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舵:再读《旧制度与大革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61 次 更新时间:2013-03-15 08:5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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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舵  

  正是这改善吊起了人民的胃口,民众开始认识到进一步的改善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应该的,是人民的“天赋权利”,而政府却未能通过有条不紊的、进一步的改善来满足民众期望、平息不满。这就像是骑自行车,可以骑得慢一点,但一定不能停止,改革停滞、半途而废的结局就是政权倾覆。

  托克维尔提及的“没有充分准备的人民自行动手从事全面改革,不可能不毁掉一切”对于我们特别重要。英国人从1640-1670年代的内战和克伦威尔军事独裁吸取了经验教训,知道民众大规模急剧卷入政治有多么可怕,所以必须设法防范;知道社会越是不公平,底层民众就越是天然地倾向激进革命,改革派就越是不能轻易去发动底层民众、让他们起来卷入政治斗争,否则就会使局面失控,滑向革命和动荡。而法国的国王和贵族先是对革命毫无预感,满心以为政权稳固、天下太平,而改革既起,贵族、资产阶级,尤其是文人又和英国人恰恰相反,当法治、宪政还立足未稳的时候就去宣传、动员群众,结果自然就是被民众的革命怒潮席卷而去。当代的民主化理论对此有很多系统论述,一再强调在条件不成熟——经济不够发达、贫富悬殊、经济发展的成果没有被广大民众所分享、中产阶级没有成为社会主流、法治宪政还很脆弱、公民社会和公民文化发育不够,等等——的时候,就去让底层民众过早地进入政治过程,就只能是引发革命;而革命的结果恰如托克维尔所言,既没有自由又没有民主,只有新专制或无政府状态。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是当代中国的许多民主派至今仍然要么毫无所知,要么死也不肯承认的,他们至今仍然满脑子都是“人民有天然的民主素质,民主的唯一阻碍就是一党专制”一类的民粹民主信念。他们不知道,这是非常危险的虚假信念,和各国民主化的实际情况严重背离。“书生误国”,说的就是这一类脱离实际,只会大谈民主教条的书斋民主派——恰如托克维尔笔下的法国文人。请看下一节:

  

  二、激进文人对大革命的巨大贡献

  

  举世罕见的成功革命家列宁说得好:“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同样道理,“没有改革的理论,就没有改革的实践”。英国的渐进改良,是由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文化保守主义和经验主义哲学奠定理论基础;而法国大革命,则是由法国启蒙运动的文化激进主义和理性主义哲学铺路,其中对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激进主义影响最大的,是近代民粹民主的思想鼻祖卢梭。英国和法国的思想传统差别巨大,这是造成两个国家的社会政治实践迥然不同的重大原因。所以,不是什么“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而是恰恰相反;否则,毛泽东就没有必要一次又一次地整肃知识分子,没有必要大讲“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首先就要大造舆论”,没有必要大搞“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斗争”了。但这且不谈,只谈谈托克维尔书中第三编的整整一章:“到18世纪中叶,文人何以变为国家的首要政治家,其后果如何”(174-183页)。

  读过美国史的人都会知道,美国自由民主的巨大成功,一部《美国宪法》居功厥伟,而这部伟大宪法的五十几位制定者,除一人出身下层之外,都是既饱读经典,又富有政治实践经验的政治家兼法律界人士。这和大革命前的法国形成了鲜明对比。

  “与英国不同,这些文人从不卷入日常政治,……他们没有丝毫(政治)权力,在一个充斥官吏的社会里,他们不担任任何公职。然而,他们不像大多数德国同行那样,完全不问政治,埋头研究纯哲学或美文学。他们不断关心同政府有关的各种问题;说真的,他们真正关心的正是这些。……这种抽象的文学政治,程度不等地散布在那个时代的所有著作中,……他们都认为,应该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和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他们的生活远远脱离实际,没有任何经历使他们天性中的热忱有所节制,没有任何事物事先警告他们,现存事实会给哪怕最急需的改革带来何种障碍;对于必然伴随着最必要的革命而来的那些危险,他们连想都没有想过,他们对此毫无预感;由于没有政治自由,他们不仅对政界知之甚少,而且视而不见。他们在政界无所作为,甚至也看不到他人的所作所为。只要见过自由社会、听过其中争论的人,即使不问国事,也能受到教育,而他们连这点肤浅的教育也没有。”“同样因为愚昧,民众对他们言听计从,衷心拥戴。假如法国人像以前一样在三级会议中参政,每天在省议会中致力地方行政,那么可以断定,法国人绝不会像此刻那样,被作家的思想所煽动;他们会维持事物的一定规章,以防止纯理论。”“所有身受日常立法妨害的人不久就爱上了这种文学政治。……听说一切特权概应受理性的谴责,无不为之雀跃。这样,作家控制了舆论的领导,一时间占据了在自由国家里通常由政党领袖占有的位置。”“我惊恐地发现,人们所要求的乃是同时而系统地废除所有现行的法律和习惯;我立即看到,这是有史以来一场规模最大、最为危险的革命,而那些明天就会成为牺牲品的人对此全然不知;……他们竟然忘掉了他们先辈四百年前用当时朴实有力的法语所表达的那句格言:谁要求过大的独立自由,谁就是在寻求过大的奴役。”“在英国,研究治国之道的作家(学者)与统治国家的人是混合在一起的,然而在法国呢?政治仿佛始终划分为两个互不往来、彼此分割的区域。……在这边,人们采取日常事务所要求的具体措施;在那边,人们宣扬普遍法则,从不考虑用何种手段加以实施”。

  ——“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划分为两个互不往来、彼此分割的区域”,知识分子没有“见过自由社会、听过其中争论”,“由于没有政治自由,他们(知识分子)不仅对政界知之甚少,而且视而不见。他们在政界无所作为,甚至也看不到他人的所作所为。”——这说的不就是当今中国吗?

  知识分子既如此,而法国专制体制下的官员也好不到哪儿去:

  “长期以来,贵族和资产阶级被排除在一切公共生活之外,他们表现出这种独特的缺乏经验并不使人惊异;更加令人惊异的是,正是那些领导国家事务的人,大臣、行政官、总督,毫无先见之明。他们中间许多人对于本职工作的确都精明强干;他们洞悉当时政府的一切细微末节;但是,一旦涉及治国这门科学,这门教授如何理解社会普遍运动,如何判断群众精神动向并预见其后果的科学时,他们就和民众一样一窍不通。事实上,只有自由政治制度才能把治国安邦的要术完完全全教给政治家。”

  ——大家认真对比一下当今中国和这个马上就要大难临头的法国吧!简直是处处若合符节啊!对“治国这门科学”,我们的官员现在能懂多少?马克思主义,这是治国的科学吗?你放眼看看全世界,哪个按照马克思主义治国的地方是有好结果的?以此之故,李**、王**推荐这部《旧制度与大革命》,恰逢其时——前提是,要有正确的解读,别让歪嘴和尚把好经念歪了,念成了“改革不能搞”!

  

  三、地方自治特别重要

  

  托克维尔在他更早的另一部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中就特别强调中世纪封建西欧各国传统政治自由的一个重要领域:地方自治,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公民社会和公民文化的发育;英国的自由宪政和美国的自由民主离开这个社会基础是不可想象的事。这本《旧制度与大革命》承接着作者的同一见解,作者还特别为此附上一个《附录一》:“论三级会议各省,尤其朗格多克”,以法国与英国比较接近的朗格多克省为例,系统讲述了地方自治如何成为革命动荡的防波堤。为什么这些地方自治的、政治自由古老传统尚有部分保留的“三级会议各省”在法国大革命当中是最“反动”,即最反对革命的,由此得到了有力的解释。

  按照托克维尔式的思路,我在“建设和谐社会需要高瞻远瞩的顶层设计”一文中提出,中国的2900个县级政权应该先行推进以宪政、法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因为宪政、法治、自由、人权保障是一回事,我们就简单称之为“宪政改革”。

  县级政权的宪政改革,台湾就直接称之为“地方自治”;我1993年访问台湾时,国民党有关方面介绍台湾民主化经验时特别强调两项自1950年代就先行推行的政策:第一特别注重普及教育,第二就是地方自治。这样做的好处是,首先,层级适中,一方面可以避免改革失误导致全局性动荡,另一方面可以弥补村民委员会权力太小、受上级干扰太严重的弊病。第二,“县治则天下治”,县市级的宪政改革既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目前愈演愈烈的地方政府家族化甚至黑社会化,引发层出不穷的群体性事件的恶性局面,而一旦出错,又易于纠错,不至于因错误的路径选择而造成“路径依赖”。第三,如果配合省级政府的简政放权,省对县主要承担监督、规范、指导和协调作用(中央对各省也应如此),县级政权的政治改革就一定会出现蓬蓬勃勃的竞争局面,各种制度创新就能获得广泛的实验机会,然后由中央政府及时予以总结提高,“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反过来指导进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这就比较容易实现“既积极又稳妥”的改革目标——以法治宪政为主要目标的政治改革得以及时启动,这是“积极”的一面;层级适中的县级政治改革对“改革引发全局性社会动荡甚至引发革命”预先设置了防范措施,这是“稳妥”的一面。

  下面,我就以2900县市(县及县级市)的宪政改革为政改的中心和突破口,提几条操作性建议。

  

  四、以县市级宪政改革为中心的政治体制改革

  

  1.县市改革自然会形成制度创新的竞争,借以打破今天已经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僵化固结。但是,宪政下的自由、自由竞争,是法律、道德等游戏规则约束下的竞争,没有这个约束,自由竞争就会自发演变成黑老大的欺行霸市、权力垄断,干脆消灭掉任何竞争。在中国这样专制主义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家,宪政是不可能由毫无约束、无法无天的自由放任、“多元博弈”自发产生的,所以,在宪政改革的过程之中,县市改革要由高层予以规范和指导,划出不可逾越的红线——政治改革必须有利于宪政的发育,有利于宪法的实施、法治的完善,有利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而决不能背道而驰。这就需要省级和中央政权以宪政改革的具体成绩、阶段性成果作为县市级官员政绩考核的中心目标。(中央政府对于省级政府当然也应该如此)。

  2.县长(县市长、共产党县市委书记以下统称为县长、县委书记)到底是应该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还是由选民选举人大代表、再由人大代表选举县长,不妨先不做硬性规定,让县市自行实验;但无论如何,目前的上级任命制是一定要尽快改革的。而县委书记则可以由上级提名几个候选人,由党员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再由省级党委批准。县委书记对县长主要起监督作用,不干预政府行政。这就便于达到既给予县长足够大的创新空间,又能对其及时纠错的目的。

  3.对县市长的权力监督,除了县市委书记之外,还必须有一个完全独立于地方权力部门——政府、党委、人大、政协和司法部门——的统一机构,由中央直接领导。应该把目前分散的纪委、监察部、反贪局合并,然后授以不受地方干预、独立调查的充分权力。(中央对省级政权也照此办理)

  4.目前这种党委、政府、司法混淆不清的办法不能再持续下去;除了上面所说的党、政分开之外,还必须把党、政和司法分开。司法应该和纪委一样,完全独立于一切地方政权机构;应该切断司法和块块的关系,由最高法院条条管理。行政性的信访制度要尽快废除,把所有的官民冲突案件、行政诉讼案件交给人大代表处理,人大代表难以解决的行政诉讼案件则由地方法院、省法院和最高法院三级审理。

  5.人大和政协现在不过是虚设的装饰品,和宪法的规定背道而驰。托克维尔在书中说到,法国旧制度下“并不给予真正的自由,只给点自由的影子,……这种做法无不失败,不仅不能使人民满意,反倒使人民激愤。”在改革开放已经三十余年,人民的权利意识高涨,各界精英眼界大开的今天,“并不给予真正的议会,只给点议会的影子”已经无法维持下去了;何况人大和政协的制度设计原本就是仿照西方议会制度的,只是在马克思主义“议行合一”思想的误导下成为虚设而已。人大和政协向议会转型如果从县级开始,具体办法由县市自行实验,第一可以产生丰富的制度创新,第二不会发生全局性的失误,就没有什么可担忧的。在一些自由民主国家,议会议长是由多数党领袖出任的,所以可以考虑县市人大主任由县市委书记兼任。人大代表的人数要大为缩减,以便于充分参政议政。可以考虑仿照新加坡,把处理上访的权力交给人大代表,人大代表则必须密切联系选民、全心全意为选民服务。县政协应该逐步转型为县上议院,政协委员应由界别——政界、知识界、工商金融界、法律界、劳工界、妇女界、学生界、消费者、环保界……等等各自经民主选举产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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