的主人,民族主义的民族至上或国家至上说辞很难在损害人民的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有所作为。

  

  上述所言,可以说是民主主义对於民族主义的胜利,或者说是民主主义对於民族主义政治的提升和转换。我们看到,这一以民主主义转换民族主义的政治进程对於20世纪以来後进国家所产生的民族主义的政治诉求及其民族解放运动,无疑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对於这些国家来说,追求民族独立的政治架构应该确立一种政治运作的模式,这种模式显然首当其冲的是予以民主主义的转换,也就是说应该把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有效地整合起来,用民主主义的政治运作来实现民族国家的正当要求,而不是把民族国家的实践寄希望於民族的强权政治,或者说并不是以牺牲民族成员的个人利益和基本权利来实现所谓的民族振兴,如果一个民族振兴的宏伟前景是以每个成员的工具性使用和无偿牺牲为代价的话,这种民族主义无疑是可耻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民族认同不应该以民族至上为幌子,而应该以全体民族成员作为国家公民全面参与的民主选举和资格授权来实现。对於民族主义来说,只有民主政治才能实现民族的复兴和繁荣,民主主义显然在校正民族主义的危害方面起着积极性的纠正意义。

  

  但是,现在的问题在於,民主主义是否真的能够解决民族主义的内在危机,民主政治是否真的能够为民族主义提供自由主义的政治基础呢?这个问题值得深思。阿克顿在著名的《论民族主义》一文中富有卓见地区分了有关民族主义的两种政治路径,或者说两种类型的民族主义,一种是他称之为"民主理论的产物",另一种他称之为"属於自由理论"。"这两种民族主义的观点分别对应着法国和英国的学说,实际上代表着政治思想中对立的两极,它们仅有名称上的联系。"8 在阿克顿看来,源於民主理论的民族主义并不能真正解决民族主义的问题,因为民主政治作为一种政治模式从根本上来说并不属於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核心。民主理论只是从程序上解决了政治权力的产生问题,但它并没有解决政治权力的目的问题,也就是说虽然民主政治可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统治,甚至可以达成所谓人民主权的普遍概念,但是民主理论并不能有效地防止多数人的专制,更不能从制度上制止以人民主权名义所实施的政治暴力。9 关於这种民主政治所可能导致的暴政,本文并不准备予以论述,在此所要指出的乃是,民族主义一旦与民主理论联系在一起,就很有可能把民主政治中的专制倾向表现出来,人民主权的概念就很可能被置换为所谓民族的至上利益和统一的集体意志,民族主义因此成为暴政的发源地。作为自由主义者的政治理论家,阿克顿有感於历史中的民主政治和民族主义运动的现实情况,他指出:"在民主理论中,民族主义的基础是集体意志永恒至上,民族统一是这种意志的必要条件,其他任何势力都必须服从这种意志,对抗这种意志的任何义务都不享有权威,针对这种意志的一切反抗都是暴政。在这里,民族是一个以种族为基础的理想单位,无视外部因素、传统和既存权利不断变化着的影响。它凌驾於居民的权利和愿望之上,把他们形形色色的利益全都纳入一个虚幻的统一体;它为了满足更高的民族要求,牺牲他们的个人习惯和义务,为了维护自己的存在,压制一切自然权利和一切既定的自由。无论何时,只要某个单一的明确目标成为国家的最高目的,无论该目标是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国家的安全或权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还是对一个抽象观念的支持,此时国家走向专制就是不可避免的。"10

  

  纵观世界民族主义运动的历史,阿克顿的卓见是非常深刻的,20世纪以来後进国家在追求民族独立的此起彼伏的民族主义大潮中,所使用的基本理论便是源於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政治理论。我们看到,这些深受殖民统治之苦的後发民族,在建立民族国家的运动中,逐渐抛弃了与其本民族传统政治文化相联系的王权专制思想,很快地吸收了民主主义的政治模式,并以这种民主政治的运作求得民族主义政治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在他们那里,民族国家的主权是与所谓的人民主权相联系的,人民成为民族的同义词,人民就是民族,就是国家,人民的意志和愿望就是民族的意志和愿望。在他们看来,只要披上了人民主权的外衣,就获得了总体性政治的合法性,而在实践中最能唤起人民热情的并不是自由主义政治所诉求的公民权利和个体自由,反而是所谓的民族意识、民族情感和民族精神。这种源於总体性特征的民族认同,一旦与人民主权在民主政治的框架内结合在一起,便构成了不可阻挡的政治潮流,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联手的政治凯旋中,个体性的价值和公民的自由权利便统统被淹没了。

  

  然而,在阿克顿等自由主义者看来,这种民族主义是不健康的,甚至是暴虐的,即便它与民主理论联系在一起,其实际的结果是把民主政治中的强势逻辑和总体主义的极权专制因素扩展出来,而这恰恰是对自由主义政治的最大威胁,在他看来,在民主和民族之上还有另外一个更高的价值,那便是个人自由的价值。他指出:"另一种理论除了在反对专制国家这一点上,与这种理论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它将民族利益视为决定国家形式的一种重要因素,但不是至高无上的因素,它有别於前一种理论,因为它倾向於多姿多彩而不是千人一面,倾向於和谐而不是统一;因为它不想随心所欲地进行变革,而是谨慎地尊重政治生活的现存条件;因为它服从历史的规律和结果,而不是服从有关一个理想未来的各种渴望。统一论使民族成为专制和革命之源,而自由论却把民族视为自治的保障和对国家权力过大的最终限制。在民族统一牺牲了私人权利,却受着各民族联合体的保护。任何力量都不可能像一个共同体那样有效地抵制集权、腐败和专制的趋势,因为它是在一个国家中所能存在的最大群体;它加强成员之间的在性格、利益和舆论上一贯的共性,它以分别存在的爱国主义影响和牵制着统治者的行动。同一主权之下若干不同民族的共存,其作用相当於国家中教会的独立。它可以维护势力平衡,增进结社,形成共同意见给予臣民以约束和支持,藉此避免出现在单一权威的笼罩下四处蔓延的奴役状态。"11

  

  前面我们曾经谈到过这样一个问题:一个民族是否必然有权力要成为一个民族国家,或者说在人类的政治框架中是否就一定是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民族,或一个民族必定要成为一个国家?这个问题涉及民族自决权问题,而对这个问题显然从民族主义政治理论中并不能给出最终的答案。因为民族主义只是一种中间性的政治理论,固然从它的角度来看,一个民族对於自身的政治共同体具有自决自治的选择能力,但是这种选择依然受制於更高层面的政治理论的约束。显然民主主义的政治理论对它就形成了制约,依照民主政治的模式,民族自决权固然是一个民族的自我选择,但这种选择要得到民族共同体内部所有成员的普遍认同和承认,民族自决并不是某个民族英雄自我的个人独断,也不是所谓的民族精神的产物,在此,民族成员对自身命运的广泛参与并通过一种多数原则的同意决定,才能使其具有普遍的效力。这种情况取决於民族自决权的民主政治模式,它无疑比个人独断的模式要更具有合理性,这是民主政治的一个方面,从这个角度来看,任何一个民族如果通过民主的方式选择了自己的政治道路,这种意愿和行为应该得到普遍的尊重,应该在国际法中得到同情性的理解与承认。有鉴於此,在当今的国际政治中,很多涉及民族自决权的政治决断往往采取全民公决的方式予以解决。

  

  然而问题在於,民主政治并不是最终的政治模式,或者说民主主义并不是普世性的政治理论,它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也就是说民主的决断方式未必就是最合理的和最具有正当性的。假如一个民族采取了普遍参与的民主政治模式,例如采取全民公决的方式选择了民族独立的国家道路,从而从原先从属的国家或联邦中退出来,以所谓一个民族必定要结成一个国家的理论,而付诸於政治实践(这种情况在20世纪以来的国际政治中是经常发生的),那么这种所谓的民族自决权就理应得到普遍的尊重与承认吗?在此确实出现了一个难题,在我们看来,单纯的民主政治无法给予最终的解决。依照这种一个国家就必定是一个民族,而一个民族就必定要结成一个国家的理论,人类社会经过长时间的历史积累和自生进化所形成的政治秩序就会面临挑战,甚至解体乃至崩溃。12 试想一下,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大致有数千个大大小小的民族群体,如果他们都要诉求民族国家的政治独立与主权地位,那么几乎目前所有的国家就会濒於解体。对此,单纯的民族主义理论、民主主义政治乃至一个民族的所谓全民公决,都无法给出较为妥善的解决方案。

  

  这一问题只有通过吸收另外一种政治理论才能给予较为妥善的解答,这种理论显然是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政治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普世性的理论,它对於民族主义问题给予了更高层面上的政治整合。以此之见,民主主义尽管具有一定的政治合理性,较之於专制主义,它的运作方式具有很大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但它的政治逻辑却是有问题的,而民族主义一旦与民主主义结合在一起,若不能得到有效的约束和限制,就会导致极端的混乱。因此,应该通过自由主义的政治模式和政治价值对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结合给予全新的锻造,对此,阿克顿等自由主义者提出了著名的应对民族主义政治的理论,他精辟的指出:"同一国家之下若干民族的共存不仅是自由的最佳保障,而且是对自由的一个验证。……不同的民族结合在一个国家之内,就像人们结合在一个社会中一样,是文明生活的必要条件。生活在政治联合体中较次的种族,可得到智力上更优秀的种族的提高。力竭而衰的种族通过和更年轻的生命交往而得以复兴。在一个更强大、更少腐败的种族的纪律之下,由於专制主义败坏道德的影响或民主制度破坏社会整合的作用而失去组织要素和统治能力的民族,能够得到恢复并重新受到教育。只有生活在一个政府之下,才能够产生这种富有成效的再生过程。国家就像个促进融合的大熔炉,它能够把一部分人的活力、知识和能力传递给另一部分人。如果政治边界和民族边界重合,社会就会停滞不前,民族就会陷入这样一种境地,它同不和同胞交往的人的处境没有什么两样。两个人之间的差别把人类联合在一起,不仅是因为这种差别为共同生活的人提供了好处,而且因为它用一条社会或民族的纽带使社会结合在一起。使每个人都可以从他人中找到自己的利益。这或是因为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政府之下,或是因为他们属於同一种族。人道、文明和宗教的利益由此得到了促进。"13

  

  从共和主义看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两者具有一种共同的倾向,即强调一种对於国家主权的政治诉求,虽然民族主义把这种诉求的基础设定为民族国家,民主主义将其设定为人民国家,但国家在它们那里都是作为一种共同的政治实体并以其主权资格的合法性为标志的,因此,恰恰是这样一种共同点导致了它们的相互结合。然而,正像我们指出的,它们两者又都有着几乎相同的弊端,即都可能高扬总体性的主权地位(无论是民族国家的主权还是人民国家的主权),从而忽略乃至排斥了个体的地位(无论是作为民族成员还是作为国家公民的自由、权利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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