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群:没有公共讨论,民主就只是空壳

——(在民主自由平等的背后——现代政治哲学解读 系列之9)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59 次 更新时间:2005-03-21 23: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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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群 (进入专栏)  

  

  一、公共讨论是制定规范的必要基础

  

  每个人生活中最主要的一面,是私人生活。大家白天忙着挣钱,做广告的做广告,搞装修的搞装修,跑运输的跑运输,卖汽水的卖汽水,收税的收税,判案的判案,拣垃圾的拣垃圾,讨饭的讨饭。到了晚上,喝酒的喝酒,抽烟的抽烟,读书的读书,看报的看报,看电视的看电视,打麻将的打麻将,谈恋爱的谈恋爱,找外遇的找外遇,嫖性工作者的嫖性工作者。

  

  但人又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的,必须有社会生活和社会规范。所以嫖娼是非法的,找外遇是受谴责的,大学生谈恋爱是不受鼓励的,打麻将是不能赌博的,看电视是不能看凶杀色情的;洗头洗脚必须明码标价,卖烟卖酒不得假冒伪劣,某些地方不得乞讨,某些垃圾不得乱卖;司法程序如何安排?所得税率如何确定?商业规范如何厘清?哪些是消费者权益哪些又不是?

  

  面对那么多的社会规范,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不去多想。可是,由于这些规范和每个人有关,而且每个国民都对社会规范的制定有一份权力,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想清楚:我赞成哪一条规范;或者要问一问:现在的规范合适不合适、合理不合理?这样一条规范的实行,对他人和对自己会带来什么样的效应?为什么要制定这样一条规范?

  

  在私人生活中,人们为自然属性所驱使;在社会生活中,大家就要运用社会理性去思考和行动。如果一个人仅仅是出于被迫无奈或者盲目麻木而服从以上规范,那么他(她)就并不是一个与他人、与该社会体结合紧密的人。而如果一个社会体中的很多成员都是这种状况,则说明这个社会体的社会化程度较低。

  

  因此,我们在制定社会规范之前,必须进行充分的公共讨论;让广大国民都对此进行充分的思考,并能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意愿;经过这样的讨论,把每个人的一己私利,聚合、转化为大家的公共利益。使得制定出来的法律能让每个国民都满意、接受,或者起码不那么反感。

  

  如果说互利性是现代社会这艘大型帆船的主体,那么民主程序就是它的船桨,充分的公共讨论就是它的风帆;缺少任何一面,都会使航行减速。

  

  二、什么是社会交往理性

  

  讨论、商量、谈判、对话,是约定任何一项契约的必要步骤。一方既想利用他方的积极性、能力、投入,又想更多地满足自己的利益,所以就需要商谈。商谈的目的就是把如何合作与如何分配放在一起谈。供货商要和要货商谈,销售者要和需求者谈,合伙人要和合伙人谈,老板要和员工谈,妻子要和丈夫谈,这个省的人要和那个省的人谈,城市人要和农村人谈。在协商讨论中公民们努力寻求达成一致意见,大家可以相互学习,可以自我调整,可以知道如何更好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知道哪些目的是达不到的。最终可以达成某个规范性共识,形成一个规范性观念,这一规范融合了每个参与者的各自利益。偏执者认为不必经过讨论协商,他们就知道“正义”的规范何在。但是,不经过大家的充分思考和讨论,这一规范很可能只是偏执者的一己之见而停留在偏执者的心中;即使被强制实行,也不会产生活生生的效应。

  

  大家应该使用社会交往理性进行相互商谈,但社会交往理性并非是和个人利益分开的两件事,似乎一个人或者要鱼,或者要熊掌,两者不可得兼。它们两者实际上是钓鱼杆和鱼的关系。所有人都想获得大鱼,也就是自己的利益;可是缺乏社会交往理性的人就像一个没有钓鱼杆、或者使用的是一只劣质鱼杆的渔夫一样,是钓不到鱼的;即使钓上来鱼,也不会是大鱼。一个不善于和要货商对话协商的供货商,一个不善于和需求者对话协商的推销员,一个不善于和合伙人对话协商的投资者,一个不善于和员工对话协商的管理者,一个不善于和妻子对话协商的丈夫,一个不善于和外省人对话协商的本省人,一个不善于和农村人对话协商的城里人,一个不善于和国民对话协商的政府,都将难以享受到互利性的文明成果。在合作时会出现种种矛盾,但经过协商讨论,大家会发现有些矛盾是出于缺乏相互了解,有些矛盾则可以通过讨价还价、谈判、妥协来解决,从而提高了达成共识的机会。

  

  今天中国媒体上的时评内容迅速增多,对农民的征地问题应怎么看,对居民的拆迁行为应怎么做,如何看待姚明的喜剧,如何理解马加爵的悲剧,交通规章中撞了白撞是否合适,夫妻关系中财产公开是否合理,什么样的财产是合法的,什么样的剥削是必须禁止的。大家在各个社会事项上各抒己见、热烈讨论,既是为了在这件事上达成共识,也是为了培养大家社会交往理性的能力,熟悉社会交往理性的特点,形成社会交往理性的规则,从而在以后其他事项上效果更好、效率更高地达成共识。

  

  农民由于生产的分散性、社会交往的稀少性,使得他们相对缺乏社会交往的理性能力;可是当他们大量地进入工厂、进入城市,社会交往便大量增加;即使是中国的城市居民,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因为只听上级安排,不必相互往来,所以同样导致相互沟通的能力较弱;现在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这一情况正在发生根本变化。不论是中国的市民还是农民,新的生活都向他们提出了培养自己社会交往理性的要求,也提供了培养这种能力的条件和可能性。

  

  现代政治社会体由成员们的参与而产生,并使得这种参与变得日益平常;通过这种参与而形成的共识,由于其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而变得力量强大。国民们在这种充分的公共讨论中,培养并形成了公共意识,培养并形成了正义感。国民们在这种讨论中学习如何与他人求同存异,学习如何理解他人的意愿,学习如何把自己的利益和他人的利益结合起来。参与或者关注这种社会政治讨论,是培养国民政治素质的最好大学;具备这种社会政治理性的人越多,既是他们的幸事,也是该社会的幸事;反之,则意味着该社会整体文明素质不强。

  

  当某个公民首次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利益者和他人发生经济联系时,他必须和他人商谈双方在经济上如何理性地合作、又如何理性地分配;他在开始时会因为欠缺这种经验和能力而感到窘迫、不自在,可是他必须知难而上、而且会有这一能力。同样,当某个公民和社会其他成员的联系日益加深,开始发生社会政治联系,他就必须和他人商谈双方在社会政治层面如何理性地合作、又如何理性地分配。他在开始时会因为欠缺经验和能力也会有些无所适从、有些观念糊涂、有些顽固偏执、有些胆小犹豫,可是他同样必须知难而上、而且会有这种能力。当他面对其他人时,每个人既可能是他的合作者,也可能是他的利益阻碍者,他必须在这种复杂局面中学会如何与他人相处、合作,如何减少矛盾性,如何增加合作性,以及如何调整好自己的观念和心态。

  

  当一个人认定太阳绕着地球转,我们说他是“不对的”。而一旦某一规范被大家所奉行,大家就会以它作为对话中的标准,这时一个人随地吐痰就是“不对的”,一个商家卖假货就是“不对的”。但是,以上两种“不对”是两回事。前者是在表示人对某一外在事物的客观认知,后者则是在表示人与人之间对某一社会行为的统一确定。一个人要探求前者,可以完全不顾其他人的想法;一个人要形成后者,则必须和其他人沟通博弈。前者运用的是科学理性,后者运用的则是社会交往理性。前者以每个人的感官经验为最后标准,后者则以每个人的博弈利益最大化为至高原则。前者是在发现某种天然的真理,后者则是在面对相互矛盾的利益诉求时求得某种均衡,是在力图达成对各方都有利的权益协议。

  

  奥克曼在《自由国家中的社会正义》中,说明了社会交往理性的若干基本原则(Ackerman,1980)。

  

  他说,每个人都想尽量多地拥有资源,尽量多地对其周围的人进行控制,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种矛盾;所以每个社会体都必须有、也一定有社会规范,以对每个人的权益作出安排。但是会有人对这种安排不服气。有的老板认为自己有权对下班工人搜身,就有工人认为厂方没有这个权力;有的地方政府认为自己有权拆迁某些路段的房屋,只给少量补偿,就有住户认为地方政府没有这个权力。有权力的一方对待质疑有两种回应方式,一是强力压制,二是摆出自己的理据。后一种方式就是在运用社会交往理性。它有以下基本特征。

  

  其一,探讨性原则。当一个人怀疑某一规范的正当性时,支持这一规范的人必须正面回答其正当性何在。任何的规范都不能免于被探讨,从政府应该拥有哪些职能,到私有财产是否应该被保护,没有哪个规范具有“豁免权”。探讨原则不承认任何规范具有“先天正当性”,好像私有财产必须受保护是一种类似地球绕着太阳转那样的真理;探讨原则不承认君权是神授的,也不承认人权是天赋的;它认为没有一条规范是天经地义的,任何规范都必须经过社会交往理性的探讨和确认。

  

  其二,一致性原则。一个人在某时某地肯定了一个规范,那么就不能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地点去否定那个规范;一个人在言语上肯定一个规范,那么就不能在行动上去否定那个规范。奥克曼说,纳粹可以直截了当地宣示:其他人都是平等的,只有犹太人低人一等。纳粹这种说法虽然很不人道,可还没有违反一致性。但如果纳粹宣示:所有人一律平等;但又表示:犹太人低人一等;那就违背了一致性。或者,虽然纳粹在言语上说犹太人和其他人都是平等的,但在行动上却百般歧视乃至迫害他们,那也违背了一致性。一致性是协商讨论的必要条件,没有一致性,对话就无法进行。

  

  其三,平等性原则。在对话、讨论中,各方都不能预先自我认定:自己对“什么是正当的”拥有特权式的洞察力,拥有特权式的道德权威,自己关于“善”的观点一定优于其他人的观点。自己的观点都是从“良心”出发的,别人的观点都是从一己私利出发的。大家必须首先预定:对话、讨论的各方都是平等的,大家都只能以理服人。

  

  三、什么是每个人利益的融合

  

  对社会政治事宜进行充分的讨论,并不是一种智力游戏。它意味着我们全身心的投入,我们发表的每一个观点都注入了我们的利益诉求、意愿、情感、观念。在工作中我们和其他人密切合作,在观念上我们和其他人共同讨论,社会成员们由此结成了全方位的联系;就这样,我们每个人都加入到了社会有机体中,成为其中的一个环节。每个人在互利性的社会体中相互融合,在这种融合中每个人的利益满足都得到增长。

  

  在工作和生活中,我们会不时碰到这样的人:不善于和别人合作,偏执,不顾及别人的想法,蛮横,不讲道理,不守诺言,不善于自我克制,暴躁,不懂礼貌。这样的人就是欠缺融合能力的人。这样的人自己活得不好,其他人也会感到头痛,会尽量躲避他们。所以培养这种融合能力,应该成为我们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能力要求大家有意识地从公共利益的层面思考问题,要求大家具有责任感,要求大家全身心地去寻求和他人的融合;要把这种融合意识注入自己的血液之中,成为自己的一种本能。就像一个原来只会说家乡话的人,现在要能够说一口流利标准的普通话了。

  

  现代社会的公民们在互利性活动中相遇了,他们对话、讨论、约定、共享、相互贡献,这使得每个人越来越多地把别人看作是对自己利益的贡献者,而不是争夺者。他们的对话讨论,是在找道理、讲道理、并且要自觉服从道理。没有对话讨论,就没有道理,也就没有自发秩序。

  

  没有社会理性的思考,没有对话讨论,一个社会体也可以有秩序、有规范;但那或者是出于被迫无奈,或者是出于社会传统、社会惯性。那种秩序和规范之下的社会体是缺乏活力的,是无精打采的,是沉闷乏味的,是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的,是千人一面没有个性的,是作为个体愚昧无能、作为整体羸弱无力的。而且,一旦外在强力减弱乃至消失,社会传统变得不合时宜,原有的规范就会失去权威性,每个人就会变成一己私利的偏执者,一己想法的自大者;那就无法导致合作,而只能导致没有秩序的无政府状态。所以,要克服以上两种情况,要建立人民的“自我政治管理”,对话讨论是必要条件。

  

  一个互利性社会体有着两个面,一面是一个个独立自主、有着各自利益追求和行动能力的个人;一面是他们的互动性、是社会有机体、是共同利益、是统一的规范和秩序。对话讨论就是联结它们的桥梁。一个互利性人群既要追求共同利益,又要不损害每个人的利益;这个人群在团结起来踏上征程、去追求共同利益的时候,是把多元性和各人利益的不一致性作为起点的。经过充分的讨论协商,即使是那些被决议否定的一方,因为其意愿和利益已经得到充分表达和考虑,相比于那些只从相互力量对比出发而作出的决议,他们接受起来会更容易;这种相互理解能使他们更好地进行合作,从而创造出更多的总财富。如果不允许、不鼓励、不促使大家发表意见,那么达成一致性规范会较为容易;但那是低水平的一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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