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非:“天鹅绒分离”二十年——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分裂的经验与教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05 次 更新时间:2013-03-11 10: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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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非  

  各板块内部高度自治。

  简言之,协和民主模式的主旨是承认族群的政治性,以承认种族、族群、文化分野为前提,要求将所有重要的社会集团都纳入到政权体系中,实现“权力分享”,弥合其冲突,以此来促进各族群精英的结盟,造就对国家和体制的认可。

  不过,协和民主模式也有它自己的弱点。首先,政府由多个团体联合组成,这样决策效率就比较低,而且由于少数否决权的存在,政府很可能陷于僵持之中,从而造成不稳定;其次,这个模式下的制度安排可能会固化各族群之间的分隔,因为有政治力量可以从这种分隔中获利;第三,公民个人的自由、平等会在这种模式下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失;最后,在许多情况下,这种模式能够达成的稳定也只不过是“冷和平”(peaceful coexistence)。

  协和民主模式的关键是,它假定各族群会因为分权而得到政治满足。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协和民主模式比较容易得以实施?利普哈特列举出了九个条件:第一,各族群的精英有相互合作、妥协的历史,他们能够意识到族群分隔带来的危险;第二,族群之间存在交叉性分裂;第三,存在某种共同意识形态能够凝聚人心与忠诚;第四,各族群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不过大;第五,各族群之间能够达成一种势力均衡状态(balance of power),不至于有一个强势族群能够压倒所有其他族群;第六,存在外部威胁,从而激发内部团结与合作;第七,各族群在地理上是分开居住的,这样有助于他们建立有效的内部自治;第八,构成一个国家的族群不要过多,否则它们之间的谈判会相当的棘手;第九,国家比较小,人口比较少。这样有利于减轻协和民主下的决策负担。

  在捷克斯洛伐克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两种模式都被使用过,但都失败了。

  我们可以观察到,在第一共和国时期,捷克斯洛伐克至少部分实施的是“自由主义模式”。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家意识被称为“捷克斯洛伐克主义”(Czecoslovakism)。捷克、斯洛伐克合二为一,不是因为血缘联系,而是共同的政治价值观与道路。用创始者的话来解释说就是“这个国家的目标不是通过血缘和宣传来达成统一,而是通过相似的政治信念与前景。”这个非常类似美国人的做法,即强调对政治制度和自由主义政治价值观的认同是国民身份的唯一基础。

  在国家体制上,第一共和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实施议会民主制度,没有少数否决权,上下两院都不是根据族群构成。所有公民得到了一视同仁的对待,对捷克斯洛伐克批评最厉害的斯洛伐克人也没有攻击说国家剥夺了他(她)的政治权利。事实上,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建设,在二战前的中东欧可以说是首屈一指,以和平、温和、稳定著称。斯洛伐克人在战前民主选举中的投票率并不低,至少有一部分人投票给了社会民主党和农业党这些跨族群以阶级为导向的执政党派(后来斯洛伐克人的票还是主要投给了族群导向的天主教斯洛伐克人民党,在野党)。

  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都没有刻意歧视打压斯洛伐克人的意思。现代历史学家回顾起来,“平等”确实是捷克斯洛伐克领导层的价值追求之一。宪法106条款特别保证消除性别、职业或血缘方面的歧视。有一部分斯洛伐克人自己也认为,“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家建设带给了斯洛伐克人政治、宗教和文化自由,建立了一套棚斯洛伐克使用斯洛伐克语言的教育系统,重组了司法体制,改善了公共工程,实施了经济改革,使银行业和财政现代化,通过土地改革和社会立法建立了一套社会安全网,最后还通过行政改革使斯洛伐克有了一定自治。”

  但是,这一套模式并没有获得成功,统一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并没有产生。在1921年的时候,社会调查显示,在斯洛伐克人中间还没有显著的民族意识。但是到了1925年,天主教斯洛伐克人民党开始获得了稳定而广泛的支持。到了20世纪30年代,在斯洛伐克的领导层和被领导者都能够体会到身为斯洛伐克人的不同之处。捷克斯洛伐克本来指望其教育系统能够培养一代新人,希望这批人有足够的知识和理性能够抛开门户偏见,但是它说培养的斯洛伐克知识分子越多,反“捷克斯洛伐克主义”的情绪反而越重。

  我想,这是因为捷克斯洛伐克国家虽然想努力做到中立,但是在许多场合中,国家的中立是做不到的。比方说在教育系统提倡政教分离,看似中立,但是对天主教传统浓厚的斯洛伐克来说,这是世俗的捷克的同化措施。也是因为捷克与斯洛伐克的分野太深,彼此没有交叉(工业对农业,世俗对宗教,城市对乡村),这属于强化性分裂,一个族群的人很容易因为共同的社会经济地位,对整个国家产生疏离感。

  当存在多重分野,而此分野又很一致地沿着族群边界展开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的多数民主制就是对斯洛伐克少数的一种打击。1920年,斯洛伐克在上院150席中有31席,在下院300席中有63席。受此席位所限,斯洛伐克人对国家政治的影响甚为有限。在国会中,长期由五大党(社会民主党、农业党、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党、国家社会主义党、国家民主党)联合执政,斯洛伐克天主教人民党长期被排除在政权之外。长期无法接触政权,这也是斯洛伐克人日益产生疏离感的一个原因。

  不过,现在回头来看这段历史,如果没有发生德国的入侵,虽然自由主义模式失败了,捷克斯洛伐克倒未必分裂,更有可能的是步向联邦制。共和国晚期所实施的一些增加斯洛伐克地方自治权的举动说明了这一倾向。我推测,这一模式在斯洛伐克人的政治运动中可能会逐渐向“协和民主”模式发展。

  天鹅绒革命之后的捷克斯洛伐克执行的是“协和民主模式”。在前文中已经列举了若干证据可以支持此论点:第一,少数否决权;第二,联邦政体;第三,以族群为基础建立的上院。

  我们还知道,在政府内部,公务员职位是按比例在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之间分配的。这在高级政府首脑的任命中体现得最明显,总统是捷克人的话,总理要是斯洛伐克人才行。在最高法院、检察院和中央银行管理者的任命中照样体现出族群平衡考虑。

  但是如前文所述,这种模式并没有能弥合捷克与斯洛伐克的分野。在斯洛伐克一方有一种情绪,觉得捷克并没有真正理解斯洛伐克族群身份诉求。最终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宣告了这种模式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失败。

  为什么这种模式在瑞士、比利时、奥地利、荷兰都能够行之有效,在捷克却惨遭败绩了呢?

  一种解释是,比较容易导致协和模式成功的九个条件,在捷克斯洛伐克大半缺失:

  第一,后共产党时代百废待兴,既无公民社会也无成熟的政治党派,公民诉求纷繁复杂(限于政治、经济、社会知识的缺乏,新兴公民本身恐怕不会太理解各种议题的轻重缓急)。这样,族群内部中并没有“选民忠诚”这回事,新的族群精英必须为争夺选民而战,当精英内部冲突加剧,就会出现利用族群分隔来为自己加分的政客。在斯洛伐克出现了“党派比人民更激进”的情况就是这种“军备竞争”的后果。这种族群内精英的争斗在外部关系上的反应就是族群间精英关系的劣化。更何况,在党治岁月之下,斯洛伐克精英和捷克精英甚少沟通、合作。这样,协和式民主模式的第一个条件“精英谅解”就不复存在;

  第二,四十年党治虽然消除了一部分捷克与斯洛伐克的分野(比方说城乡分野),但是却制造了另外一些分野(斯洛伐克是重国营工业为主,捷克的经济要灵活得多)。捷克和斯洛伐克还是一个强化分裂型社会;

  第三,捷克与斯洛伐克轻重悬殊,势力均衡怀存在,这是斯洛伐克一方非常担忧的一点;

  第四,1989年之后无外部威胁,捷克与斯洛伐克的内部团结就不甚需要;

  第五,捷克与斯洛伐克人并不共享一种国家观。捷克人推崇“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但是斯洛伐克人更愿意将国家看成是族群之间的联合。

  除了这个答案之外,我们还要看到捷克斯洛伐克这种“协和式民主模式”的先天不足。它是自苏式“族群联邦制”继承而来,而苏式族群联邦制虽说与协和民主模式形似,但有实质的不同。它包含有自由主义模式和协和民主模式各自最恶劣的缺点,却没有这两者分别的长处。

  在自由主义模式下,公民享有全部政治权利。该模式一是希望藉由公民的个人政治参与和机会平等,使个人能成为各种秩序的基石与起点,使族群成为一种选择,而不是一个限定;二是把政治对抗的主要层级转移到个体层面,从而分散集团对抗的危险。它的缺陷在于当族群不再是一种束缚的时候,也就失去了保护的力量,从而可能发生多数对少数的压制和强制同化。在协和民主模式下,国家既承认公民的个体权利,也使以认同为核心的群体成为国家政治体制的正式组成部分。该模式承认族群冲突的现实性,承认族群间的紧张关系,承认政治对抗。希望授权给族群,使各族群藉由日常低烈度的政治对抗缓慢释放压力。当然,也因此要承担对抗升级的风险。它的另一缺陷也在于该制度实际上鼓励分隔而非融合。

  但究其根本而言,无论是自由主义模式,还是协和民主模式,都有一些根本相同、相通之处。最重要的相同之处是,在这两个模式下,政治过程与国家构建都是自下而上的。它们都是为了“构建国家”(defining sovereign community),但是它们达成此目标的方式不是机械式的“制造国家”,毋宁说,是把国家共同体看作一种生命,施加养料,寄以希望承担风险。

  苏式族群联邦制则反其道而行之,它自上而下地制造国家。这样就抽去了族群自治/联合的政治含义,而是将其造就为某种“利益均沾”体系。这种表面上的平等并非来自真正的政治协商、冲突与交换,而是从上而下的赐予。当一个联邦体系(或类联邦体系)内通常会有的低烈度政治冲突与争辩从政治生活中被消声(通过党务部门的协调),内在的紧张就被蓄积起来了。像“协和民主模式”,它保护少数,但这种保护是以赐予的方式下达,而不是授人以渔。像“自由主义模式”,它否认冲突,强调和谐,但这种和谐是以宣传的方式出现,而不是让人们在具体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去体验之。它强调各族群有相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道路,以此作为“和谐论”的基础。这样,我们会观察到苏式族群联邦制制造了一个悖论。一方面,它的制度设计实际上鼓励分隔、阻碍交流,另一方面,少数族群又时刻忧虑遭到同化。

  在这种体制下,收(收缩族群的集体权利),收不出一个“自由主义模式”,而是强制同化;放,放不出一个“协和民主模式”,而是族群冲突激化。

  在捷克斯洛伐克这个例子上,捷克和斯洛伐克分别将党治时期族群联邦制的遗产带进“协和民主模式”中,从而产生了毒化作用。在捷克一方,对自己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成为斯洛伐克“奶牛”一事耿耿于怀,下决心要做到平等。而斯洛伐克,则对自己的新到手的政治主体地位分外在意,下决心不再成为中央政府的傀儡。苏式联邦制的捆绑刚松开,捷克与斯洛伐克就分别冲向各自极端的两个方向。有研究者如此说道:“捷克人倾向于把人民看成是这个国家内的所有公民(要求一视同仁)。而斯洛伐克人则认为存在两个‘人民’,每一个都有权控制自己领土上的命运。”

  假如说,捷克斯洛伐克没有经历过党治岁月,那么无论是继续实施“自由主义模式”,还是实施“协和民主模式”,我推测,情况可能都要好得多。

  

  五、结语

  

  假如哈维尔还在世,当他回顾这段往事的时候,他会怎么想呢?他会不会想,“当初我应该怎么做,才能保存国家?”

  今天回顾起来,我们也许可以给他提三条建议:

  第一,早做准备,与斯洛伐克人做好交流工作。从整个事态来看,政治精英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如果能够在党治时期就在捷克与斯洛伐克民间精英之间建立常态的交流渠道,进行政治磋商和人际交往,也许就能划清旧制度与协和民主模式之间的界限。

  第二,当国家进行第一次民主选举的时候,可以考虑分两步走。先进行联邦层次的选举。在一段时间之后(半年到一年),再进行共和国层次上的选举;而不要同时进行竞选。谁先举行公开透明公正的选举,谁就能先获得一定认可和合法性。而且,人们总是对“自己的”东西有所偏爱。每一个推销员都知道,如果把一样货物放到潜在顾客家中,说“先用后买”。一段时间再回去,顾客多半不会舍弃这样货物,因为他用过一段时间之后,已经在心理上把这件货物看成是“自己的”东西,在估价上会高调。在选举层次上,联邦选举就是“先用”。

  第三,需要确立一部尊重少数否决权的宪法,但最好不要采用绝对少数否决权。一种理想状态的多元社会是,少数群体拥有中等程度的力量比多数群体的力量要小,这样不至于完全分裂社会,但也要大得足以制造大麻烦的程度。这样足以在少数与多数之间制造某种制衡。

  当然,历史无法假设,今天我们已经不知道,具体采用哪种方式才能确切无疑地维系捷克斯洛伐克国家了。

  1998年,哈维尔自己为一部研究著作写下了如下前言:

  作为公民,我们一向自认为是捷克斯洛伐克(国族)人。我们将捷克斯洛伐克看成是我们天然的家园,一想到要分裂这个家,我们的心头(身份感)就受到重重一击。这就是我们中间的许多人致力于改革的原因,希望能够将现存的只具表面形式的联邦国家改造成真正的民主联邦一一在这个国家里,所有人都能够活得像在家里那样自由自在。这个努力并没有获得成功。随着时间的过去,历史学家们将会判断它之所以失败,是不是因为我们当时没有眼光、手腕,是不是因为改革方案本身有缺陷或不协调,还是因为面对斯洛伐克人的热望,本来什么方案都不可能成功。

  不管答案是什么,在1992年议会选举之后,情况就很清楚——现有的国家只能分离开来。两国以平和、合法和有序的方式实现了分离,捷克的政治代表们应该为他们的举动获得认可,是他们与斯洛伐克一方耐心漫长的合作达成了这一切。这为两个后续国家的稳定与信誉打下了基础,也开创了良好双边关系的未来。

  毫无疑问,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对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都是痛苦异常的。尽管如此,捷克一方并没有感到受伤害、自我怜悯,没有对斯洛伐克人的指责甚至厌恶。我们逐渐认识到,斯洛伐克有权利独立。以下的事实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的分手之路是以辛酸铺就的,那么它就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为我们的关系担上重担。最终,这种苦痛将会反过来吞噬我们自己。

  

  来源: 《开放时代》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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