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嘉明:中国国情的八个关键问题(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98 次 更新时间:2013-03-16 23:3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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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嘉明 (进入专栏)  

  

  编者按:中国新任领导人习近平在2013年两会期间强调,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要敢于啃硬骨头。但改革攻坚的前提是对中国国情有基本和清醒的认识。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将陆续刊出维也纳大学朱嘉明新书《中国改革的歧路》中第三篇《中国国情的八个关键问题》的内容。本文是第六个“关键问题”──“关于城市化和城镇化”。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化大跃进。人们对于城市化的前景普遍抱乐观态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里茨说过:影响未来世界的是两大经济事件,一是美国高科技发展,一是中国城市化。2011 年,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 51.3%,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中国城市化进入关键发展阶段。2012 年 11 月中共十八大之后,政府、学界和媒体,将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寄托于城镇化,并且形成了舆论热潮。中国的真实情况是:城镇化和城市化已经不可分割,而城市化已经逼近极限。这样的判断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第一,城市的扩张和小城镇空间的丧失。中央政府自 1980 年代初期以来的各个五年计划或规划,都重申实行控制大城市规模,发展卫星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城市发展战略”。但是,中国的城市化基本背离这样的战略和规划。这是因为,实行“县改市”和“中心组合”模式,急遽压缩了小城镇的空间。同时,已有的城市用地空间不断扩张,不仅中心市区扩大,市区边界和市域边界重合,而且增加各种类型的开发区和新区,将城市周边的乡镇直接吸纳到城市体系之中。

  在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在各地大城市扩张速度不断加快的同时,中等城市个数与人口规模也在增加和扩大。不仅如此,大都市和城市群主导的城市化新格局正在形成。所有这些事实,反应在相关的统计上,就是城市数目持续增加,而镇的数目相应减少。在表面上中国的城市化似乎与世界的城市化历史,特别是大都市化和城市集群化相一致,但是,就其土地成本、资本来源、政府作用、形成方式和机制,以及受益者等方面都与世界城市化的内涵有很大的不同。

  第二,城市化或城镇化和农村空间减少、农业用地恶化。城市化的主要动力是扩大城市占地面积,表现为房地产业扩张。政府通过征用农民土地,缩减集体土地,扩大国有土地。十数年来,城市化通过“灭村运动”,实现了对农民土地的大规模和高速度地再剥夺。 2012 年 2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提供了一组资料:在 1990 年到 2010 年的 20 年间,中国的行政村数量,由于城镇化和村庄兼并等原因,从 100 多万个锐减到 64 万多个。根据另一个统计口径:中国从十年前的 360 万个村落,减少到现在的 270 万个,也就是说,在过去十年间,每天消失 80 至 100 个村落。在没有消亡的村落中,还有很高比例的“空心村”,即所谓的产业空、青年空、住房空、乡村干部空。如此下去,不仅是农业用地还在不断被侵蚀,流失和破碎化,而且是农村的空间急遽减少,农村继续凋敝、衰落、消亡。广大农村人口正在失去自我存活的最后保障。

  第三,城市化难以持续地为农民提供就业机会。中国现阶段的城市化,或者城镇化,已经和工业化逐渐分离。以北京、上海、天津和广州这样的大都市为例,在城市规模扩张的过程中,不但没有增加第二产业,而且是排挤第二产业,那种城市化、工业化和农民进城当工人的传统模式不复存在。城市的就业机会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农民缺少竞争优势。特别是,在城市的生存成本过高,这是绝大多数农民所无力承受的。会有这样的时候,当城市房地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高峰期过去,城市不能继续为农民工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农民工又难以在城市自主就业,而原本的家园已经消失或者衰败,重新成为农民不再可能,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会成为流动型“失业人口”,数倍于城镇的失业人口。这种农民工失业群体将是中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第四,城市开发强度正在逼近极限。城市开发强度是指一个区域当中的城市占有空间的比重。中国山地和高原占国土面积的60%,平原面积低于 40%,适宜工业化和城市化开发的面积大约在180 万平方公里左右,扣掉必须保护的耕地和已有的城市用地,中国今后能够进行城镇化和工业化开发的面积不过是 27 万平方公里,不到全国陆地国土总面积的 3%。这就是极限。从个别城市化地区看,开发强度已经过高。上海的开发强度已经达到 36.5%。北京的开发强度接近 48%。而伦敦城市开发强度不过是 23.7%,东京城市开发强度最高也只有 29.4%。开发强度过高,说明在一定空间内集聚的经济和人口规模过大,同时意味着生态空间和农业空间的相对减少,意味着提供农产品和优质生态产品的能力在减弱。

  第五,城市的生态系统日益脆弱。水资源是城市产生和发展最为基本的条件。古今中外,莫过如此。但是,自 1990 年代以来,中国城市的水资源供需矛盾不断升级,缺水范围扩大,缺水程度加深。目前,在全国 660 个城市中,缺水的城市超过二分之一,严重缺水的超过六分之一。同时,城市的水资源品质因为水污染蔓延而恶化。城市化进程既是农业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过程,也是生态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过程。所有这些,说明城市化的生态系统也在逼近极限。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过去二、三十年的城市化,不是市场经济推动的结果,没有经历传统城市的自然发育和成长过程,而是政府人为推动的结果,更像“城市化”运动,有着显而易见的“揠苗助长”痕迹。这样的城市化,不是缓和区域发展的不均衡,而是拉大区域经济的失衡;不是提高空间经济积聚效应,而是造成土地资源严重浪费、密度减少。在城市化过程中,形成了以房地产业为核心,包括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参加的利益集团,不断外推城市边界,刺激地域级差,共同分享因为城市化所形成的财富果实。有人说,房地产业绑架了城市化,并不过分。

  如果未来的中国经济增长依靠新的一轮“城镇化”,无疑是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重复过去二十年城市化的模式,形成一次波及穷乡僻壤的“城镇化”运动。所不同的是,此次“城镇化”需要突破城乡“二元制”户籍制度,实现农业人口的市民化。各级政府不仅需要向农民提供物质生活条件、就业环境和就业机会,还有基本的社会保障。可以肯定地说,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城市化和城镇化将全面遭遇因为资本、空间、生态和制度在内的一系列“极限”的挑战,不能够克服和超越这些“极限”,关于城镇化的经济潜力之说,不过是一种幻觉而已。

  

  (本文作者朱嘉明现任教于维也纳大学。华尔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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