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改革开放及其后果——对二十一世纪前十年的回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093 次 更新时间:2013-03-11 20:5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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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 (进入专栏)  

  

  我们的叙述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的最初十年,这是刚刚发生的事,也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因缺乏时间的距离,为历史考察带来一定的困难。因此,我们的讨论也将更加简略,只能大体提出几个问题。

  

  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正、负面效应

  

  如前所说,邓小平的改革起始于1978年,1992年以后则进入一个全面实施的新阶段,到了2000年以后,就逐渐显示出其全部后果,无论是正面效应、还是负面效应,都十分引人注目,同时其内在矛盾与危机也都暴露无遗——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也是完成了一个历史过程。

  于是,我们注意到了一系列的数字,表明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首先是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1978-2008年中国GDP平均增速超过9.5%;同期世界平均增速为3.0%。中国这一时期的增速不仅明显高于19531978年平均6.1%的速度,而且比日本、韩国经济起飞阶段平均增速(分别为9.2%和8.5%)还高一些。2008年中国GDP总量达到30.07万亿元人民币,升至世界第三。内部产业结构也发生重大变化。2008年,在GDP中,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所占比例分别为11.3%、48.6%、40.1%,数据反映出中国已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

  经济的发展,导致了人民生活的改善,1979-2003年,中国城镇居民平均收入从400元(人民币)上升到10,000余元(人民币),增加了25倍;中国农村人均收入由150元(人民币)提高到2800元(人民币),增长近20倍。

  1979-2003年,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平均增长7%;按现行汇率计算,2003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90美元,向“小康社会”目标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农村的极端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亿5,000万人减少到2003年底的2,900万人,25年里,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88.4%,贫困发生率下降到3%左右,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

  经济的发展,也引发了社会、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全面发展。据温家宝(1945-)在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全国基本上已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此外,覆盖城乡、功能比较完善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已经基本建成。

  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思想垄断与社会控制的松动,社会流动机制的初步形成,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自由和不断改善的希望,保持了社会的基本稳定。

  由此而形成了所谓“中国的崛起”。在2008年前后发生世界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的迅速复苏,更是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可以说,中国已经完全独立于世界之林,成为世界正在发展中的多元化结构的主要成员。1997年香港、1999年澳门的相继回归,此后十年的稳定发展,以及2008年国民党恢复台湾的执政地位以后,两岸关系的改善与和平发展的前景,都可以视为中国统一大业的重大进展。

  同学们可能还记得,我曾经说过,历史赋予毛泽东及其后继者的历史使命,是实现国家的统一、独立,解决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应该说,直到2009年共和国成立60年,这样的三大历史使命才算基本完成。这60年,是上接100年努力奋斗的结果,最后30年的改革、开放更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都是必须肯定的历史进步。

  同样必须正视的是,这样的进步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而取得的,更同时带来了巨大的问题和矛盾,并形成了巨大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危机。首先是日趋严重的两极分化、社会不公。这是我们前一讲所讨论的“六四体制”必然带来的后果。据世界银行1997年发布的《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报告,中国八十年代初期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数据“基尼系数”是0.28;到1995年是0.38;到九十年代末上升为0.458;

  2008年就到了0.5%的“高度不平等”程度——所谓“基尼系数”,是义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最早提出的,此数据之数值介于0到1之间。如果基尼系数在0,表示财富在全社会平均分配;如果基尼系数在1,则表示全社会财富被一个人占有。按照国际经验,基尼系数小于0.3属于相对平均,在0.3与0.4之间属于中度不平等,超过0.4,则不平等程度偏大。

  据财政部2009年公布的数据,全国10%的家庭的财产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而10%最低收入的家庭财产总额,仅是全部居民财产的1.4%。

  七个垄断行业职工不到全国当年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占当年职工工资总额的55%。

  根据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专家的调查统计研究,目前全国城镇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31倍,城乡合计,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的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

  这说明,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居世界前列,不平等程度也居世界前列。这两个“居前”便形成巨大反差,经济大发展、社会财富大增幅的背景下,却存在着这样的不平等,已超出了人们的精神承受力,而且还有逐渐扩大的趋势。

  如研究者所说,“更重要的是因垄断和特权造成的〔收入〕的升高没有说得过去的理由”(括号内文字为钱所加),实际上是一种仰仗权力的掠夺,不具有任何合法性和道德性,这就使“大众的不公平感比同等基尼系数的国家更高”。

  我还要补充一句:如此巨大的社会不公,发生在自称“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上高唱“社会平等,公平和正义”的中国,而实际生活中却高度贫富不均,两者之间的反差如此巨大,就更令人不能容忍。

  社会的不公还表现在公共品供给不足和公共品缺少公共性上。在毛泽东时代就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党的干部享受更高的公共福利,收入低的普通民众,特别是农民,则享受较少的或基本上没有社会福利,这就是过去我们通常说的“特权”所造成的社会不平等;但在毛泽东时代,这样的特权受到一定的限制(毛泽东的办法是不断发动群众运动,打破能享受特权的干部队伍的稳定性),而且毛泽东时代所实行的单位所有制,对普通干部、工人的基本福利是有保障的,尽管维持在一个极低的水平,但至少会造成相对平均的印象。而如前所说,邓小平的单一经济改革所造成的失地农民群、下岗工人群,大约有7,000万人,还有近亿的农民工阶层,不仅经济收入极低,而且基本上被排斥在社会福利之外。另一方面,“公共服务部门放弃服务责任,利用公共资源大肆‘创收’,同时并凭借垄断权力排除来自民间的竞争”,这样,“‘二次分配’不是缓解了,而是加剧了初始分配的不平等”。

  于是,又有了这样的统计数据:中国公务员的工资是最低工资的6倍,世界平均为2倍;中国国企高管工资是最低工资的98倍,世界平均为5倍。

  这些为经济高速发展曾经作出或正在作出重大贡献的下岗工人、失地农民、农民工,恰恰不能享受社会福利、享受改革的成果,这不仅是最大的不公,而且也对改革的合理性造成了极大的损伤。

  与此相联系的是政府自身支出的浩大。据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政策动向课题组”2006年公布的数据,该年全国各级国家机关的公款招待费、公务用车费、公款出国考察费超过一万亿元人民币,占年度财政支出的30%。而这个比例在日本仅是2.4%,英国为4.1%,印度为6.1%,俄罗斯为8.2%,美国为9.9%。

  如此高比例的政府支出便与公共服务支出的匮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仅滋长了政府的官僚化与腐败,也彰显了社会的不公。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城乡之间、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1990-2003年,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额差距上升了七倍以上,即使扣除物价因素的影响,也扩大了三倍以上;据2002年统计,全国总体收入差距的2/5以上来自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1995-2002年,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贡献率从7.5%提升到8.7%。此外,还有城镇中行业垄断所造成的收入差距,2001年行业间职工平均工资的基尼系数比1990年高出86%。

  据统计,中国行业之间的工资差高达3,000%,是世界平均值的4.3倍——此种多方面的收入差距确实已经到了临界的水准上,无疑在加深改革合理性危机。其次,在“发展就是一切”的思想指导下,经济的高速发展又是以资源的大浪费、生态的大破坏和环境的大污染为代价的。这又是一组惊心动魄的数字:“全国三分之一的地区存在严重的水土流失”;“75%的湖泊和一半左右的河流被污染”;“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十个城市中至少有七个在中国”;母亲河黄河“93%的水流不符合中国自己制定的品质标准”;“60%人口的饮用水低于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

  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以牺牲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利益与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为代价的,是一种既吃老祖宗又遗患后人的暴发户、败家子的发展经济的方式,它在本质上,和我们说过的毛泽东时代一样,都是一种破坏性的发展,这本身也同样构成了对改革合理性的极大损伤。其三,如前所说,支持邓小平经济改革的意识形态,实质上是一种实利主义、实用主义与消费主义。因此,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的是物欲横流、道德底线突破、权贵资本阶层腐败,腐蚀了整个社会,形成精神的糜烂和社会风气的败坏。

  而教育市场化,即所谓“教育产业化”的结果,更是造成了教育腐败,这样的腐败又直接、间接地腐蚀了受教育者的心灵,这是真正的贻害子孙后代;同时又进一步扩大了社会的不公,2000年实行教育产业化以后,大学本科收费比1999年涨幅高达50%左右,一些重点学校的收费在6,000元(人民币)以上。

  而当年官方统计的农村人均纯收入仅为2,210元(人民币)。

  2001年为止,中国农村小学生能够考上大学的机会,只有15%”,据研究者估算,此机率比全国平均水平低62%。

  同时发生的,还有医药卫生的全面市场化,导致“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成为二十一世纪中国民众的三大困境,被称为“三座大山”。

  其背后原因是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的权力和利益的极度扩张,使本来应该是公共服务的社会领域(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住房),现在都纷纷市场化,成为权力资本获取暴富的领域。这就意味着,当社会改革的主导权掌握在地方既得利益集团手里,所谓“社会改革”就必然成为对底层民众利益的新的损害,导致老百姓不堪重负,怨声载道,同样对改革的合理性构成了极大损伤。

  这可以说是“中国奇迹”的另一面:尽管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人民生活普遍有了改善,但改革的共识却迅速丧失,如一位社会学家所说,连社会认同和社会向心力都在急剧流失。改革的获利者早已丧失了改革的动力,更确切地说,他们已经把改革变成是新的获利机会,因此,每一次新的改革,不管打着什么旗号,都会是对民众利益新的损害。这就形成了研究者所说的“无改革,高发展和不稳定”的局面:“改革停滞不前,发展速度加快,社会则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这同时意味着,改革的受损者(更准确地说,是“受损大于所得”者)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随着改革开放,必然带来民主权利意识的觉醒,这是不以执政者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且随着官方一再失信于民,民众最终意识到:必须自己起来争取自己的利益。如前所说,在“六四体制”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新的阶层与利益群体形成的时期,到了二十一世纪,社会各阶层,各个利益群体就更为自觉地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斗争。于是,就形成了纷繁复杂的各种社会思潮与社会运动,执政者也对其作出了自己的回应与调整。下面,我们将作四个方面的讨论。

  

  二、维权运动、网上监督、非政府组织:三大民间力量的兴起

  

  前一讲最后谈到,1998年“北京之春”组建独立工会和组党的努力,遭到了镇压,这也就意味着在中国大陆现行专制体制下,民间抵抗运动很难有发展的空间;随后对法轮功的镇压,也表明一切独立于党之外的组织,那怕是法轮功这样的半宗教组织,也都不允许存在。

  另一方面,如前面的分析所说,随着改革共识的丧失,底层民众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和维护自身利益的要求日益强烈,也就是说,在上层既得利益阶层逐渐丧失了改革动力的时候,底层民众参与改革的热情却在增长,这也就必然要突破邓小平自上而下的、党所控制且以维护一党专政为指归的改革,转而推动自下而上、民众参与且以维护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利益为指归的改革运动。但这样的民间改革运动不可能采取传统的公开、有组织的反抗形式,而必须寻找新的组织方式、行动方式,以至新的思维、新的理念。也就是说,我们一直关注的中国现代民间思潮、社会运动在二十一世纪必然具有一种新的形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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