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俊:世界最早最良的齐国宪政:为何谁也不知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6 次 更新时间:2013-03-06 20:4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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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俊  

  

  拙作《齐国革命与中国的宪政》一文发表以来,不少读者读完后对“最早最良的宪政在中国”感到吃惊,震撼,怀疑,存疑。确实,我们的知识体系中,宪政就是产生于近代英国,齐国早在两千六百多年了就实施宪政,怎么可能?为何历代学者都不知道?

  

  为了帮助读者了解齐国的真实情况,我补发了45000字左右的长文《齐国的市场经济与人类第一部政治经济学巨著<管子>》,主要从经济学的角度帮助读者理解齐国的宪政。但是,此文还不足以回答“世界最早最良的齐国宪政:为何谁也不知道?”这个问题。为了释疑解惑,笔者再写此文,希望对读者有进一步帮助,加深对《管子》重要价值的认识,引起学界重视对《管子》的研究。对齐国宪政的发现,对《管子》王道政治经济学的发现,对《管子》思想文化价值的再发现,将导致对中国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文化学术的许多重要部分的颠覆。正如当年胡适断定《管子》是伪书所预言的那样,《管子》一旦认定为真书,将“便把诸子学直接间接的渊源系统一齐推翻”:[1]

  

  “管仲生当老子、孔子之前一百多年,已有那样规模广大的哲学。这与老子以后一步一步、循序渐进的思想发达史,完全不合。故认《管子》为真书,便把诸子学直接间接的渊源系统一齐推翻。”

  

  言归正传,“世界最早最良的齐国宪政:为何谁也不知道?”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回答《管子》这本书是不是真书。

  

  一、胡适以实证史学之名否定《管子》,开了中国文化自宫的恶劣先例

  

  什么是真书?

  

  胡适是这样定义的:用谁的名字冠名,就应该是谁写的。如果是他写的就是真书,不是他写的就是假书。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据此定义将许多中国文化典籍断定为伪书:

  

  “表面上看来,古代哲学史的重要材料,如孔、老、墨、庄、孟、荀、韩非的书,都还存在。仔细研究起来,这些书差不多没有一部是完全可靠的。大概《老子》里假的最少。《孟子》或是全真,或是全假(宋人疑《孟子》者甚多)。

  

  依我看来,大约是真的。称“子曰”或“孔子曰”的书极多,但是真可靠的实在不多。《墨子》、《荀子》两部书里,很多后人杂凑伪造的文字,《庄子》一书,大概十分之八九是假造的。《韩非子》也只有十分之一二可靠。此外如《管子》、《列子》、《晏子春秋》诸书,是后人杂凑成的。《关尹子》、《?冠子》、《商君书》,是后人伪造的。《邓析子》也是假书。《尹文子》似乎是真书,但不无后人加入的材料。《公孙龙子》有真有假,又多错误。”[2]

  

  胡适这段论述包含的真书定义就是“用谁的名字冠名,就应该是谁写的”。

  

  按胡适这个定义,全世界古代大多数文化经典都是假书。因为,大多数都不是本人写的。《新约》不是基督耶稣写的,所以是伪书,《古兰经》不是默罕默德写的,所以是伪书,大量的佛经都不是释迦摩尼写的,所以都是伪书,于是很多人类文化典籍就可以因此轻率的枪毙了。还剩下什么是真的呢?就胡适写的的是真的!

  

  冯友兰对古人著书立说有如下论述:“古人以为著作之目的,在表现真理,只求将真理传诸后世,至作者为谁,则认为无关重要(西洋中古时亦如是)。如《庄子》等书,最初皆为零碎之篇章,经汉人整理,始成为‘书’。刘向刘歆父子即为从事整理先秦之学术者。逮经整理后,讲庄子一派之学之书,即称为《庄子》,讲墨子一派之学之书,即称为《墨子》,并不以其书为系庄周墨翟所手著也。乃后来不察当时情形,误认为《庄子》即为庄周所手著,《墨子》即为墨翟所手著,因启疑古者之疑。若此种误会一经解释,则疑古者之说,亦不成立,所谓‘妄既不存,真亦不立’也。”[3]

  

  冯友兰此论是对真书伪书的很好解说。

  

  胡适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特别把《管子》拿来做论据,因为,在他看来,两千六百多年前的管仲不可能有《管子》中阐述的完美系统的理论思想:

  

  “我且举《管子》一部书为例。《管子》这书,定非管仲所作,乃是后人把战国末年一些法家的议论和一些儒家的议论(如《内业篇》,如《弟子职篇》)和一些道家的议论(如《白心》、《心术》等篇),还有许多夹七夹八的话,并作一书;又伪造了一些桓公与管仲问答诸篇,又杂凑了一些纪管仲功业的几篇;遂附会为管仲所作。今定此书为假造的,证据甚多,单举三条:

  

  (一)《小称篇》记管仲将死之言,又记桓公之死。管仲死于西历前643年。《小称篇》又称毛嫱、西施,西施当吴亡时还在。吴亡在西历前472年,管仲已死百七十年了。此外如《形势解》说“五伯”,《七臣七主》说“吴王好剑,楚王好细腰”,皆可见此书为后人伪作。

  

  (二)《立政篇》说:“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立政九败解》说“兼爱”道:“视天下之民如其民,视人国如吾国。如是则无并兼攘夺之心。”这明指墨子的学说,远在管仲以后了(《法法篇》亦有求废兵之语)。

  

  (三)《左传》纪子产铸刑书(西历前536),叔向极力反对。过了二十几年,晋国也作刑鼎、铸刑书,孔子也极不赞成(西历前513)。这都在管仲死后一百多年。若管仲生时已有了那样完备的法治学说,何以百余年后,贤如叔向、孔子,竟无一毫法治观念?(或言孔子论晋铸刑鼎一段,不很可靠。但叔向谏子产书,决不是后人能假造的)何以子产答叔向书,也只能说“吾以救世而已”?为什么不能利用百余年前已发挥尽致的法治学说?这可见《管子》书中的法治学说,乃是战国末年的出产物,决不是管仲时代所能突然发生的。全书的文法笔势也都不是老子、孔子以前能产生的。即以论法治诸篇看来,如《法法篇》两次说“《春秋》之记,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可见是后人伪作的了。”[4]

  

  确实,胡适举出的这些论据都是书中存在的问题或疑点。但这仅仅能说明这些部分肯定不是管仲所写,并不能说明《管子》这部书的其他部分不是管仲所写,更不能否定《管子》中的基本思想是管仲理论思想。

  

  《管子》是否管仲所写不是本文论述的要点。因为已经有不少学者进行了有力的论证,例如罗以迪《试论<管子>作者》[5]就从整体上充分有力的论证了《管子》为管仲所著。我的观点是《管子》记载的思想理论基本是管仲的思想理论与实践,其中许多部分是管仲自己所著,有些则可能是齐国的史官,或者管仲学派的学者对管仲思想的记载、编撰,也不排除有些是编撰者的理论发挥,甚至出现时间前后矛盾错误等等,所以才有胡适所指出的问题。但是,这些丝毫都不能否定《管子》的基本思想理论就是管仲的思想理论,是真书。

  

  我的根据很简单,因为 《管子》已经系统的论述了现代政治学(特别是宪政),政治经济学的所讨论的基本问题,其政治经济学理论思想足以与世界公认的经济学的三大理论巨著,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媲美。货币理论某些方面比现代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还深刻、先进、正确(参见笔者《<管子>:人类第一部政治经济学巨著》,《管仲的王道主义政治经济学》等文)。所提出的宪政理论与实践比西方宪政理论还先进完美(参见笔者《齐国革命与中国宪政》)。

  

  任何思想理论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社会需求与实践的结果。就像有了高速公路网,才有高速公路的交通管理规则,有了互联网,才有互联网运行规则与管理理论、方法一样,政治经济文化哲学理论也是实践的总结,也是不可能凭空产生的。如果已经产生了,就是实践的结果。今天的人类尚未移民太空,所以我们无论如何聪明,也不能建立地球之外的太空文明。因为,既无需要,也无可能。这种因果关系是不证自明的公理。所以我们据此公理试问:

  

  如果没有齐国发达的市场经济与管仲丰富的政治经济实践,《管子》怎么可能研讨其它诸子百家几乎没有触及的宪政问题(仅有儒家有一些研究)?百家基本没有触及政治经济学问题?为何能产生诸子没有产生的理论?而这些理论所涉及的问题却是当代政治学与经济学所研究,所困惑,甚至至今没有解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而《管子》怎么能够写出比两千多年后的亚当.斯密还全面的市场经济理论,比凯恩斯还正确的宏观调控理论,比弗里德曼还正确的货币理论(参见笔者《管仲的王道政治经济学》《<管子>:人类第一部政治经济学巨著》等文),比西方宪政思想还更为完美的法制仁政理论?

  

  既然这些丰富完美的理论产生了,说明其丰富的实践就已经存在了。这好比有了孙子,必定有父母,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样。尽管孙子和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相比较,某些方面发上来变化,但是,孙子就是爷爷奶奶的孙子,外公外婆的外孙子。反之,爷爷奶奶就是孙子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就是外孙的外公外婆,不证自明,不可置疑。

  

  由此可见胡适认为《管子》非管仲所著就断定是伪书,就否定管仲的思想理论是彻底违反不证自明的因果关系的公理的,是非常荒唐的。

  

  退一万步说,《管子》不是管仲所著,就是他推断的战国后期人们“杂七杂八凑合”的理论思想,那也是战国时期的作品。就算是无名学者托名管仲所作的“伪书”,能够提出如此成熟完美的理论,在政治学,政治经济学等方面也超越孔子老子,成为百家翘楚了。难道不是真书?难道不是中国优秀的政治经济文化哲学思想吗?中国哲学史难道不应该予以肯定吗?

  

  可是,一位写中国哲学史的大家,就这样无视自己见到的好书,真书,并仅仅凭借推断不是管仲本人所作就把它判为“伪书”,就这样把孔子老子以前中国几千年全部的优秀思想文化一笔勾销,“截断众流”。由于胡适之书被称为“实证史学”开山之作,影响很大,因此,实际上开了中国人对中国文化自宫的恶劣先例。

  

  事实上,聪明如胡适,博学如胡适也写不出那样的伪书来!

  

  学术研究应该言之有据,据之必真,论据充分,论据与结论之间是必然的因果关系,不能以偏概全。因此实证史学本身并没有什么根本错误。问题在于胡适根本没有读懂《管子》(由于他的结论太轻率,我怀疑他是否通读过《管子》),在以实证史学的名义下,用有限的枝尾末节的论据否定整部巨著的宏大、圆融、自洽的理论,因此,以偏概全,匆匆得出自己的结论。

  

  由于胡适的榜样,后来中国的思想史,哲学史著作几乎均把《管子》开除诸子百家,几乎再没有了管仲、《管子》、管仲学派的合理地位。管仲,《管子》的研究也被学术边缘化。在西学东渐背景下,中国学术的基本格局就是西方学术第一流,百家学术第二流,管仲理论第三流了。而事实上正相反,管仲、《管子》思想第一流。

  

  这就是我们为何不知道齐国宪政,不知道齐国宪政是世界最早最好的宪政的现代原因。

  

  至于胡适论据已经是细微末节,很多学者已经予以充分反证,本文不必赘述。我们需要提醒一点是,韩非(约公元前280一前233年)的时候,民间已经普遍藏有管仲的书了:“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6]

  

  由此可见,《管子》成书至少在公元前三百年以前。

  

  二、诸子为何没有继承齐国宪政思想理论?

  

  1、天下各国社会经济转型不同

  

  春秋时期,各国经济水平发展不同,只有齐国由于齐太公姜子牙开国就率先实施市场经济政策,发展鱼盐产业、服装工业,以出口天下各国为导向,工商业迅速繁荣,齐国社会率先转型,所以,齐国出现的市场经济问题,新的社会治理、新的国家治理问题等等其他国家尚未出现,基本还处在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初期。

  

  对于春秋时代天下各国的情况,我们可以参考司马迁的《苏秦列传》中的有关记载。虽然苏秦(前?—前317)已经是战国时期,距管仲时代已经有三百年左右,但这种差别依然十分明显。苏秦游说对各国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均有描述,齐国最具有发达的市场经济。齐国首都临淄就是市场经济繁荣景象的样板:

  

  “光是临淄就有居民七万户,我私下估计,每户不少于三个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临淄富有而殷实,这里的居民没有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下棋踢球的。临淄的街道上车子拥挤得车轴互相撞击,人多得肩膀相互磨擦,把衣襟连接起来,可以形成围幔,举起衣袖,可以成为遮幕,大家挥洒的汗水,就象下雨一样,家家殷实,人人富足,志向高远,意志飞扬。”

  

  苏秦对其他各国的描述就主要限于地缘、政治,粮食、军队、军备、君王等几个方面,没有像齐国市场经济繁荣景象的描述,限于篇幅不再引述。

  

  仅仅由此可以推想,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市场经济是何等的发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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