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逊:“红八月”——十七年阶级斗争的延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30 次 更新时间:2013-03-04 19:5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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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逊  

  

  上海第一个全市性的红卫兵组织

  

  1966年的6月初,一个不受党团和学生会控制的青少年组织在北京横空出世。他们贴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喊出后来风行了整整十年的文革口号——“造反”。他们和压制自己组织的学校党支部或工作队辩论,7月28日,江青将他们的大字报送毛泽东。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8届11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印发了毛泽东给他们的回信,信中说:“我支持你们”。这个组织就是不久将震惊中国和全世界的红卫兵。

  北京的消息很快传到上海,上海许多大、中学校的学生也摩拳擦掌,准备成立红卫兵组织。几天后,8月18日,毛泽东又以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的方式,表达自己对这个体制外青少年组织的支持。红卫兵运动迅即在北京兴起。

  上海各校学生马上也要求成立红卫兵组织。此时上海的学生,还是希望在各级党委的许可下成立组织。但上海市委很谨慎。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当天上午,市委书记处开会,讨论上海是否开会庆祝。曹荻秋“竭力反对,后被迫同意开,又说,不讲话,队伍走过就算了”。最后还是陈丕显决定,曹荻秋和华东局书记魏文伯都要到会讲话。[1]第二天,上海组织庆祝游行。会上,复旦大学“红卫兵战斗小组”的代表报告8月18日在北京见到毛主席的情景,上海师范学院附中学生向大会提出在全市建立“红卫兵纵队”倡议。

  对于这个体制外组织,曹荻秋小心地表示:“组织红卫兵的问题还要考虑,8届11中全会上没有讲”。学生要在报上刊登建立上海红卫兵组织的倡议,曹荻秋没答应。8月22日晚,市委在江湾体育场及虹口体育场召开上海市高等院校师生员工大会,会上又有学生要求建立红卫兵,曹荻秋明确表示“我不主张建立红卫兵”。[2]但是,曹荻秋的反对根本不起作用,有毛主席支持,红卫兵组织迅速在上海各大、中学校,甚至工厂、机关中蓬勃兴起。[3]

  上海最早以“红卫兵”命名的组织,是成立于8月11日的复旦大学外语系“红卫兵战斗小组”,负责人劳元一,他不久成为全市最大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负责人之一。8月22日,复旦大学红卫兵大队部成立;8月27日,南洋模范中学红卫兵组织成立。几天之内,所有的大、中学校全都成立了红卫兵。

  最初的上海红卫兵组织完全是北京红卫兵的翻版:讲成分,唯出身,非“红五类”(即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子女不能参加,甚至教师、医生以及普通职员的子女,都没有参加资格。而且与北京一样,上海各校红卫兵成立初期,核心人物大多是干部子女。

  为将红卫兵运动纳入惯常轨道,上海市委成立了红卫兵联络站,站长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文豹。不久,不但学校红卫兵组织,而且工人、农民的红卫兵组织也纷纷成立,也由张文豹负责联系。8月底至9月,北京红卫兵来上海串联并冲击上海市委,社会秩序越来越乱。陈丕显和曹荻秋提出,对红卫兵组织要加以引导。

  上海市委对红卫兵的态度,从不支持到希望组织引导,一方面是因为毛泽东及中央决策机构的态度,另一方面也是共产党一贯思路:对所有的群众组织必须加强领导和控制。上海市委希望“切实掌握”几个红卫兵组织“在自己手里”,“有事情可以用来起纠察作用”,[4]据后来批斗曹荻秋大会的批判材料说,1966年9月,曹荻秋在部分区委书记会议上说:“根据运动的发展,每个区要切实能掌握二、三个大型学校的红卫兵在自己手里,这样事情就好办了”。[5]显然曹荻秋是希望能以此对越来越失序的现状有所控制。

  上海第一个全市性中学红卫兵组织和大学红卫兵组织,就是在这样的设想下由市委联络筹备成立的。9月初上旬,曹荻秋和市委书记梁国斌、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各自召见了一些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以及上海警备区等领导干部的子女,希望他们尽快成立全市性红卫兵组织,维持社会秩序。[6]而另一个当事者也回忆说,上海第一个中学生红卫兵组织和大学生红卫兵组织的成立,确实是上海市委组织的:

  1966年8月……我接到魏晓台(华东局书记魏文伯的儿子)打来的电话,让我去警备区政委李彬山家开会。……

  到了李彬山家的院子里,记得那时大概有三、四十个学生(中学生、大学生都有)。有一位市委干部苏超(时任市委办公厅副主任)说:北京已经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现在上海也要成立,你们这些人是市委经过选拔的。大家一起开了个会,会后又分开在两个房间组织讨论(中学生一个房间,大学生一个房间)。后来分别成立了两个红卫兵组织:上海市红卫兵总部、上海市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7]

  在筹备过程中,上海警备区给予了大力支持,提供4辆摩托车,还派出不穿军服的军人,为红卫兵们开车,使筹备者得以在十来天时间内,联络了全市10个区的500多所中学,再加上中等技术学校、中等专科学校以及郊县的中学。

  参加第一个全市性红卫兵组织是有条件的。当时,正值第一批北京红卫兵来上海串联,他们对中共上海市委提出质疑;由对上海市委的评价,分化出上海最初的“造反派”和“保皇派”(后来被改称为“保守派”,又叫“老保”),许多学校都同时存在不同观点的红卫兵组织。于是,对上海市委的评价,就成为参加条件。而据不久后对市委的揭发材料,更是说参加者必须具备几个条件:

  (1)承认上海市委是革命的;

  (2)必须是红五类出身;

  (3)要文斗不要武斗。[8]

  9月12日下午3时,“上海红卫兵总部”(简称“上红总部”),在人民广场召开正式成立大会。这是上海第一个全市性红卫兵组织。上海的党政领导和驻沪三军领导曹荻秋、梁国斌、王少庸、李干成、宋日昌、杨恺、陶勇、廖政国等,都出席大会;曹荻秋、陶勇、廖政国并讲话。参加大会的还有上海市总工会、上海市贫下中农协会的领导,以及上海的学毛主席著作标兵杨富珍、杨怀远和蔡祖泉。大会宣布,“上红总部”决定聘上海警备区司令部司令员廖政国为总辅导员,聘警备区副司令员张宜爱和副政委李彬山为辅导员。[9]

  “上红总部”的总指挥、南洋模范中学高三学生李爱民,是文革前中学生中少有的共产党员。据说当时中央有个精神:高干子弟不要担任红卫兵组织负责人。李的父亲是部队中层干部。不过,李的性格不属于能干张扬类型,几乎是名义上的司令,实际决策人是廖年和韩烽火,也都是南模高三的学生。前者是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的儿子,任“上红总部”的参谋长;后者是是中共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韩哲一的儿子,也是共产党员,李爱民的同班同学,任政委。此外,“上红总部”的部门负责人也都是干部子女:联络部部长是中共华东局书记魏文伯的儿子魏晓台,后勤部长是市民政局副局长杨洪才的儿子杨海光,作战部长是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的儿子张小勇,办公室主任是上海工学院党委书记张敬人的儿子张小坊,等等;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也曾在“上红总部”编过报纸。他们大都是高中学生。

  “上红总部”号称统领全市红卫兵40万。这个数字是根据当时上海全市中学生的数字估算的。上海各区也都设“区总部”,每区一个总指挥,兼“上红总部”副政委。

  “上红总部”机关报为《红卫兵》报,铅印4开,创刊于1966年9月16日,重要文章都送市委审查。张春桥女儿张维维曾经是编辑之一。

  “上红总部”在筹备阶段时,办公处最初设在原永安公司老板郭琳爽淮海中路1375号近复兴路口的家中。那时抄家之风已经兴起,郭的家被上海中学的红卫兵占据,“上红总部”便暂时在那里办了几天公;成立前夕,搬往人民广场刚完建的一幢大楼内。这幢1964年开始建造的五层大楼,原准备作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市人委)办公大楼,文革骤起,没来得及使用,市委就将其分配给“上红总部”办公用,一、二、三楼办公;四、五楼作宿舍,红卫兵们在那里打地铺过夜睡觉。

  9月29日,上海第一个全市性造反派组织“红卫兵西南地区指挥部”成立,要求市委也提供办公处。为了不被指责对老保和造反派厚此薄彼,也为了避免以后更多的群众组织来申请办公用房,市委只能要求“上红总部”搬出人民广场大楼。据说当时市委希望“上红总部”能迁往南洋模范中学,因为那里离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比较近。但“上红总部”有些人不愿意搬去南模;10月4日,“上红总部”搬往徐家汇天主教堂。[10]

  “上海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上红大专总部”),继中学生的“上红总部”成立后,于9月26日成立。是最早的全市性大学生红卫兵组织,也主张在党委领导下开展文革。复旦大学的“红卫兵大队部”(简称“复旦大队部”)是主要发起者;成员主要在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上海戏剧学院,总部设在陕西北路500号共青团上海市委的团校内;主要负责人是华东师范大学学生李本荣,文革前是上海市学生联合会的副主席。“上红大专总部”机关报也是《红卫兵》,与中学“上红总部”联合编辑。

  但是,“上红总部”与“上红大专总部”,除了报纸是联合办的,实际没有什么横向联系,甚至没有在一起开过会,[11]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学红卫兵初期活动,都在校园内而不在市里。

  市委希望这个全市性的红卫兵组织,能够对越来越乱的社会秩序起到“救火”作用。韩烽火后来对此回忆说:“他们主要的指示,就是让我们维持好秩序”。[12]但是,以干部子女为领导核心的“上红总部”,很快暴露出先天不足:政治优越感严重,和北京红卫兵一样,只有“纯红五类”子女有资格加入,将许多其他家庭出身学生排斥在外,不但凸现执政党17年以来的阶级等级身份制,而且更加强化。那些“出生不好”的学生,没有资格加入红卫兵,另为他们组织了“红外围”、“红战友”之类的组织,以既显示区别。而且干部子女与干部阶层的先天联系,使他们无法将斗争目标集中到毛泽东所要打击的当权派身上,他们是天然“老保”。“上红总部”曾发过一篇传单《革命的保爹保妈派万岁!》,光是这个标题就很能说明他们的倾向。文章曾送《解放日报》社总编马达审稿。[13]

  不过,市委没有提出过让“上红总部”出面保自己的要求;而且不久因为局势的变化,“上红总部”更是没有也无法组织什么有影响的活动,随着造反派红卫兵兴起,这些被称为老保的红卫兵很快失去文革主流位置。1966年的12月20日深夜,“上红大专总部”被复旦大学和上海第一医学院的造反派红卫兵查封,[14]从此不复存在。中学生的“上红总部”,由于骨干成员高干子女多,在1966年11月以后,为避嫌避砸抄,或离开总部,或外出串联,总部实际瘫痪,到1967年1月初上海的保守派全面瓦解后,也不复存在。

  

  上海的“破四旧”

  

  8月20日起,北京红卫兵作出更惊世骇俗的行动——上街“破四旧”。所谓“四旧”是6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提出来的,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个行动通过新华社报道传向全国全世界,《人民日报》还特地为此配发社论《好得很》,为红卫兵的狂热推波助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8月23日刚发布北京红卫兵的这则新闻,当天,全上海大、中学校红卫兵便涌往街头,尤其涌往商业闹市区,首要目标就是“四旧”店名、街名。

  上海文革中第一个被改名的,不是商店,也不是马路,而是有着27年历史的《新民晚报》。就在“破四旧”消息见报当天,8月23日,《新民晚报》宣布改名为《上海晚报》。这家创刊于1929年的报纸,以贴近生活的报风深受上海市民喜爱,始终居上海地区市民自费订报之最。此次更名,倒不是红卫兵强迫,而是报社“文化革命小组”和临时党支部决定。改成这个毫无个性的名字,显然是想减淡该报的民间色彩。这个决定8月12日作出,8月23日公布,恰好为上海改名狂潮做出了第一个榜样。

  聚集人潮最多的地方,是上海商业最集中的南京路和淮海路,红卫兵加上成千上万看热闹的路人,将马路围得水泄不通。各商店橱窗贴满大字报,都是五花八门的改名意见:国际饭店被倡议改为“亚非拉饭店”、“工农兵招待所”;和平饭店被倡议改为“人民战争饭店”、“革命饭店”;永安公司被建议改名“永红”、“永斗”百货商店,淮海路旧货商店被改名为“人民委托商店”。老字号的王开照相馆、冠龙照相器材店、邵万生南货店,招牌都被取下扔进火里。

  各大服装、皮鞋、理发店前,贴满大标语和“最后通牒”:“不准缝制奇装异服”、“不准出售尖头皮鞋”,“不准剪流氓阿飞头”;著名的蓝棠皮鞋店被上海交通大学红卫兵斥为“尖头皮鞋司令部”,店里一双双待售皮鞋,被红卫兵们用剪刀剪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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