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对知识分子“契合”关系的反思与批判

————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再思考(未删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00 次 更新时间:2005-03-22 15:10:20

进入专题: 学术规范   邓正来  

邓正来 (进入专栏)  

  

  关键词:自主性 关系 “共谋” 批判

  

  引论:一、中国社会科学所面临的核心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科学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而且我们现在也有比较充分的理由认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以及中国学界与外部同行接触及交流的日益频繁,随着中国改革进程与社会转型过程的深化,中国社会科学将在未来发展的进程之中获得更多的理论资源与现实动力。但是,正如我在另一个场合曾经指出的那样,“不过,中国社会科学是否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以及能够取得多大的成就,显然不是上述外部环境所能决定的,换言之,这些外部环境之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助益性绝不是当然的。这里不仅涉及到学术研究场域与其他场域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且也关涉到中国学术界在面临其他场域于‘进步’这一意识形态和大众传媒的支配下不断获取强势地位的情势中如何营建并捍卫学术自主性的问题,更涉及到生存于这一环境之中的中国学术界能否保有一种批判的精神去直面这些关系的问题。”[1]

  

  显而易见,上述问题都是围绕着我反复强调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2]这个核心问题而存在的。因此,我将把“如何建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这个问题设定为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但是,我认为,在回答如何建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回答中国社会科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为什么会缺失自主性这个问题,因为对后者的回答乃是我们对前者回答的一个重要前提。实际上,我于大约十年前就在《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以下简称《思考》)的长文中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因此本文的讨论实是以前文为基础的。但是我在承认前文观点有效性的同时认为,就回答“如何建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这个问题而言,前文的观点并不充分,不仅需要加以反思,而且还迫切需要对此做出进一步的探讨或补充。正是这一判断,构成了本文可能具有的理论意义。考虑到本文是对前文观点的修正和推进,本文的论述也将据此采纳如下的分析安排:除了导论引出本文的论题以外,第一部分将首先以扼要的方式重述我在《思考》一文中的基本观点和结论。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是本文的重点,亦即在对前文观点的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观点。在第二部分中,我将讨论这样几个问题:一是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认识角度”的问题;经由此一问题的讨论,我将确立认识这个问题的“关系性视角”。二是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向度”问题;我经由此一问题的探讨而明确指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具有国内和国际两个向度。三是关于“知识生产机器”的问题;透过这个问题的讨论,我主张把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批判扩展到对学术制度的批判,亦就是从对社会科学知识的批判扩展至对社会科学知识生产机器的批判。在第三部分中,我将从关系的视角出发,把关注点真正从外部转向中国社会科学场域内部所实施的各种“共谋”关系,亦即通过对“共谋者”的重新界定而对中国知识分子与各种“操作”或“玩弄”中国学术制度安排之腐败实践之间的“共谋”关系进行反思和批判。作为本文的结语,第四部分则将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知识分子在当下建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过程中应当承担的极其重要的几项使命。可否省略此处?

  

  一、《思考》一文的基本观点与结论

  

  自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界便在始终关注着中国社会科学如何获致自主性这个问题。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个问题在当时的提出,主要是为了回应此前三十年间社会科学知识意识形态化以及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基本丧失的状况。据此,在20世纪80年代,这个问题大体上是通过“中国社会科学学科性建设”[3]和“知识分子心态和品格”[4]这样的设问方式来展开的:前者试图通过社会科学的学科恢复和学科建制的努力来使中国社会科学摆脱僵化意识形态的束缚,后者则试图通过对中国知识者古即有之的“入世”心态的检讨以唤醒知识分子特立独行的精神与品格。可以说,这两个向度的努力都在某种程度上把握住了中国社会科学在当时的本土性问题。

  

  关于这种设问方式,极其明显地反映出了当时特定情势对人们设问角度的规定,然而,中国社会科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困境却表明,这种设问方式对于认识或解决正在发展中的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问题而言,“可以说是必要的、但却不是充分的,是重要的、但却不是基本的”。[5]如果我们将这个问题做进一步的追究,那么我们便可以发现,更为重要的恐怕还不是这种设问方式本身所存在的问题,而毋宁是在根本上支配这种设问方式的某种思维方式所存在的问题,因为所谓设问方式以及经此而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由相关的思维方式及其背后隐含的问题结构所支配的。简而言之,这种思维方式,也就是那种视外部性因素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问题之关键因素的思维方式。

  

  经由这种思维方式提出的问题所含的预设至少存在着如下的问题:第一,尽管它在表面上就意识形态及知识分子的“入世”人格对中国社会科学的重大影响这个问题做出了否定性的主张,但实质上却反映出了其在更深的层面上强调知识生产外部因素对知识及其生产活动的决定论式观照。显然,这种思维方式在讨论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切割掉了社会科学研究内部的向度,因此我们可以说,这种思维方式就是马克思曾经批判过的那种“用逻辑的事物替代事物的逻辑”的方式,而更为紧要的则是这种逻辑实是一种“你死我自然活”的零合博奕逻辑。这种思维方式在经验层面上的展开,完全有可能导致这样一种结果,即在上述外部性问题得到某种程度解决的时候,有关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及其生产出的知识的自主性问题依旧未能得到关注,甚或没有得到改观。第二,作为基本上对社会科学研究之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重要意义不意识的一种逻辑结果,这种思维方式不可能使人们去关注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制度的合理性问题,或者说只能够使人们在基本上不考虑社会科学知识的性质以及这种知识增长的规定性的境况下诉求学术制度的恢复和建构,从而致使种种对学术制度的诉求滞留于形式层面。更进一步讲,本来为了抵御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及政治等因素对社会科学的干预而建构的那些学术制度,结果由于对建构学术制度的学术判准的不意识,而使意识形态以及其他因素依旧深深地嵌入在这些制度之中,并透过这些制度而展现出社会、经济及政治等需求在另一种形式下对中国社会科学的无处不在的渗透和支配。第三,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这种只强调外部性因素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及其生产出的知识的影响的单向度思考,不仅一方面因中国知识分子对那些旨在试图摆脱各种外部性因素之支配的学术制度的当然认定而忽略了对它们本身的分析和探究,而且在另一方面更是从根本上遮蔽了中国知识分子在自身的研究中与这些深刻地体现着社会、经济及政治等外部需求的学术制度之间所存在的复杂的、彼此依赖而互为强化的关系,从而无从洞见这些复杂关系背后的各个场域间所存在的紧张和冲突。[6]

  

  正是透过对上述思维方式的分析,促使我在《思考》一文中主张改变旧有的思维方式,亦即“转换我们对此一问题的那种单向度的思维方式;一如维特根斯坦所言,透识一个深层且棘手的问题,最为关键的办法是‘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这一变化具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打个比方说,这就像从炼金术的思维方式过渡到化学的思维方式一样。难以确立的正是这种新的思维方式。一旦新的思维方式得以确立,旧的问题就会消失;实际上人们很难再意识到这些旧的问题’。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对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进行思考时,必须从外部性的向度转向内部性的视角,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打通这两种思维方式,进而从社会科学研究本身出发去探究这两者间的复杂的互动关系。”[7]

  

  经由这种思维方式的转换,我又进一步指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问题并不能仅通过确立学术制度以抵抗僵化意识形态的方式得到解决,因为这个问题的解决还在根本上取决于这些学术制度是否具有真正的学术性质,或者说还取决于我们对学术判准的认识。当然,这个问题也不可能仅通过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品格的转换而得到解决,因为向“出世”品格的转换,有可能导致其与社会科学这种关注社会与人的知识品格发生根本的紧张。实际上,这个问题的解决取决于中国知识分子在关注中国社会问题时是否能够严守科学的学术立场。据此,我在《思考》一文中得出结论认为:第一,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问题,实际上涉及的是社会科学场域与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和政治场域间关系的问题;第二,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缺失,从某种角度看乃是其他场域对中国社会科学场域监督、支配所致,其基本中介是那些并非完全根据社会科学知识的规定性及增长逻辑而建立起来的学术制度;第三,更为根本的是,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在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中处于被支配地位的知识分子在其研究中与这些并非完善的学术制度之间的“共谋”所致;换言之,正是由于他们在其研究中未能科学地建构研究对象而致使那些非科学或前科学的东西渗入进了社会科学之中,进而侵损了中国社会科学应有的自主性。据此,我在当时主张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在对社会科学场域与其他场域间关系的知识自觉的基础上,应当首先在其自身的具体研究中对日常性常识及学究性常识加以彻底的质疑并与之决裂,进而科学地建构起研究对象,以科学的智识资本增进和捍卫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8]

  

  二、关系视角•世界结构•制度批判——对《思考》基本观点的反思和推进(一)

  

  (1)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认识角度问题。

  

  我在《思考》一文中经由否弃当时盛行的只强调外部性因素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及其生产出来的知识的影响的单向度思维方式而主张“从外部性的向度转向内部性的视角,……进而从社会科学研究本身出发去探究这两者间的复杂的互动关系”。[9]然而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以后,我认为,当时采用的“内部性视角”这一说法并不妥切,实际上更为确当的乃是一种“关系性的视角”。

  

  众所周知,在当下的社会世界里,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不可能不受到来自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和政治场域的影响。但是在这里,我们却必须强调指出,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和政治场域对中国社会科学场域具有影响的事实,并不能够使我们当然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正是这些影响使得中国社会科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缺失了它应当拥有的自主性。在我看来,外部诸场域对学术场域之宰制的形成,在当代的社会中主要不是中国知识分子被动接受的结果,而是在所谓的“被动者”转变成了“主动者”以后才获得其实现的可能性的——亦即中国知识分子与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和政治场域之间进行形形色色的“共谋”所导致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说,正是作为“被动者”的中国知识分子向作为“主动者”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转换,才一方面致使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需求在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再生产——当然也致使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运作逻辑在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中大行其道;另一方面,它还致使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在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中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未经批判的“复制”或“消费”。[10]

  

  据此我认为,我们在探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必须建构起一种“关系性的视角”并以它作为我们的认识路径,因为惟有根据这一视角,我们才有可能在关注这个问题的时候不会简单地追究任一单方面的原因,而会把我们的视域扩展至中国知识分子与其他场域之间的各种关系问题。显而易见,这种“关系性的视角”彻底否弃了中国学术界所盛行的要么“外部”要么“内部”的“单向度”视角:依据“外部性视角”,我们充其量只能经由一味地指责经济场域、社会场域、政治场域乃至意识形态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宰制而陷入一种简单的“反抗”逻辑之中——然而我们知道,“反抗”却往往不意味着解放;而依据“内部性视角”,我们则充其量只能经由空泛地指责中国知识分子的“入世”品格和缺乏“独立精神”而陷入一种与社会科学知识之性质更为基本的紧张之中。

  

  (2)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向度问题。

  

  我必须承认,在撰写《思考》一文的时候,我确实忽略了中国社会科学场域在世界结构下必须自主于西方社会科学场域“文化霸权”的问题,尽管我在讨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这个问题以前已经认识到了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示范”问题,而且还专门撰文探讨过这个问题。[11]

  

  现在,我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首先,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社会科学知识的毫无批判的接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邓正来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学术规范   邓正来  

本文责编: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综合 > 学术规范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179.html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