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已经到了尾声，今天下午要投票选举政协主席、秘书长等，这两天都在走程序。程序上都是先提名，然后主席团举行会议通过，交到小组讨论，主席团通过名单后，最后大家投票。首先政协要有程序的民主，然后再怎样把实质的民主不断改善和扩大，也要考虑清楚。这应该包括一些细节。
比如说选票上的细节。应该要选的人比较多，所以分成两张选票，一张是选政协主席，秘书长，一张是选常委，采取的办法是等额选举。选票上每个人名字下面，有赞成、反对和弃权三个选项，如果不反对不弃权，不需要在上面涂任何东西，就被认为是全部赞成，因为是电子选票。也就是说，选票发下来，你如果是全部赞成，就不要动笔，直接把这张选票投回票箱，就行使了全部赞成的权力。如果有反对、弃权，或者想另投其他人，那就要动笔了。这在程序上也不能说是错的，都是属于自己选择。但在行使权力的时候，就会产生具体的问题。比如人家都不动笔，我坐在那里拿一支笔涂写，就明显地向周围人显示，我是有反对或者弃权的，或者有另选的。当然，作为委员本人来说，这也堂堂正正，我在行使我的权力，但这会影响有些委员行使权力。比如他也会担心，这样做会不会让别人产生不好的印象。既然是无记名投票，就要保护投票人无记名的权利。现在虽然还是无记名的，这样的细节设置，还是不完善的。尽管这节约了时间，毕竟三百多个候选人，涂一涂也很费事，万一涂错了，还会影响真实意愿的表达。但是换一个角度讲，如果每个人名都涂上一遍，也会更加真实地表达选举人的意愿，我认为也是有好处的。还有一些地方选举听说更加离谱，如果选举人觉得这个地方不自由的，可以到另外的密闭的小房间去行使选举权。这更明显了，谁去小房间，就表明谁会投反对票或弃权票。这无形之中增加了投票人的压力。在中国的现状下，包括在全国政协委员和“人大”里面，惯性的思维还是拥护的是主流，有意见的还是少数。这特别会让那些刚刚担任委员的人产生顾虑。这些细节还是应该更加完善。主持人也说，希望下一届更加完善。那么我希望这个细节能改善一下。
现在两会提案的数量相当多，每次开会都有好几千件。根据提案审查委员会公布的情况来看，的确像我所讲的，有大量的问题本来就应该是政府做的，属于小的具体的建议。我倒觉得提案审查委员会今后应该加强审查，把一大批不涉及到政府大的方面的事情，降格为建议。这样可以使政府集中精力办好真正的提案。当然这些年已经把一些内容作为具体的建议来处理了。我有的虽然以提案的形式提出来，但也只能作为建议。如我提的“宪法修正案”的建议，我只是建议人大去实施，因为政协本身是没有这个权限的。我以提案的方式去提，如果被作为建议，我也没有意见，只要把我这个建议转到人大就可以了。有些提案可能涉及到中国执政党，也不应该提提案，应该提建议就可以了。这主要涉及到政协正常的功能怎么合理发挥的事，把不属于政协功能范畴的事放很多进去，那确确实实的主要功能反而会受到影响。毕竟，提案跟建议的处理方式是不同的。提案是规定一定要有答复的。具体的建议，就不一定有答复了。按道理，具体的建议，政府也会来和你沟通。但是实际上要么就是没有答复，要么就是“你的意见很好，但现在还做不到，我们正在研究”之类的答复。但为什么提案审查委员会把提案的范围放得很宽呢？就是这样会上这些提案能得到答复。这也是为什么提案审查委员会把提案的范围放得很宽的原因，这样会让这些提案能得到答复。
这个问题，不仅是我们政协有，其它部门也有类似的问题。中国的上访是世界奇观。那么多的上访，上访的内容，大多是政府的主管部门应该解决的，但解决不了，才让上访者想告到上面去。也有的是司法部门已经判决了的，上访者也要去上告。我不否认，上访者中，有少数人不正常，非常顽固地坚持自己的看法；但也有些领导越过了原来的政府，对待上访者，对上访者产生了意料之外的效果。有些领导为了表示重视，经常有些批示，批示的内容推翻了原来政府的做法，有的为了息事宁人，去满足上访者过分的要求，这样就产生了有大量上访者的效果。我们有些政协委员也能收到类似的要求。比如我的微博上，一直有这样一个人，要求我为他伸冤。我没法对他调查，政协委员不具备这个权力。另外，这个事已经有法院的判决了。这反映了一个问题，我们的各级政府、各级法院，他们正常的功能没有得到完全的发挥。他们缺少一种权威。比如说，一个事情如果政府已经解决好了，但访民再提出来，有什么办法让这件事情到此为止呢？又比如说法院，一件事已经终审了，终审后，应该坚持。但如果真的判错了，应该向最高法院提交，要求改判。有时则是判对了，但法院没有这个权威坚持下去，往往有一个领导的批示，或者因为这个事情影响太大了，而采取一种息事宁人的做法，缺少真正的权威。
昨天在讨论“两高”的报告时，我又重提了“聂树斌案”的问题。根据媒体的批露，已经很详细了，这是个错案，为什么这么多年，到现在还不纠正？这种案子不纠正，不仅是对法律的藐视，而且会引起更多的社会矛盾。我在会上第二次提这个事，是因为，在上一次政协会议期间，有朋友希望我秘密会见聂树斌的母亲，他们准备把她在“两会”期间秘密带到北京来，让我去会见，让媒体报道。我当时拒绝了，在今天的中国，这不是正常的途径，而且这反而会让事情复杂化。尽管我认为聂母是值得同情的，应该要帮她平反冤案，安慰她作为儿子被错杀的母亲，但不能这样秘密地做，而是应该堂堂正正地做。据说，这件冤案之所以不能被平反、改判，是因为当初判这个案子的法官已经被提升到最高法院去了，据说是最高法院的审判委员之类的，所以这个案子已经那么明确了，到现在还解决不了。我是觉得，这个案子，要是里面真的还有隐情，还没有调查清楚，媒体报道都是错的，那你可以通过内部给你们政协委员一个解释，或者法院公开出来辟谣，说某某报纸登的不是事实，或者说还在调查中，不能像现在这样，都八九年过去了，还没有改判。这其实就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如果我当初去见她，见了她以后又通过媒体报道，那么这在“两会”期间肯定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为什么访民千方百计地在“两会”期间到北京来，并留在北京，为什么马路上除了交警指挥交通外，到现在为止，每个公交车站在车队经过时，都有两三个警察面对着公交站，据我所知，就是为了防止“访民”冲出来，我坐在车队里时都是看到过的。我也赞成，访民不要在“两会”期间来干扰，让代表们商量些大事，但是应该找找这些上访的根源在哪里。根源就是长期以来，有些错案、冤案没有及时平反、改判。特别是这种具有全国、全世界影响的重大的案子，只有依法判案，才会让我们的法律有应有的权威。这样我们才能谅解工作人员在工作中的失误。中国的法律怎么样，不能光搞一些数据，而是需要这样的实例给大家最好的回答。
（注：本文经过电话采访，由葛剑雄先生口述，FT中文网编辑薛莉整理。葛剑雄现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08年当选为第十一届中国政协常委，今年再次担任中国政协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