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雪原 穆光宗等:计划生育政策,动还是不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56 次 更新时间:2013-03-07 10:4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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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雪原   穆光宗    

  

  “中国改革20人论坛”之五:“人口与生育政策研讨会”

  (2013年1月30日下午14:30-18:00)

  “人口与生育政策研讨会”2013年1月30日在北京社会主义学院举办。

  人口问题关乎国运,关乎民族未来。中共十八大报告在谈到人口问题时强调,要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当前,关于生育政策的调整已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和焦点问题,更是政府和民众高度关注的话题。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改革20人论坛组委会主办,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华夏人口研究所承办,共识网协办。会议由中国改革20人论坛执行主任、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会长陈剑主持。

  会议围绕现行人口政策及相关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与会专家认为,中国社会,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民间,包括网络上出现了越来越强大的反思计生政策的声音,这种声音值得重视。目前生育政策带来的诸多问题,比如失独、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失衡等等,应未雨绸缪,及时调整,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从而促进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参加本次研讨会的学者有:

  田雪原,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原所长;

  胡伟略,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研究员;

  马瀛通,国家计生委中国人口信息中心研究员;

  陈剑,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会长,北京市人口研究所顾问;穆光宗,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法学博士;

  张敏才,中国人口学会原秘书长,教授;

  李小平,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副研究员;

  杨建华,华夏人口研究所所长,博士;

  王瑞琴,中国改革20人论坛秘书长、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副会长;

  曲庭文,国家计生委培训中心研究员;

  王静,吉林省洮南市计生局原局长。

  (以下为部分专家学者发言,根据会议记录整理)

  

  主持人陈剑:生育政策的变动与否是当下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人口问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当我们感觉有问题时,要采取措施应对,所产生的影响,可能要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显现。因而,人口学者考虑人口问题,必须是长远眼光。

  今年1月1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国家人口与计生委的文章,并专访了相关学者。文章的基本观点反映了利益倏关方的观点,我个人认为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我在国家计生委工作多年,我多年始终如一的观点,一直坚持认为应当调整现行的生育政策,即允许每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人口增长有其内在的规律,具有强烈惯性。短期看,总量有可能仍在增长,但是从长远来看,由于生育率早已降到更替水平,人口增长的快速下滑,甚至负增长,也就是今后几年就会发生的事。人口老化,人口结构失衡,都和生育政策高度关联。生育政策也有一个特征,生育政策口径宽了,但生育数量有可能会减少,但结构一定会更加平衡。所以,生育政策是一个关乎民族未来长远发展的事情。

  今天在座的,雪原老师是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工作时的领导,其余都是多年的同事和朋友,从事人口研究几乎都超过30年.也有计划生育实际工作者。从对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发展考虑,希望大家畅所欲言,最好多用数字说话,讲一讲各自的观点。

  

  马瀛通: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怎么来的

  

  马瀛通:中国城乡普遍实施计划生育基本是逐步始于,群众根据“早、密、多”生育现状而在1970年创造的“晚、稀、少”计划生育两孩。1973年政府根据实施效果颇佳的“晚、稀、少”式计划生育,才将之提升为全国计划生育政策。可见,这项来自群众的政策制定基本符合了公共政策制定基本原则。所以,在不足短短的10年,全国人口的自增率就从1970年的25.83‰,急剧降至反映1979年实施效果的1980年的11.87‰;假定总和生育率值粗略反映了当年育龄妇女一生的平均生育子女数, 1970年的总和生育率值就从5.81急剧降至1980年的2.24。这两种度量指标大幅超半的下降,在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中国,被称之为是近代以来,世界生育史上下降的奇迹。从影响因素分析看,完全可以归咎是计划生育的成效。1970-1979年的计划生育工作,是在尚未成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情况下实施的,从此间的国情可知,那时是既无行政措施更无行政命令,足见社会和家庭都已深感人口压力,广大群众中确实蕴藏着实施计划生育的积极性,所以,一旦提倡及提供相应的避孕与节育服务,人口的过快增长很快就得以有效的抑制。亿万群众实施“晚、稀、少”创造的世界近代生育率下降奇迹本身,一方面说明群众是驾驭人口变动的主人与主体,一方面也映现出群众的识大体、顾大局客观事实。根据1980年死亡水平,1980年的总和生育值,则降到了更替生育水平值。如果按1980年生育模式不变,即使不考虑任何生育水平下降,也能达到2000年的实际人口控制结果。若考虑实际可能的下降与留有一定的余地,则可控制在12.3亿。

  1980年总和生育率值2.24的取得,是在出生一孩中,尚未达晚育的仍占49.17%;出生二孩中,尚未达晚育年龄或间隔年限的还高达82.75%;也就是说“晚、稀、少”的任务远还没有完成。然而,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受“文革”中“左”的惯性影响,受静态理论计量的“人口容量”而不考虑可行性的学者,竟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误导,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为中心,生搬硬套到计划生育中来,在1980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刚成立后,就把“晚、稀、少”不分城乡差异的,重点转移到“只能生一孩”。这种违背公共政策制定原则,也没经过调差与试点,就将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孩子,“紧缩”为“只能”生育一个孩子,一夜之间就使计划生育工作变成了“天下第一难”。其难就难在广大农村群众普遍不接受,以种种不正常方式抵制,因而失去了计划生育主体的育龄夫妇实施基础,故基层主管计划生育的部门,则变为以组织推行计划生育的“小分队”作为主体,从而迫使计划生育的经常性工作,不得不变为“突击”式工作;宣传教育为主的工作,不得不变为通不通三分钟式工作;以避孕为主,节育措施自主选择工作,不得不变为“一胎上环、二胎结扎”的行政推行工作。当然,也就相应产生了“超生游击队”,这一反映计划生育工作中急于求成问题的普遍现象,以及产生了节育措施事故大幅增多的问题;而计划外怀孕的妇女在东躲西藏的环境下,出生素质能好得了吗?我认为欲速不达,是表征1980年“紧缩”群众创造的“晚、稀、少”计划生育两孩政策的逼真形象写照。事实也表明:1981年的人口自然增率从1980年的11.87‰大幅回升到14.55‰,1982年继续回升,竟高达16.01‰,甚至较1975年的15.77‰还高; 1981年的总和生育率值从1980年的2.24大幅回升到2.65,1982年继续回升,竟高达2.86;1981年的农村总和生育率从1980年的2.49大幅回升到2.93,1982年继续回升,竟高达3.20,这就是说1982年全国农村育龄妇女一生的预计生育水平是,普遍都生了三个孩子,生四个孩子的也高达20%;除此之外,还损害了计划生育在广大群众中的形象与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尤其值得重点指出的是,1980年前一直强调的,在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不推行计划生育,这本是有益于各民族融合与边疆省区经济社会发展,而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决策,也被改变;从生育模式看,还导致第三次全国人口出生高峰提前一年于1986年到来。这些都有力地证明了“收紧”政策是,“大开口子”的失控、半失控结果。足见,只准生育一个孩子的过紧生育政策,其结果不是导致了少生而是酿成了多生!这一沉痛教训务必要认真记取。尽管1980-1984年强力推行只准生育一孩的时间短暂,但受其影响及后来生育政策完善的不到位,也即没有全面恢复“晚、稀、少”政策,故导致后来在党政“一把手”负总责条件下,上世纪末的总人口也至少要较稳定“晚、稀、少”政策的结果,多生出半个多亿!

  然而,遗憾的是,那时竟有那么多人口学者、统计工作者,乃至计划生育部门的领导者,却陷入了将“紧缩”生育政策等同于是把生育水平“紧缩”下来的认识误区。误以为是“开小口、堵大口”的完善生育政策致成。对此,只要清晰地认识到完善生育政策是始于1984年的中期前后,就可一目了然地厘清这是歪曲事实。然而,正是由于没有以1984年开始完善生育政策的时间,来准确地认识其前后的生育度量指标大幅度变化,才产生了想当然的糊涂认识。所以,才那么留恋“一胎化”,甚至竟简单而似是而非地误认为“开小口”,就是对计划生育工作实际效果的“放”,从而把完善生育政策实施效果的“正”效应扭曲为“负”效应,也即是把“是”与“非”颠倒,并指责1984年完善生育政策是“开了小口,也没堵住大口”。然而,此间的计划生育实践与数据均表明:所谓的“大口”、“特大口”都是“紧缩”政策“紧”出来的负效果。实际生育水平从来就未曾实现过“只能”生育一孩,哪来的“开出来的小口”与“没堵住的大口”?就是这种似是而非论,使上上下下那么多人不仅产生了错误认识,甚至还影响到其后至今的生育政策继续完善,或称恢复计划生育两孩政策。1980年,误导推行“只能”生育一孩,产生的多方面负效应,竟被误导者将之强加在1984年中期前后的完善政策头上,并称之是导致了“人口失控”、“半失控”,其实质是一种有意识的转嫁行为。周恩来总理曾指出:“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畏惧错误就是毁灭进步! 遮掩错误就是躲避真理”。因此,时至今日,最令人痛心的是,还有不少人仍无正确认识,还在把完善生育政策的正确抉择与及时实施,误作教训来汲取,乃至还在影响着今天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决策。这无疑充分暴露了根据数据,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的严重不足,以及学术研究水平的严重滞后,根本不适应科学决策的需要。

  当年那种不从经过教育,群众最大可接受程度出发,即只考虑需要而不考虑可行,而是仅凭主观强迫客观就范出发,来误导决策,以及后来有心计的宁“左”勿“右”少数伴随者,至今都之所以仍反对生育政策完善到两孩,就是因为他们还要遮掩错误,不敢于承认实践检验已证实的结果及做出的回答,若其主要代表人物宋某与蒋某,对亿万群众计划生育实践检验结果能做出不完善生育政策的诠释,并展开一场阳光下的辩论,去伪存真,那就会深刻认识到邓小平同志1980年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中所指出的那样:“如果稳步前进,巩固一段时间再发展,就可能搞得更好一些。1958年大跃进时,高级社还不巩固,又普遍搞人民公社,结果60年代初期不得不退回去,退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对“左”的问题,1992年他更加明确地指出:“‘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5页)。显然,用之对照1980年把“晚、稀、少”紧缩为“只能”生育一孩及其所酿成的后果,并以此来认识这一精辟论述,只有这样才能深刻领悟到其所具的鲜明、直接、重大指导意义!也即如果用此也来认识当时与现实的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就将不走或少走弯路!此外,实施了一个时期两孩生育政策的国家及地区,诸如韩国与台湾,其实践都已表明:现在的生育水平都在相当低的低生育水平稳定运行。

  中国是一个人口相对过剩的国家,稳定相当一个时期的低生育水平,是解决相对过剩人口问题的客观需要,而稳定低生育水平也需将计划生育政策稳定在两个孩子的基础上。因为这既是制定社会公共政策合情合理的需要,也是计划生育实践检验的正效应经验与负效应教训,客观要求将生育政策完善到两孩的需要。人口相对过剩、不足、适宜,是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前提下,对人口规模性质的一种分类。每个人口的规模,都是其分年龄人口的加总之和,而人口规模变动,又是其出生人口与其他所有年龄生存状况,综合变动的具体体现。也即是人口规模变动与各分年龄变动,是同步变动的一个有机、不可分割整体。因此,绝不能将人口规模变动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割裂开来,误认为现中国人口问题主要是人口结构问题而不是总量问题,甚至误认为解决人口总量与人口结构发生了严重矛盾。

  人口相对过剩、不足和适宜,其相应年龄结构也必是相对过剩、不足和适宜。诸如,中国解决相对过剩人口的过程,也就是在一个年龄接一个年龄地逐年解决相对过剩年龄结构的过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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