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乐雄:在毁灭与和平之间——大国兴衰中的战争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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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乐雄  

  马恩河会战使德国陷于两面作战的尴尬境地,英国外交努力的成效进一步得到发挥。而俄国不等完成战争动员,即大举进入东普鲁士,终于构成英国梦寐以求的欧洲战场的东线,德国则陷入东西夹击、难以取胜的战略困境。马恩河会战的胜利也为英国人取得美国的支持赢得了时间,为一战最终胜利奠定了第一块基石。一战的胜利让“日不落帝国”的米字旗继续在全世界飘扬了一段时间,直到二战后被星条旗所取代。

  

  在战争中衰落的大国——罗马、法国、英国、日本

  

  公元378年8月9日,发生了标志着罗马帝国衰落的会战,史称“亚德里亚堡会战”。这天是罗马帝国黄昏的开始,地点在今天土耳其埃迪尔内省会。当时罗马帝国因太庞大而东西分制,东罗马皇帝瓦仑斯(Valens)御驾亲征,率东罗马全军主力同西哥特人展开决战,激战中,菲烈特根(Fridigern)统领的西哥特人、匈奴人及阿兰人发挥了骑兵的机动性,全歼了以笨重僵化的“方阵”迎战的罗马军团,皇帝瓦仑斯逃命时死于乱军中,千年罗马帝国从此一蹶不振,走向衰败。此战损失之巨堪比594年前(公元前216年)罗马人在“坎尼会战”时全军覆没。不过那时的罗马民族处于上升时期,很快克服了危机,走向全盛。而“亚德里亚堡会战”中的罗马民族已经承平日久、老迈颓唐,再无重振雄风之力。战后,西哥特人与东罗马帝国签订和约,西哥特人取得色雷斯栖息地,充任罗马帝国军队的兵源。至公元395年,狄奥多西大帝(Theodosius the great)去世,哥特人再度叛乱,与组成罗马军队的哥特人联合,于公元411年攻陷罗马首都,帝国分崩离析。

  亚德里亚堡会战既是决定大国命运之战,也是改变历史进程之战。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双方决战之前完全处于戏剧性的误判中。之前,定居在德涅斯特河与多瑙河之间的西哥特人被匈奴人打败,蜂拥逃至罗马边境,哀求罗马人让其进入境内,发誓世世代代忠于罗马,愿为罗马帝国永远守边。罗马皇帝答应了,但需交出武器入境。西哥特人为以防万一,买通罗马边境官兵,私藏武器渡多瑙河进入帝国境内。罗马吏治腐败,对入境的西哥特人敲诈勒索,抢劫奸淫,无恶不作,西哥特人不堪忍受,仇恨日生。为防生变,罗马方面摆下“鸿门宴”企图诱杀菲烈特根,却让其逃脱,罗马境内的西哥特人全面叛乱。这时西哥特人完全是丧家流窜、失魂落魄、夹杂着老弱妇孺的“流亡部落”状态,即便反叛后,还几次恳求与罗马人和谈,精神处于绝望状态,毫无战胜罗马军队的信心,而罗马的瓦仑斯皇帝也充满了一举扑灭西哥特人的自信,以至西哥特人被自己猝然取得的胜利弄得不知所措。

  如果说这场会战有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罗马帝国在承担拯救失去家园的西哥特人的“大国的责任”时,没有意识到由于自身的腐朽堕落,早已丧失了这种承担的能力。亚德里堡战场的罗马军团,也早已不是500多年前坎尼战场上吃苦耐劳、简朴尚武的罗马公民,耀眼头盔、威武铠甲包装着好逸恶劳、贪图享受之徒。于是,世界历史上出现了罕见的戏剧性场面:一方是带着盲目自信的罗马帝国,另一方是没有感觉到自身强大爆发力的西哥特人,双方在亚德里亚堡战场相遇,在一场“反客为主”的历史游戏中,西哥特人在绝境中崛起,而罗马人却撞上了自己的末日。几百年前,尚武进取的罗马人从坎尼会战惨败中顽强地站了起来,几百年后,生活堕落的罗马人在亚德里堡灾难中衰败。

  近代法国的衰落源于拿破仑在滑铁卢会战的失败。由于拿破仑战争的最后破产,法国从此成为世界二流国家。在滑铁卢之前,拿破仑的天才曾让法国短暂地品尝过一流强国的滋味。拿破仑的失败首先是法国地缘政治的恶劣所致,法国一方面要对付来自东面的俄国、普鲁士,另一方面要对付强大的英国海军。法国的实力不足以同时应付大陆和海上的压力,其外交战略似乎也缺乏想象力,没能创造各个击破对手的战略形势以弥补实力的不足,最终造成向两个方向同时出击而顾此失彼的局面。此后,法国只能放弃海权争夺,在一战、二战中与英国结盟,以同大陆国家勉强抗衡。

  拿破仑战争前期胜利得益于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它于1793年法国大革命期间颁布),法国军队因此能够得到源源不断的兵源补充;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法国最早解决了火炮的各种技术问题,法国工程师格里博瓦尔“成功地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野战炮兵部队,这支部队能够跟上行进的步兵,因而能够在战斗中起主要的作用”。13格里博瓦尔还解决了炮弹爆炸的引信技术,野战炮兵进入军队编制,实现了野战炮兵的战场机动,“创造了真正可流动性的大炮”。14那些排着密集队形的步兵方阵,敲打着军鼓前进的对手们,成为拿破仑野战炮兵的最佳轰击目标。拿破仑给后世留下了一句名言:“炮兵是战争之神。”不过,战争也是最好的战术交流途径,法国的对手们很快学会了如何使用野战炮兵,拿破仑的战场优势渐渐失去,在滑铁卢和莱比锡战场,拿破仑连连失败,无法再现过去的辉煌。

  英国通过对拿破仑战争的胜利,争取到了制约欧洲各大势力的“离岸平衡手”地位。在这个位置上,英国勉强地维持住了自己的强势地位。进入20世纪后,英国在对付取代法国崛起的德国时,渐渐感到力不从心。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同被自己打败的法国联手,和俄国一起在西方战场形成一个僵持局面。一战德国战败,英国消耗很大,但仍勉强维持其“离岸平衡手”身份。

  回溯历史可以发现,英国失去大国地位的军事标志是二战期间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作为“离岸平衡手”,英国在二战之前一直左右欧洲局势。拿破仑战争以来,英国在军事干预欧洲的过程中,军队从未被赶出过欧洲大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军一直是欧洲战场的主力,它借助美国赢得欧洲战场的胜利,战后美国从欧洲撤军,英国似乎很自信能够继续立足英伦三岛,施展“连横”手段同法国一起控制欧洲。然而,希特勒德国的重新崛起使英国渐感力不从心。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开始,英国军队迅速被德军击败,在敦刻尔克被赶下海,战后又因为前苏联的崛起,英国无力制衡,丧失了“离岸平衡手”地位。美国开始长期驻军欧洲,取代英国制衡欧洲大陆,英国从一流强国跌落至二流国家的位置。

  尽管丘吉尔在自己回忆录里,用诗一般的语言把敦刻尔克溃退描绘成“最光辉的时刻”,15但现实却无情地捅破这虚荣的粉饰,敦刻尔克的仓皇败退是“日不落帝国”陨落的开始,而诺曼底登陆更凸显了这种陨落:英国只有攀附美国才能重返欧洲,没有美国就会被人踢下大海。

  必须指出,文明兴起与国家兴起是两码事,二者有时合二为一,有时各行其道。雅典兴起也是希腊文明的兴起,但雅典的衰落却不是希腊文明的衰落,因为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从雅典人手中接过了文明的火炬,继续发扬光大。同样,英国衰落了,却把现代西方文明的接力棒传递给了美国,西方文明对世界其他文明仍然保持着强势地位。

  从19世纪末发动对外战争到20世纪中叶无条件投降,日本在半个世纪里经历了急速膨胀到猝然破碎的暴起暴落。日本的失策在于没有掌握好崛起过程的节奏,在用百米跑的速度去完成马拉松距离,终因体力不支,中途一头栽地。1941年之前,日本在差不多半个世纪里,被自己的一连串胜利所迷惑,在取得一连串胜利的同时,它也把自己系于一条脆弱的生存链条上,其中任一个环节的破裂都会导致生存链条的断裂,从而坠入深渊。“七七事变”后,日本在中国陷入僵局,其扩张势头也就成了强弩之末,就在中日双方精疲力竭时,美国投注了置日本于死地的砝码。1941年夏,“根据陆军部的研判,日本想结束在中国的战争还要有三年的时间”。16但以全面战争计算,战略石油储备仅能维持战场一年半,两年后日本将耗尽所有石油储备,其他战略物资如橡胶、锡、镍、铜等也极度缺乏,需要靠美、英等国贸易来解决。17美国在此节骨眼上断然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石油禁运,要求日本放弃“南进政策”,并从中国撤军,恢复到“九一八事变”前状态。日本完全陷入了被动,要么拱手交出“九一八事变”后到手的巨型战利品,要么抢占东南亚战略资源产地,这就意味着同强大的美、英开战。日本对前一选项无论如何也不甘心,而后一选项则要冒灭顶之灾的风险。日本为不放弃到手的“赃物”,最终选择了对美、英开战,一厢情愿地企图在对美作战取得局部胜利后,与美国达成有利于自己的妥协。这样日本就把国运押上了军事赌局。这一过程表明,日本在崛起过程中没有把握好一张一弛、进退缓急的节奏,急速扩张变成了呆板的机械运动,不可抑制地以有限的实力同时向数个方向出击,最终在同中、美、苏、英同时对抗中遭受灭顶之灾。

  在同美国的一系列海上作战中,决定日本命运的毫无疑问是中途岛海战。美国海军五星上将尼米兹认为:“这是最终决定日本命运的消耗战的一个序幕。这次海战是太平洋战争的一个转折点。”18在这场决定20世纪亚洲命运的会战中,历史进程又被两个细节所左右,一是美国破译了日本海军的密码,19二是美国海军轰炸机群借助云层掩护,隐蔽飞临日本联合舰队上空穿云而出,“正好在日本航空母舰舰队无法还手的恰当时刻来到”。20日军猝不及防,“赤城”、“加贺”、“苍龙”、“飞龙”等主力航母被击沉,美国海军很快夺取了太平洋制海权。海洋国家命系制海权!日本的脊梁骨在中途岛被美国打断后,宣告了日本战争冒险彻底破产,也注定了日本短短半个世纪暴起暴落的命运。

  历史经验证明,以往的大国崛起最终都以战争方式来确定,这似乎成了历史的规律,任何大国都无法摆脱这一历史宿命。当人类爱好和平的主观愿望面对这一历史宿命时,几乎无能为力,因而,面对千年的历史,难免滋生绝望之情。对于当今世界来说,出现了史无前例的两个重大因素:一是世界经济体系一体化基本形成,二是毁灭人类的核武器出现。前者属于康德认为的战争的天敌——“商业精神”,21后者是抑制战争的毁灭性武器,这两个前所未有的因素让“国家们”用“商业理性”武装头脑,进行战争的成本计算,在发动战争的利益诉求与同归于尽之间进行权衡,在毁灭与和平之间进行选择。如此环境下,未来的大国崛起能否摆脱战争的宿命?也许人们不至于完全绝望。

  

  注释

  1[德]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一卷),军事科学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69页。

  2[美]A·T·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安常容等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第13页。

  3、4、9[英]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第二卷),钮先钟译,军事科学院内部参考,1980年,第37、37、315页。

  5另一说法是中方为34420吨,日方为36771吨(不包括“西京丸”),参见宗泽亚:《清日战争1894—1895》,北京:世界图书出版社,2012年,第54页。

  6倪乐雄:《文明转型与中国海权》,上海:文汇出版社,2010年,第99页。

  7马汉这一观点由美国研究马汉的专家罗伯特·西格转述为:“即获得制海权或控制了海上要冲的国家就掌握了历史主动权。……舰队或军队在争夺霸权中关键战役胜负的大小与它们取得的战术火力集中的成败程度相一致。”见[美]罗伯特·西格:《马汉》,刘学成等编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第194页。

  8[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信仰的时代(上)》,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第56页。

  10、11[美]斯蒂芬·范·埃弗拉:《战争的原因》,何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91、89页。

  12[美]巴巴拉·W·塔奇曼:《八月炮火》,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翻译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第35页。

  13、14[美]麦尼尔:《竞逐富强——西方军事的现代化历程》,倪大昕、杨润殷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年,第173、174页。

  15[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2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年。

  16钮先钟编著:《西洋全史·第二次大战》, 黎东方校订,北京:燕京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第378页。

  17[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1册),张玉祥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29页。

  18[美]C·W·尼米兹:《大海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海战史》,赵振愚、殷宪群等译校,北京:海洋出版社, 1987年,第313页。

  19[日]外山三郎:《日本海军史》,龚建国、方希和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155页。

  20[英]亨利·莫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大战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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