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重绘“民国前半程”历史轨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29 次 更新时间:2013-02-26 16: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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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 (进入专栏)  

  

  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 2012年是中华民国建国一百周年。 这两个百年前的重大事变,将近代中国历史分成截然不同的前后两个阶段。 前面是两千年帝制时代, 后面则是现代民主政治共和时期。 当然, 此后的共和道路并不平坦。 刚刚成立不久的共和国面临着多次复辟威胁, 中国虽然一次又一次化险为夷, 坚守住了共和原则,但是到了1928年, 中华民国还是发生了一次巨大转变, 孙中山、 蒋介石领导的南方革命势力势如破竹,长驱北伐, 北方的中华民国政府放弃抵抗, 中国复归统一, 但政权性质与先前几乎完全不同了。 如何评估1928年之前的中华民国史, 过去不论是中共, 还是国民党, 都将这一时间段看作是 “北洋军阀反动统治”, 即便中性表述, 也是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或 “北洋时期”。 如果从大历史视角观察, 1912—1928年的中华民国是中国历史的正统。

  继续妖魔化这段历史, 其实是对中国历史的不尊重。 淡化乃至最终放弃党派立场和意识形态视角, 重新检讨 “民国前半程” 政治得失, 或许应该引起近代史学界注意。

  

  孙中山的失落与失望

  

  用历史主义观点看待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历史, 至少应该分为南京临时政府、 袁世凯及北洋系中华民国政府, 还有蒋介石及国民党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这样三个大阶段。这三个阶段不仅有重大差别, 甚至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大家都说是民国, 但此民国非彼民国, 因而各自法统也就很不一样, 所信奉所执行的政策也有着很大区别。

  我们过去很长时间弄不清孙中山为什么一再声言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 中华民国成立了,民族主义实现了, 剩下的就是好好建设民主政治、 实现普遍民权, 提升老百姓的生活品质。 这不就是孙中山毕生追求的理想吗, 为什么孙中山总是不满意? 其实, 如果将这句口号落到实处, 孙中山表达了民国法统中的大问题。

  在1912年之前17年, 孙中山一直流亡在海外, 他在组织革命呼唤救亡的同时, 也在为中国未来设计政治路线图。 按照孙中山的理论, 满洲人是中国周边一个族群, 满洲人不是中国人, 满洲过去200多年对中国的统治是殖民统治, 因此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推翻满洲人创建的这个殖民政府, “驱逐鞑虏”; 然后重建一个汉人的天下, “恢复中华”。 只是孙中山毕竟不再是过去年代的草莽英雄、 农民领袖, 不再一味强调改朝换代, 而是期待在实现这场种族革命的同时, 一举完成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 毕其功于一役,所以孙中山最完整的革命理论表达就是 “驱逐鞑虏, 恢复中华, 创建民国, 平均地权”。 这是孙中山目睹清廷政治腐败而导致甲午之耻的重要觉醒, 也是此后十几年孙中山坚定不移的政治信念。

  凭借着这样的政治信念, 孙中山通过 “一个人的战争” 终于唤醒了整个民族整个国家, 追随革命的人从无到有, 从少到多, 至1905年在东京成立同盟会, 孙中山被各派革命势力推举为总理, 中国革命至此出现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高潮。 为了将中国革命向深度广度推进, 孙中山和同盟会领导人在1905年前后制定了革命方略, 制定了军政府计划,制定了一旦清廷垮台究竟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府, 如何重建新的国家等一系列方针谋略。

  根据这些方针谋略, 革命党在推翻清廷后构建的新政府应该以 “五权宪法” 作为国家根本大法。 这个“五权宪法” 就是西方近代国家三权分立宪法的改良, 增加了检察权与考试权。 在国家根本指导思想上,孙中山和同盟会明确提出了三民主义的概念, 以民族主义、 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作为中国革命必须实现的三个基本目标。 在革命步骤上,孙中山此时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军政、 训政和宪政三阶段论, 但其力主在革命初期构建 “军政府”, 显然蕴含着军政、 训政和宪政三阶段的意思。

  在对国内民主现状的估计上, 孙中山和革命党人都是相当悲观的。在这一点上, 他们都受到康有为尤其是梁启超的深刻影响, 以为中国长时期处在君主专制下, 人民的民主意识非常弱小, 因此需要先觉觉后觉, 先知启后知。 所以等到中国革命大功告成, 在孙中山的意识中依然是传统中国 “为民做主” 的意思, 而不是让人民自己当家做主。孙中山不能认同民众的自觉、 自醒和自主, 反而认为他们这些先知先觉者就是天生为民众行使权力, 他们是民众的公仆, 没有私心, 没有私利。 这当然是一种理想, 只是在现实政治层面忽略了人性的弱点和人类的劣根性。

  孙中山的理想, 以及革命路径的设计当然不能说有什么问题。 只是必须指出的是, 孙中山海外流亡17年与国内政治几乎彻底隔绝, 即便到了1906年清廷预备立宪开始, 政治环境略微宽松后, 孙中山也没有办法踏进国门, 实地考察国内政治实践, 所以他对国内政治形势的判断, 也就必然具有相当误差。 他之所以不知道国内政治进步, 不知道君主立宪的进展, 除了消息隔绝,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毕竟承担着革命的责任, 是革命党的领袖, 始终站在清廷对立面, 始终用一种有色眼镜看待清廷的政治改革。

  其实, 如果仔细研究1905年之后的中国政治, 还应该坦率地承认清廷尤其是慈禧皇太后和光绪帝的自私、 狭隘和心胸狭窄。

  清廷经过1895年的维新, 1898年的变政, 1901年的新政, 至1905年终于通过日俄战争觉醒到应该走向宪政, 实行君主立宪。 这无疑是中国政治的巨大进步。 然而就在这个历史关节点上, 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没有把握住历史机遇, 没有大度地宣布大赦天下, 全民和解, 尽量多地引导各种政治力量一起参与宪政大业。 清廷嫉恨几年前康有为武装包围颐和园、 劫持皇太后的政变企图, 不愿赦免康有为和他那些追随者; 因为痛恨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过去十年打打杀杀, 不断在各地制造暴动, 因而也不愿赦免这些革命者。相反, 清廷却借着预备立宪的机会,想方设法分化瓦解革命党人。 这种做法就维护清廷私利而言当然是对的, 只是这种做法必然会使孙中山那些无法回归体制的少数革命党人越来越愤怒, 越来越激进, 只能破釜沉舟孤注一掷, 革命到底。

  在清廷刻意打压下, 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在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之后确实陷入低谷, 孙中山等少数革命党人确实一度失望。 他们没有办法回归主流社会, 没有办法参与政治变革。 他们只能被迫等待。 所以后来发生的辛亥革命, 与其说是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坚持不懈奋斗得来的, 不如说是被迫等来的机会。

  孙中山不愧是伟大人物, 当1911年政治改革机会来临时, 他并没有教条主义地坚守先前的规范、 政治信条。 为了实现推翻清廷重建民主政治架构的政治目的, 孙中山没有顽强地坚持 “驱逐鞑虏” 等原则,反而同意对退位的皇上和皇室给予优待和礼遇。 这里面当然有许多不得不如此的外部压力, 但孙中山从原先政治立场上逐步调整, 走到这一步也确实不容易。 这里有革命的机会主义, 有对形势的灵活判断,只是这个机会主义和灵活判断为民国政治埋下了冲突的种子。 此后几十年政治纷争, 差不多都能从南京临时政府政治架构中找到萌芽或因子。

  南京临时政府因机缘巧合成立了, 从这个政府实际运作情形看,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先前的那些理论设计似乎都没有起到多少作用, 即便稍后制定的 《临时约法》 也没有体现五权宪法的权力制衡精神, 更不要说三民主义, 尤其是那个军政、训政、 宪政三阶段论了。 南京临时政府革命色彩确实强烈, 比如对旧制度的改革, 但在现实政治层面,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其实还是比较现实主义的, 他们放弃了不太容易被大家接受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原则, 没有刻意强调按照孙中山过去17年设计的政治路线图往前走 , 南京临时政府大致反映了时代思潮主流, 因而南京临时政府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成立, 能够获得那些老牌立宪党人的普遍支持。 假如没有东南立宪党人的支持,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可能性肯定会打下一个很大的折扣。

  

  袁世凯的大度与大意

  

  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很快就结束了, 因为实事求是地说, 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确实不足以解决当时中国所面临的问题。 孙中山拥有新思想, 革命党人拥有新精神, 但这些都不足以将一个混乱的中国带上常态发展轨道。 在当时国内外一切关心时局的人眼中, 真正有能力收拾旧河山一统江湖的, 还是政治强人袁世凯。 这就是所谓 “非袁莫属” 的意思。

  袁世凯是晚清政治强人, 他从甲午战后的维新走到戊戌年间的变法, 再到1901年的新政, 直至1906年的预备立宪, 袁世凯都是这一系列政治变革的鼓吹者和重要推手。他具有清廷内部旧官僚难得的新见解新思想, 而且在过去十几年官场历练中, 使袁世凯养成了别人难以企及的手段和手腕, 以及非凡高超的办事能力。 他是光绪、 宣统朝野无人可企及的能臣, 只是因为各种原因, 袁世凯在光绪帝和慈禧皇太后相继突然去世后被开缺回籍, 静养三年。

  袁世凯开缺回籍的故事非常复杂, 但袁世凯并没有因为这个挫折而改变对清廷的忠诚。 武昌起义发生后, 清廷迅速启用袁世凯, 袁世凯也最大限度争取南北和解重回君宪主义轨道。 这在现在许多研究中已经得到了证明。 然而到了最后,依然因为满洲贵族在根本问题即国会构成上不愿让步, 君主立宪在最后时刻还是毁于一旦。 这确实非常可惜。

  君主立宪无法实现, 各方要求走向共和, 南北妥协达成后, 清帝退位, 颁诏宣布委托袁世凯组织临时政府, 与南方革命党人商量共建一个新国家。 在这种情形下, 孙中山遵守诺言将中华民国政府临时大总统的权杖转移给袁世凯, 是为中华民国正式开国。

  袁世凯主导的中华民国确实没有接着南京临时政府的民国思路往下走, 更没有接纳孙中山五权宪法、三民主义, 以及军政、 训政、 宪政三阶段论。 这是因为袁世凯毕竟是晚清君主立宪政治改革的倡导者和推动者, 他不仅具有一套完整的宪政理想, 而且亲身参与了晚清十年宪政改革实践。 在袁世凯的政治概念中, 民主共和原本与君主立宪并没有根本区别, 除了一个君主必须废除外, 共和体制其实也是一种宪政体制, 这种体制所实行的其实也应该是一种代议制形式, 而不是孙中山所期待的全民政治, 更不存在先军政, 再训政, 慢慢培养民众的宪政习惯, 慢慢将宪政民主的权力还给人民等问题。

  确实, 中国已在晚清走了10年以上的宪政道路了, 各省咨议局的成熟度一点都不亚于东西洋各国, 全部议员都是经过竞选产生的职业政治家, 他们差不多都具有近代代议制政治的一般训练, 熟悉政党政治、议会政治的运行规则。 这是一个现成的民主政治框架, 所以袁世凯主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就没有必要绕开晚清十年君主立宪政治的训练和成就, 一切归零, 重新开始, 而是接续晚清君主立宪之路往下走, 将各省咨议局改造成各省议会, 将各省巡抚和后来的都督改为省长; 将中央资政院改为国会; 至于那个责任政府, 不论是在君主立宪体制下,还是在民主共和体制下,其实只是一个“有限责任政府”。 政府首脑过去对皇上负责, 现在对议会负责, 仅此而已。

  实事求是地说, 袁世凯主导的中华民国政府作出如此变通是合乎历史需求的, 在当时在后世都没有引起多大问题。 即便是1913年因 “宋教仁案” 引发 “二次革命”, 中华民国面临深刻政治危机, 也没有人从体制上思考有什么不合适。

  然而, “宋教仁血案” 给孙中山提供了一个口实和理由,使民国政治方向特别是孙中山的政治方向在这里发生根本变化,孙中山不再相信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不再相信他和国民党有办法在议会中通过和平的方式重新夺取权力,反而借“宋教仁案”向袁世凯公开发难,以武装起义去推翻一个合法的中华民国政府。从此,民国政治扰攘不宁,孙中山的政治信誉、国民党的政治信誉,都在这个过程中严重受损。我们现在所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孙中山在民国元年那样赞美袁世凯,现在突然翻脸,借机发难,誓不两立。“宋教仁案”确实在国民党、在革命党阵营中引起巨大反响,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主张借着这个机会起兵反袁。孙中山为什么一意孤行如此执著?这里面是否还有我们不太知道,而且孙中山也不愿明言,或者不便明言的心曲呢?

  其实, 如果仔细排一排民国元年相关史料, 我们就会发现, 孙中山离开南京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的位置真的不是自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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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淮文史》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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