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之:从“这年头”到“鬼世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4 次 更新时间:2013-03-11 21:3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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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之  

  

  与台湾的表兄聊天,他要我猜个谜:“台湾的公交车没有哪条线路?”我答不出,他亮出谜底:“台湾的公交车没有8路。因为老蒋对八路恨之入骨。”

  六十年代初,王鼎钧在台湾新成立的中国电视公司做编审组长,节目部在屏幕上打出的每一个字,事先都要他签字。签了几天,王先生有了跟电视剧中的李鸿章一样的感慨:“世上最难写的字就是自己的名字!”比如,电视剧中有这样的台词:“这年头人心不古”,“这年头没有是非”,“这年头好人难做”。王先生略加思考,大笔一挥,将“这年头”三个字删掉。

  王先生讲了个中原因,“这些话,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都用过,所谓‘这年头’指的是国民党政府。台湾的剧作家多半是他们的学生,或者是学生的学生,不知不觉也用了。”(王鼎钧《文学江湖》台湾,尔雅,2009,页390)如果不删掉,万一有个好事者告上去,说这三个字影射当局,就可能砸了饭碗。

  在一个综艺节目中,主持人与来宾对谈,因为来宾的普通话说得生硬,主持人好奇地问:“你说的是哪一国的国语呢?”来宾:“是台湾国语啦!”王先生再挥大笔,把这个对话砍掉。他的理由是,在“台湾国语”这四个字的前三个字可以组成一个“台湾国”,倘若人家说这是为台独张目,他吃罪不起。

  还有一次,他从一个已经通过的电视剧剧本中发现了一个大隐患——剧本讲一个从大陆来台的有着二子一女的家庭在逃亡中离散。二十年后,大儿子当了警察,小儿子当了流氓,唯一的女儿沦落风尘。兄弟姐妹三人互不相识,结果流氓哥哥嫖了自己的妹妹,警察哥哥打伤了自己的流氓弟弟。而这三个孩子的老爸叫钟正。这不是指着鼻子骂老蒋吗!王先生立即叫停这个节目,勒令修改家长的名字。(同上,页391)

  王鼎钧是台湾十大散文作家之一,读他的书,不仅体味了文字之美,而且长了不少见识。见识之一,就是台湾戡乱时代的语言禁忌。

  禁忌语各国都有,日本天皇皇后的名字是禁忌,英语里淫秽的语言(obscene language)是禁忌。礼仪之邦的中国在钓鱼台盖别墅的时候,“出于对外宾习俗的尊重”,就把西方人认为“不吉祥的1号、4号和13号”摒弃在编号之外(树军编《钓鱼台历史档案》中共中央党校,1999,页 130)。

  禁忌语至少可以分两种,一种是生活禁忌语,一种是政治禁忌语。前者比后者寿命长,后者比前者威力大。前者经得住岁月的汰洗,后者往往政改禁去。前面说的台湾的那些禁忌语,也就活跃了三十年,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就随着蒋总统的呜呼而无影无踪。我跟台湾的一个政治学博士说起“这年头”的典故,他瞪大眼睛,张大嘴巴:“哇塞,是真的吗?”

  大陆的青年博士也好不到哪儿去,你跟他谈三四十年前的禁忌语,他也“哇塞”。

  那时候,买毛主席像不能说买,得说“请”,跟农村人逢年过节“请神”一样。陈独秀的孙女就是在买主席像时说了一句“太贵了”,成了“现行反革命”。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我回内蒙古铸锻厂,见到当年的工友们,问呼市火车站的毛主席像是怎么拆的,工友们连连摆手:“可不敢这么说。那是送,送主席像。”

  请神容易送神难,就是送瘟神也得“纸船明烛照天烧”。送主席像就更难了,第一,你不能从容不迫,必须速战速决;第二,你不能大张旗鼓,只能偷偷摸摸。

  重庆大学的毛主席钢筋水泥塑像,是在一个夜里用炸药炸的。“有点像夜半行窃,活儿干得干净利索,凌晨3点动手,平明拂晓,东方红广场上便只余下一片废墟。”云南大理的驻军要毁掉一个玻璃钢制作的主席像,“军领导做了周密布置,也是黑夜,塑像四边用编织布围个密不透风,然后让工兵迅速对领袖实施切割,大卸数段,用军车迅速拉上苍山,投入事前挖好的大土坑,浇上汽油:烧!——火焰蓬然而起刹那,听说,一战士躲避不及,眉毛和脸部被猛扑而来的大火燎过,几天未见好。他吓得诚惶诚恐地私下念佛,对人说:啊呀!毛主席真菩萨呀!瞧,我们一动粗,老人家就显灵啦!(周孜仁《毛泽东巨像:从造到毁》,《记忆》2008年第3期)

  说主席显灵,源自个人崇拜。不过,这崇拜多半是被崇拜者所赐。“斯大林死了以后,苏联提出反对个人崇拜。到了中国,毛泽东认为个人崇拜还是要的……他既然坚持要个人崇拜,我们就一度把个人崇拜改为个人迷信,好像个人崇拜还可以,迷信才不好似的。”(黎澍《通向文化革命之路——关于文革产生的文化背景的一场谈话》)

  个人迷信改成了个人崇拜,政治禁忌有增无减。美学家高尔泰在敦煌时,每天起得很早,总是第一个到办公室,冬天办公室要生炉子,所以,他来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劈柴。“有一次,遇到一树根,实在难劈,高一边劈一边骂:‘真他妈特殊材料制成的。’有人听到了,运动一来就成了罪状。被人揭发,说他辱骂共产党员,因为斯大林说过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萧默《一叶一菩提——我在敦煌十五年》新星出版社,2010,页137)奇怪的是,高尔泰在他的自传性散文集《寻找家园》里竟没有提这件事,估计是他当时的罪名太多,这点事已经不算什么了。

  四川自贡的王锐先生在文章中提到了这样一件事:1959年,重庆15中的吴老师下放劳动。时值月末,其友清理饭票,发现尚余3斤半。旁人羡煞: “你好阔气啊,一个月怎么吃法?还有3斤半!”其友曰:“你没看见,我这个月四处打游击哇?”“打游击”意为去别处“蹭饭”。越三年,“阶级斗争”大倡,此事被揭发。“打游击”被说成是配合台湾“反攻大陆”,其友被捕。但“打游击”非一人可为,吴老师遂成了同伙。1963年,二人皆以“反革命”罪获刑8 年,刑满劳改于“苗溪茶场”。胡风、章诒和都是他的难友。

  (王锐《一个短笛手的命运》,《昨天》,2012年第4期)

  我的南京朋友方子奋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文革”中,他因“现反”罪在南京劳改,与另一个“现反”老戴相友善。老戴获罪完全是祸从口出:1968 年12月26日那天,他一早就出去买面条,为的是给侄女过生日。转了两个小时一根也没买到。一打听,原来这天是伟大领袖的诞辰,南京人早就把面条买得精光。老戴怏怏而返,快到家时,正赶上一面条代销点突然到货。老戴奋不顾身挤上前去,一下买了好几斤。回家后有两位老大妈来串门,看到他买的面条,交口称赞他有好运气。老戴受了夸奖,头脑发热,发起议论来:“中国人真他妈的邪门,平时哪一天不能吃这倒头的面条,一个个偏偏要挤到今天来赶时髦,也不知凑的哪门子热闹。这好,面条搞得比金条还难买,成了他妈的什么鬼世道!”没承想,就这几句话,他就成了“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恶毒攻击广大革命群众自发纪念伟大领袖生日,把大好革命形势下的社会主义污蔑成‘什么鬼世道’”的“现行反革命”。老戴先是被“群众专政”,然后送劳改。他的恶运并没有到此结束,毛主席去世时,他不慎哼哼“亚克西呀嘛亚克西”“大寨亚克西”的曲调。指导员认为他“对伟大领袖的逝世幸灾乐祸”,于是给他办了学习班。老戴被打得鼻青脸肿,大小便失禁。(方子奋《老戴的“幸灾乐祸罪”》,《记忆》2009年第21期)

  这种“亚克西式联想”在电影的片名上也多有体现。第六代导演王小帅的《越南姑娘》被认为片名太暧昧,容易让人想入非非。只好改,改来改去,改成了《扁担姑娘》,成了一个老掉牙的农村片。路学长的《钢铁是这样炼成的》,被认为片名太反叛,只好改成了毫无悬念的《长大成人》,让人家以为是美国电视剧《成长的烦恼》的翻版。王朔的《我是你爸爸》被斥为“这不是骂人吗?!”顽主一气之下,改成了没有一点娱乐性的《爸爸》。从此枯燥乏味的片名《我的父亲母亲》不再形只影单。尽管如此,《爸爸》仍未通过。平实如《爸爸》者尚且如此,《打左灯,往右拐》这种影射禁区的片名更别想通过。编导们寝食不安,昼思夜想。集思广益的结果,是将它改成了一句废话——《红灯停,绿灯行》。

  海峡两岸的例子说明了政治禁忌语在发生学上的两大特点:第一,它们产生于全能体制,体制越全能,禁忌语越多。人们对“这年头”、“鬼世道”的另类读解就是例证;第二,它们得益于想象力,想象力越发达,禁忌语越奇特。比如上面说的“打游击”、“特殊材料”、“亚克西呀嘛亚克西”。

  政治禁忌语对社会有什么影响,我没有研究。我只知道,它会给日常生活带来麻烦。比如,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不能说“农民”,因为农民中有地富。所以,住在老乡家里的学生,半夜尿急,又摸不着尿桶,也不知电灯开关在哪里,就只能大叫:“贫下中农开灯,贫下中农开灯!”(张晓良《文革开始时我刚上小学》,《昨天》2012年第7期)如果这户人家恰巧是中农,这位同学就只好尿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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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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