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我国整个改革往往基于地方试验，因而整个改革进程表现出“渐进式改革”的特征。如果细加推究的话，相关论述里有些话语很不靠谱。
首先，在中国过去的三十余年历程中，诸多举措均被称以“改革”。但是，这些举措是否都属于真正的改革？我看是成问题的。改革隐含“改进”的内涵。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改革”乃是“把事物中旧的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能适应客观情况的”。虽然有部分改革确实可以算是改革，但另外一部分改革则可能是原地踏步，甚至退步。其实原地踏步就是退步，原地踏步的机会成本就是没有去争取可以实现的进步。
比如，废除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或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将其并入其他部门，就不能被称为“改革”。近年来，行政垄断突出，部门立法盛行，均与改革主导者的部门化分不开。部门利益不代表国民利益，只代表一些个人或群体的利益。（编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1982年成立，1998年改为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2003年并入当时刚成立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其次，中国的改革过程是否称得上“渐进”，也成问题。“渐进”意味着“逐渐”和“只进不退”。但是，我国的改革却呈现最初进得多，而后部分领域继续前进，部分领域原地踏步，还有部分领域甚至退步的状况。与其说是“渐进式改革”，毋宁说是渐变式改革。很多学者所称的中国的改革为“渐进式改革”，可能与其对应的英文表述“gradual reform”有关。“gradual”意指“逐步的”、“逐渐的”，很容易被误译为“渐进的”。
中国的改革是否等同于“试错”（trial and error），也是个疑问。存在三类“试错”：一类是真正的“试错”，一类则为虚假的“试错”，还有一类介乎其间，属于局部“试错”。我国的改革更属于渐变的局部“试错式”改革。
真正的“试错”是一种开放的进路：只要是更为合理的选项，就要选取；只要犯了错，就纠正之，尝试更为适宜的解决方案。这一方式利弊并存，属于双刃剑。真正意义上的试错，符合制度建构和演化的一般逻辑，有利于政治、经济与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利于政权的稳定，也有利于改革的推进。
根据德国弗莱堡学派的观点，经济和社会秩序中存在许多子秩序，这些子秩序之间存在相互依赖性。无疑，这种相互依赖性是整个秩序运作的基础。“休克疗法”一夜之间打破这些子秩序之间的相互依赖，难以在短期内磨合种种新的子秩序而重建其相互依赖性，从而新的整体秩序也难以在短期内形成和运作，整体经济会处于严重失衡和不稳定之中。而渐进的改革，无论属于哪一种改革，均不会产生这一问题，都符合事物发展的应然规律。波普尔和哈耶克也特别强调试错在接近真理、发现知识方面的作用。
此外，逐步试错方式允许文化等非正式制度随时间发育和演化。一些转型国家的“休克疗法”试图一下子改变和调整非正式制度，这注定要蒙受短期挫折，这是因为非正式制度一般很难在短期内改变或形成。“休克疗法”短期内难以奏效，但从中长期看，这些转型国家如果有意识去尝试和选择一些较此前更好的制度，保持一种开放的试错过程，最终就会脱颖而出，成功实现转轨。如果不这样做，有可能落入“低水平制度均衡陷阱”。这可以用来解释在俄罗斯和其他东欧国家中，部分国家转型成功，部分国家转型不成功的原因。
而渐变的局部“试错式”改革的不足是：无论是否属于真正的改革，具体的“试验”或“试点”措施可能被既得利益者用来操纵或阻碍改革进程；既得利益者越强、人数越多，改革阻力越大。“试验”或“试点”本身也可能成为官员腐败的工具。由于推行改革对官员本身也存在一定风险，有些政府官员不思进取，只想明哲保身，故意只做象征性的“试验”或“试点”，拖延甚至拒绝全面的“试验”或“试点”，结果是阻碍改革、误国误民。
“试验”或“试点”，往往意味着在一些现有法规政策的边际上突破。这种突破往往涉及超过一般收益的租金（rent）收益，利益群体往往可以通过寻租(rent seeking)向政府官员提供小部分好处以换取较大的租金收益。在这种情况下，会有许多政府官员被利益群体“捕获”。事实上，我国已查处的贪污腐败案件数目触目惊心。据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2008年3月所做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此前五年审结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12万件。又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2012年3月所做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11年审结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2.7万件，判处罪犯2.9万人。
三十多年前，我们有必要“摸着石头过河”。目前，由于既得利益群体的影响、正统观念的阻碍以及对稳定的顾虑，当改革越发触及一些核心领域，即便进一步改革的时机已成熟，也往往不能推进。尤其是现在，改革方案往往出自具体相关部门，由于部门利益掣肘，其出台的所谓改革方案往往成为真正改革的障碍。因此，虽然存在继续“摸着石头过河”的必要性，但“摸着石头”必须是“为了过河”，而不是不过河。
总体上看，在下一阶段，关键在于推行一种真正的“试错式”改革，打开一种开放试错的进路。迄今为止，所谓的“改革”被利益群体和部分政府官员用以满足私利或部门利益，这恰恰反映了政府体制改革需要跟上。不能因为政府体制改革滞后，就可以否认真正“试错式”改革本身。
2012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毛寿龙教授提出，应设立一个常设性的中央改革委员会，直属中共中央政治局，下设政治体制改革小组、社会体制改革小组、经济体制改革小组及机构改革小组。这样的机构改革建议之所以提出，就是为了形成这样一种开放试错的进路。（来源：东方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