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嘉明:中国国情的八个关键问题(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17 次 更新时间:2013-03-16 23:3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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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嘉明 (进入专栏)  

  

  编者按:中国新任领导人习近平在2013年两会期间强调,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要敢于啃硬骨头。但改革攻坚的前提是对中国国情有基本和清醒的认识。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将陆续刊出维也纳大学朱嘉明新书《中国改革的歧路》中第三篇《中国国情的八个关键问题》的内容。本文是第五个“关键问题”──“关于经济增长”。

  

  过去20年,中国处于一个特殊的经济增长时期,在政府、国有金融机构和垄断国有企业共同组成的“增长联盟”主导下,实行了一种接近“大推进”理论的增长模式。在这样的增长模式下,曾经盛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福特生产方式”在中国得以空前的放大,使之成为了“世界工厂”。

  但是,2012 年,几乎所有宏观经济指标显现和预示着经济增长速度发生下落。对于这样的经济现象,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一种判断是,2012 年的经济下落是暂时的,只要调整经济增长方式,找到新的增长点,仍旧可以重新回到高增长的轨道。另一种判断是,2012 年是历史性拐点,从此,中国开始进入中、低速增长时期。后一种判断更接近事实。从中长期看,至少有如下五个约束条件发生作用,使中国的高增长被中速甚至中低速所替代。

  第一,经济增长阶段。在当代世界,分析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格局和速度,都需要确认其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一般来说,因为彼此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低于新兴市场国家。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在 1960 年提出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对于分析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依然很有帮助。

  根据罗斯托的理论,中国目前显然完成了起飞阶段,处于向 “技术成熟”和“大众消费”阶段的过渡时期。不论是依据统计资料还是经验观察,1980 年代是中国经济起飞的准备阶段,从 1990 年代初至 2010 年前后则是中国经济的起飞阶段。在起飞阶段,经济增长需要加速度,一般国家如此,对中国这样的巨型经济体尤其如此。但是,一旦中国开始进入向“技术成熟”和“大众消费”阶段的过渡时期,经济增长的放慢就是不可避免的。

  主要原因是:“技术成熟”的前提是知识经济。建立知识经济需要资本和人力资源对教育和科学技术大规模地、长期地投入,还需要教育、科研和企业制度的配套改革,中国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是刚刚起步。而实现“大众消费”,需要整个社会将注意力从供给转到需求,从生产转到消费,将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引导到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和大众服务领域。现阶段的中国,告别贫困不久,社会财富分配不合理,贫富差别严重,中产阶级成长缓慢,区域发展不平衡,民众消费能力不足。中国还面临着要对传统农业和工业补课的问题。例如,在农业领域,如何避免粮食大规模减产和发生粮食危机;在工业领域,如何在发展资本和科学技术部门的同时,避免劳动密集型产业过早或过快地衰落,以维持就业水准。

  特别是,不论进入“技术成熟”,还是“大众消费”阶段,都需要进行政治和社会制度的进一步变革。所有这些问题表明,中国要全面进入大众消费阶段,还需要相当的时间,要建成一个福利社会,是一个更为遥远的目标。

  目前有一种看法认为,以高档耐用消费品普及化、住宅建设热潮和闲暇消费兴起作为标志,经济正在从过分依赖投资驱动转型到倚重消费拉动,所以中国已经步入“大众消费”阶段。这种看法的根据没有普遍意义,与实际差距甚远,并不代表中国的整体状况。总之,与“经济起飞”阶段相比较,向“技术成熟”和“大众消费”阶段的过渡,需要更长的时间,经济增长速度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减速。

  第二,经济周期。任何经济体,都受制于经济周期的影响。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也没有超越经济周期规律。那时的经济周期,一般为期五年左右。影响周期的主要因素是农业经济与五年计划相关的工业投资和政治运动。进入经济改革开放时期,计划经济时代的周期规律被打破,经济周期明显的模糊化,呈现紊乱、滞后和延迟等特征。中国经济学家在解释这个时期的经济周期现象时陷入了困境。

  有一种解释是以 1970 年代末至 1990 年代末的 GDP 增长率为主要根据,提出这个时期经历了四轮完整的波动期(1977-1981,1982-1986,1987-1990,1991-1999),经济周期特点分别是:增势平稳,“增长型”占主导,没有发生经济负增长;波峰和波谷的落差缩小在“高位型”向“中位型”变动之间;周期波动系数显著下降;经济增长的内在稳定性提高。在此基础上,他们将中国经济周期概括为“高谷底、低峰值、长平台”。

  这样的周期分析,显然背弃了经济周期终究与繁荣和萧条相联系的根本特征,换句话说,没有了繁荣和萧条,哪还有周期可言?为了自圆其说,有学者创造了一种“反周期”理论,即政府通过实施行政干预和宏观调控政策改变了周期。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周期的内在机制和规律,是可以通过政府的“反周期”政策和实践加以改变。按照这种“反周期”理论的逻辑,中国经济可以彻底摆脱经济萧条的阴影,持续处于高增长和繁荣状态。这无疑是不足为信的理论。中国在过去30余年,因为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掩盖和干扰了其经济体内部的经济周期机制,但是,并没有可能消除经济周期的规律。

  进入2012 年,由于经济增长放慢,经济周期“水落石出”,原本遭到掩盖和干扰的那些造成经济周期的因素开始全面显现。这些因素包括创新因素、政治性周期因素,以及货币化、投资周期、消费周期和社会预期心理,等等。不仅如此,长期处于压抑状态的长、中、短三种周期的迹象开始同时呈现,形成制衡经济增长的大环境。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技术创新长波因素的作用。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每个周期取决于新技术、新产品和新领域等创新活动的勃兴和衰落。中国不得不告别以往依靠投资拉动的粗放型增长模式,过渡到以“创新”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模式。这意味着,创新等影响长波的因素开始发挥作用,劳动密集型产业主导的经济周期步入尾声,过去的产业结构均衡开始被解构,经济制度有待全面调整。繁荣需要创新,创新引起模仿,模仿打破垄断。但是,中国的现实却是高度垄断的经济制度,畸形的资本和技术市场,抑制竞争和企业家成长,不利于创新。中国只有两种选择:或者制度变革,推动创新;或者继续压制创新的体制。但是,不论是哪一种选择,经济增长成本都会提高,增长速度放慢不可避免。

  第三,产业结构。产业结构方面的问题,首先发生在实体经济和非实体经济之间,主要是货币金融经济失衡。货币金融经济市场化滞后。其次是工业内部结构问题,虽然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相对下降,资金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出现增长,但是,工业结构总体水准仍处于较低层次,技术密集型产业仍未发挥主导作用。简言之,就是高加工度化和技术集约化部门落后。例如,资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航天技术、先进制造技术、新能源开发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增长的创新结构尚未全面形成。

  再次,产业结构还是一个动态概念。近年来,加工工业的数码化,引发了新的工业革命。3D 印刷机正在实现资讯革命、网络革命和加工工业的融合,是这场革命的重要标志。其意义远远超过 18 世纪英国主导的纺织,20 世纪初以福特工业生产线和企业管理代表的工业革命,颠覆了人们的工业生产概念。工业化由此从 2.0 版跳跃到 3.0 版。所以,中国至今所完成的不过是传统意义的工业化。要实现 3.0 版的工业化,必须改造工业结构,为此,需要时间、资本和人力资源的投入。

  第四,人口年龄结构。在当代世界,人口的年龄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不可置疑的相关联系。这是因为不同年龄组的人的经济行为,如生产、储蓄、消费、投资行为等,存在着“异质性”,且通过一系列中介变数最终影响经济增长方式。一个年轻人口比重大的社会,劳动力抚养负担较小,劳动力供给充足,容易产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所谓“人口红利”。

  中国过去30年,大体是工作年龄人口占比不断上升,劳动力充裕和价格相对低廉的时期,是高速经济增长和“人口红利”积极互动时期。同时,这也是中国全面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时期,生育率下降,并导致中国在 21 世纪过后不久快速进入社会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作为中国最大城市的上海,60 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超过五分之一。到 2030 年,这一比例将达 40%。预计到本世纪中叶,中国人口中将有 1/3 达到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 4.38 亿。

  人口结构老化,使家庭和社会的老年赡养负担加重,养老金支出水准和总量进入持续增长期;曾经的储蓄主体转变为消费主体,高储蓄时代随之而去;老龄群体退出劳动力市场,减少劳动力供给,加之新生代自愿失业人口增加和不再爱劳动的人口增长,劳动力成本将不可抑制地上升。所有这些都将导致“人口红利”减少和消失。

  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无非是两个方法:调整人口政策,逐渐增加新生人口比重,改变人口年龄结构;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不论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还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都是短期内没有可能实现的。

  第五,生态环境。过去二、三十年以规模扩张为主的外延式增长模式,持续地损害和破坏了生态环境系统。如今,环境、生态、灾害和资源四大生态环境问题共存,相互叠加、相互影响,呈现系统性、复合性和难以逆转的趋势。此外,还不断有新的人为因素导致生态环境危机,例如所谓的“转基因工程”。面对同时并存的经济增长压力和生态环境危机,中国的选择空间其实有限。

  其一,尽可能延长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积累实施改善生态环境的财富存量。但是,因为中国经济基数已经过大,加剧对生态环境资源的消耗,生态环境恶化抵消解决经济增长的效益,如果要扣除环境成本,社会财富存量会大幅降低。更为严重的是,现存的增长方式所引发的生态环境恶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导致医疗支出攀升,侵蚀居民有限财富,触发更多的群体事件。公众不得不为此支付健康和金钱成本;政府则要支付更多维稳成本。

  其二,改变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改变经济结构和资源配置。例如,关闭或者改造所谓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难循环、低效率”的产业和工厂,势必引起失业和增长低落。

  其三,发展“生态现代化取向”产业,建立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置换。目前,中国上下都在讲“环保产业”、“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但是,实践证明,对于这些产业的投入和效果是不成比例的。总之,上述任何一种选择,都表明了生态环境不仅已经开始制约经济的高增长,而且制约的强度会不断加重。

  事实上,约束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还不止上述五个方面。可以肯定的是,高增长时代结束。但是,从经济决策层、各级政府、主流经济学家,都已经习惯了高增长,拒绝接受这样的事实,以为只要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寻求新思路和新办法,还可以刺激经济高增长。在短期内,某些刺激手段可能还有效果,但是,长程的代价将会更大。中国的可持续经济增长,最终取决于是否可以完成从“外生增长”模式向“内生增长”模式的转变。“内生增长”的核心机制是通过学习,知识积累,形成内部自创的优势,建立知识经济和创新体系。中国要实现这样的转变,需要改变经济、教育和科研制度。

  

  (本文作者朱嘉明现任教于维也纳大学。华尔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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