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佩蒂斯:中国经济增长模型简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47 次 更新时间:2013-03-21 20:5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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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佩蒂斯  

  

  但更大的问题是投资所创造的价值。我们可以认为基础设施的价值,主要是因为节省劳动力所产生的价值。在一些生产力水平非常低的国家,每小时节约的劳动力比生产力水平高的国家要小很多。因此生产力较低的国家比更高效的国家有更低的人均资本。

  这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但它往往并不是这样。分析师指出,中国高质量的基础设施的质量超过一些富裕国家,这未必是一件好事。当有大量的支出补贴或者强有力的政治(或奖金)来激励投资支出,而透明度和问责制只是有限的,可能导致大量资金的浪费。

  其他的事情也很重要。如果一个国家拥有较低的社会资本水平以致很难建立一个行业,那些与政府关系密切但效率不高的企业能够竞争过更高效的企业,如果法律和政治结构在公司治理中存在问题(特别是“代理”问题),如果法律框架比较弱,如果产权得不到尊重,如果知识产权可以很容易地失去,那么更多的基础设施支出可能被浪费掉。

  也就是说,事实证明,现在把重点放在提高法律框架而不是建立更多的机场可能更为有效,尽管(也许是因为)建设机场可以产生更多的增长(与政治有关的财富)。弱小的社会资本约束了从基础设施建设中获取价值的能力,约束的成本在体制框架脆弱的贫穷国家是非常高昂的。

  

  西部大开发

  

  投资多少才足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就这个问题值得更多的讨论,但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说明为什么我们需要担心中国投资在额外的基础设施上有多少用。这点清楚地表现在中国推动西部的发展上。

  通常当我质疑中国推动西部建设的经济价值(经济价值不同于社会或政治价值,其中后者可能被证明不是经济上可行的),我几乎每次都与美国西部的故事作对比。在19世纪,大家都知道美国去西部开发,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这对国家的经济意义非凡,这也是导致它成为最富有和最有生产力的国家的一个重要进程部分。

  但是,我们必须非常小心地借鉴美国的经验。美国不是历史上唯一一个“走向西部”的国家。其他几个国家这样做,但出于某种原因当我们讨论中国时我们忽略了他们的经验。例如,巴西在20世纪50年代和20世纪60年代去开发西部和北部,从丰富的南部沿海地区扩大到亚马逊和加勒比地区;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进行了类似的开发,它向东到西伯利亚去。

  今天的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巴西和前苏联的经验在经济上是失败的,留给这些国家背负着如此巨大的债务,这至少部分地归咎于巴西在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和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崩溃。换句话说,对于中国的西部计划,成功和失败的先例都有。

  (这些例子)有什么区别以及它们如何适用于中国呢?同样的,我不能说我可以完全理解或解释,但是有一个主要的区别。在美国,它是个人寻找盈利机会从而进入美国西部,随后政府投资才跟进。在巴西和苏联,却很少有个人激励这一进程,他们是政府主导民营企业跟进的模式,因为政府开支创造了巨大的获利机会。因此政府支出一旦停止,所有经济业务就要停止。

  我非常初步的结论是,大规模的政府目标与强烈的政治动机结盟,并获得成本低、容易获得的信贷,很容易导致投资计划的种种错误。美国在19世纪政府投资的经验,换句话说,可以作为一个不充分的先例来了解中国增加投资支出的现行政策,特别是关于贫穷的西部部分。

  巴西和苏联可能会是不错的例子,至少当我们考虑中国的政策时这些悲观的经验不应该被忽视。“西部大开发”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并不总是一个好主意,至少在产生好的结果的同时也存在许多甚至更多坏的结果。目前尚不清楚为什么这些经验教训不可能适用于中国。

  

  健全的国家财政体系

  

  “美国体系”的第三大支柱是建立适当的金融体系。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很难说美国19世纪的金融体系是稳定和运转良好的。事实上,当时美国的银行体系混乱、容易出现危机、经营不善,而且往往存在欺诈,但美国在这段时间里增长非常迅速。

  另一方面,中国的银行系统更稳定,实际上中国银行家最老生常谈的是这个系统可能没有效率,但是非常稳定的。是什么让中国的银行系统如此稳定,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因为政府全力支持银行。这都没有区别,换句话说,信贷分配的决定是多么的无力。因为通过控制信贷和存款利率,并限制中国储户的可选方案,政府确保了银行系统的流动性和偿债能力。只要政府的信誉是完整的,银行体系是不可能失败的。

  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轻易做出判断今天中国的银行比美国在19世纪更健全。未来的金融体系在短期内稳定有好处,但是从长远来看,我不认为一定的货币健全性和金融的稳定与更快速的增长是正相关的。

  我这样说是因为我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表明,具有稳健和保守金融体系的国家会比宽松和高风险金融体系的国家增长得更快(尽管他们似乎有较少的金融危机)。事实上我不止一次提到比利时银行历史学家Raymond de Roover的有争议和深刻的评论:也许你可以说“鲁莽”的银行体系造成了债权人许多损失,但它加快了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而稳健的银行可能阻碍了加拿大的经济发展。在19世纪加拿大作为英国的一部分被祝福(或Roover称为诅咒),因此继承了英国管理更好的金融体系。

  “鲁莽”的银行体系是很难界定的,但是可以很轻易判断的是中国的银行体系是很鲁莽的,尤其在近几年,但是它又是一个不寻常的鲁莽。我再次不能完全有信心指出,中国的发展模式同“美国体系”中的银行系统有什么意味深长的不同,但是我认为至少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差异。

  首先,美国的金融体系当时(现在)已经非常擅长为高风险的新企业提供资金。它所提供的资金基础,不仅是资产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对未来增长的预期以及可能有积极奖励的冒险精神。在中国这点是不明确的,这就是所有的问题所在。中国银行往往青睐大的有关系的低效巨头企业,而牺牲了冒险者。

  其次,虽然两个系统都容易出现不良贷款,美国银行系统往往能迅速地纠正——从危机的角度——不良贷款立马被记载下来和清理掉。在短期这当然是痛苦的- 特别是如果你的银行存款受到影响- 但记载贷款及清算资产可以实现三个重要的目标。财务困境成本很快被消除(这里我不详细介绍这一点,因为这是众所周知的并在公司财务理论中讨论得比较多),资本分配由盈利驱动、而不是由隐性担保,以及资产迅速返回到有用的经济中。

  关于最后一个目标的典型例子是对19世纪60年代的铁路泡沫的反应。在1873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和之后,一些铁路公司纷纷破产,包括主要的公司诸如联合太平洋和北太平洋(Union Pacific and the Northern Pacific),后来甚至杰伊·库克公司(Jay Cooke & Company)也破产了,这些都是美国政府在内战期间的金融领导公司。危机发生后,一些主要的铁路债券用其原面值的15%-20%的价格交易,所以他们用巨大的折扣进行购买和重组。新买家因此能够大幅削减客运和货运的成本,在某些情况下超过了50%,因此除去购买铁路的费用还赚了不少,这导致了美国运输成本的大幅降低。

  资金流动性,换句话说,为经济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经济价值。它允许资产的重新定价并防止这些资产变成无谓的损失,这对于经济来说是一个刺激。换言之,如果铁路尚未被清算,任何的成本降低都可能是微乎其微的,铁路对美国经济的发展也没什么用。

  

  发展模式的比较

  

  这个问题的讨论是长期的,我计划在未来更多地关注这个问题。但现在我认为有必要总结一些重要的点,分析“美国体系”和其他相似的增长模式,比如中国的版本。

  1.保护新兴产业在一定条件下能够促进长远发展,而在另一些条件下却不能。我认为关键的区别在于前面的情况伴随着强有力的推动管理和技术创新的力量和快速有效率的增长。

  就美国而言,似乎是残酷的国内竞争(促进了长远的发展)。如果中国想从他自身的保护新兴产业政策中受益,很有必要形成相似的国内的创新驱动和高效率。需要注意的是廉价资本并不能成为驱动,虽然它是中国竞争力的主要来源之一。获得廉价的资本,只不过是另一种保护新兴产业免受外国竞争的方式。

  2.每一个已成为可持续富有的国家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有重大的政府投资项目。但并不是每一个有重大政府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的国家都成为可持续富有的国家。相反,在许多情况下,前期有着水平非常高的基础设施投资的国家发展了一段时间之后步履蹒跚。

  我认为,不同之处可以肯定取决于资本配置不当的程度。在一些国家,政策制定者更容易推动资本支出,同样的它似乎也比较容易浪费。如果中国是这样的情况,那么我相信对于中国关键的一点是控制开支并开发另一种更好的方式来分配资本。

  重点是基础设施方面的支出有一个天然的界限,这个界限往往在市场经济中扭曲。当达到极限时,更多的基础设施的投资会破坏财富,而不是提高财富。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方式是收回投资,并把重点放在减少体制的限制上来,从而更有效的使用资金,如弱化企业管治和薄弱的法律框架。基础设施投资的步伐不能超过机构改革的步伐,否则不可能在很长时间内不出问题。

  3.任何经济体想要实现可持续的长期增长,必须有一个“好”的金融体系,来有效地分配资本和奖励正确的风险控制水平。很难确定怎样才是一个“好”的金融体系,但是我们不能太快假设它等同于稳健。

  更重要的是,资金分配过程明显是至关重要的,我还是要申明不良贷款的清算同样很重要。不良贷款,就如同日本在过去二十年间展示给我们的一样,可以成为一个对增长严重的障碍,部分是由于被广泛认同的财务困境扭曲了管理层激励,部分是由于它减缓了经济吸收不良投资的过程。

  4.有一件我还没有讨论的事是工资的作用。“美国体系”的发展有悖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经济理论,部分是因为英国经典经济理论似乎暗示减少工资可以使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更有竞争力,从而对经济增长有好处。然而,“美国体系”的主要关注点在于去解释美国的经济政策,因为它有比欧洲高得多的工资水平,从而需要形成更快的经济增长来维持高工资,实际上,这也成为“美国体系”的一个主要方面。

  而日本版本的增长模型,尽管与20世纪其他的国家在很多方面有不同的成就,在工资的观点上同美国体系不同而与英国经典经济理论一致。不是采取措施强制涨工资并维持较高水平,从而推动生产力增长和为美国生产商创造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许多之后的“美国体系”的版本试图压制家庭收入相对生产总量的增长,作为提高国际竞争力的一种方式。这也许是美国不像许多其他在20世纪实施了类似的发展战略的国家的原因,他们往往在19世纪运行庞大的经常账户赤字。

  这种差异反映了高工资是应该鼓励还是不鼓励的问题,尽管在这个问题上鲜有人提到,但我相信这个是美国的发展模式区别于其他20世纪乃至21世纪的国家例子的最重要方面。我甚至认为,即使我不能证明的一个结论是,当在消费和投资之间达到平衡时,需求上面的增长是更可持续的。

  在分析中国在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增长上,我们似乎忘记了在过去的两百年间有许多的增长“奇迹”。有些是可持续的并且发展成发达国家,而许多即使不是大多,最终是不可持续的。几乎所有不同的增长版本都有一些相似的特点,最明显的是在新兴产业保护、国家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以及不同程度地牺牲储户来使生产者受益的金融体系等方面,但是在这些特点的运用方式上有很大不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济的体制结构和金融部门创造了一个非常不同的激励。

  我认为,为了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及其可持续性,对于为什么这些特点在一些情况下有效而在另一些无效,这点我们需要有一个清晰的了解。专注于中国的大多数经济学家似乎不怎么知道经济史,当他们进行分析时他们的知识往往停留在对美国经济史的一个肤浅理解上。但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也有许多先例,不是所有的例子都预示中国进一步增长是必然的。

  相反,历史上的例子使我们担忧。在大多数的例子中它们预示,中国将面临一个非常困难的调整,去调整继续增长同其20年的增长奇迹相近的路径上可能出现的不利结果。理解为什么经济增长模式在少数情况下成功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失败,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发展前景。

  

  译者: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助理 王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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