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岭峻:意识形态的刚性与柔性——对于中共历史上左、右倾错误原因的一种新解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23 次 更新时间:2005-03-19 23:3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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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岭峻  

  

  摘要:中共历史上的左、右倾错误并不是因为所谓“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影响,而是因为其意识形态刚性维度与柔性维度之间的冲突。中共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其意识形态中的刚性维度便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点,决定了中共存在的合法性。然而,现代中国是一个工人不居多数的农业社会,中共为了获得政权,必须动员工人之外的其他阶级,这一点便构成了其意识形态中的柔性维度。由于片面强调中共的无产阶级特性的观点将否定中共成功的可能性,而片面强调中国工人阶级弱势地位的观点将否定中共存在的合法性,所以真正的左派与右派在中共内部皆不易藏身。在中共党史上,更为人们所常见的是所谓“策略型左派”与“策略型右派”,即不否定中共意识形态的刚性维度,但在关于动员对象的柔性维度上有所分歧。

  关键词:意识形态;刚性;柔性;中共;左倾;右倾

  

  一

  

  翻开中共组织史,会发现一个奇怪现象:即对于历次政治斗争中的所谓左、右倾错误,中共皆习惯于以“小资产阶级”思想作祟来予以解释。譬如,1937年6月6日中共领导人洛甫(张闻天)在一次重要会议上明确指出:导致中共历史上“两条路线的斗争”的社会原因即在于“中国共产党内成份中无产阶级骨干极端薄弱,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农民、小市民、知识分子)还占多数。”而且,他还具体解释了小资产阶级与中共党内左、右倾错误之间的关系:

  

  “一般说来,中国国内工人贵族的成份是很少的。但生活上比较有保障的富农,上层小资产阶级与上层知识分子,是占着相当的数量。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社会根源。至于那些下层小资产阶级,贫穷的知识分子,破产的农民与手工业者,则是左倾机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盲动主义的社会根源。”1

  

  张闻天这种关于左、右倾错误原因的解释在中共党内十分流行。事实上,“小资产阶级”思想最后已衍变为一个可以指称一切路线错误的标签。即使在1959年的中共“庐山会议”上,当彭德怀讽谏毛泽东停止“大跃进”的做法时,也直言不讳地说毛是犯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错误。2

  

  总之,以“小资产阶级”影响作为解释左、右倾错误的社会原因,是中共党内常用的一种手法;而且对于掌握了阶级分析方法的共产党人来说,这种解释也是较具说服力的。因为按照这种解释,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自然不是包括地主和资本家在内的剥削阶级的藏身之处;而工人阶级作为最先进的阶级,其总体肯定不会犯错误;那么党的路线错误便只能归咎于混入党内的介于剥削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所谓“小资产阶级”了。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考察这种解释,其实它隐含了很多漏洞。

  

  首先,按照毛泽东1926年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对“小资产阶级”的解释,它应该包括“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事务员、小律司,小商人等。”3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庞杂的群体,有的经济利益并不一致。譬如,“学生界”就是一种依附于不同经济阶层的特殊身份。根据阶级分析方法,基于共同的经济利益,才会产生共同的政治态度。而“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经济利益不尽一致的群体,何以能够产生共同的政治态度,并犯共同的“路线错误”呢?

  

  其次,无论是毛泽东在1926年的分析,还是张闻天在1937年的解释,事实上都蕴含了政治态度与经济地位密不可分的意思。尤其在张闻天的解释中,下层小资产阶级之所以比上层小资产阶级更为“左”,主要是因为它们的经济地位更为低下。依照这种逻辑,比下层小资产阶级更为贫穷的无产阶级,应该更具有“左倾”与“盲动”的经济理由。另外,依照这种逻辑,同一个人不可能同时犯“左倾”和“右倾”的错误,因为他的经济地位不可能同时是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下层小资产阶级。但在中共党史上,张国焘和王明(陈绍禹)等人则是既作为“左倾”路线的代表,又作为“右倾”错误的化身而屡遭批判的。

  

  最后,从中共党史看,所谓“小资产阶级”有时是以经济地位为标准的,有时是以思想意识为标准的。如果以经济地位为标准,那么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大多都可以被划为“小资产阶级”,因为他们都是出身于富裕家庭的知识分子;而如果以思想意识为标准,则又失去了可操作性,因为任何人都可因为政见不同被他人指为“小资产阶级”。这种标准的矛盾性导致了中共后来在“文革”中在对待遇罗克的反“血统论”观点时的一种矛盾心态——如果认同遇罗克的观点,那么事实上就认同了人的政治态度可以超越其经济地位;如果否定遇罗克的观点,那么事实上也就否定了出身于富农家庭的毛泽东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可能性。

  

  鉴于以上三点,不难看出:以“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作为中共左、右倾错误的社会原因,尽管简便,但并不全面。因此,笔者认为如果要深入剖析中共历史上左、右倾错误的原因,就必须转换视角,从意识形态的刚性和柔性两个层面来重新审视这一问题。

  

  二

  

  目前,关于“意识形态”的定义可谓汗牛充栋。但笔者大致同意美国学者约瑟夫·罗西克的解释,即将意识形态定义为属于某种特殊社会集团的思维方式,在他看来,意识形态是“表明一种关于社会生活的理论,这种理论从理想的角度接近事实,证明其分析的正确”。4这个定义点明了意识形态的两个关键因素:其一为理想性,即所谓“理想角度”;其二为现实性,即所谓“接近事实”。一种意识形态不管是确为真理,还是貌似真理,它都必须给人一种关于人类历史的包罗万象的解释,通过这种解释所确立的目标便是该意识形态的刚性维度;在通过刚性维度确保合法性的基础上,一种意识形态还必须兼顾自己的动员能力,这种直接决定支持率升降的动员能力,便构成了该意识形态的柔性维度。从理论上讲,在一种合理且有效的意识形态中,其刚性维度与柔性维度应该是谐调一致的;但在实际动作中,由于社会成员(即意识形态的动员对象)的欲望颇为复杂,这便导致一种意识形态的刚性维度与柔性维度事实上经常处于一种冲突之中。如果我们揆诸中国现代历史,便会发现中共的意识形态是对这种意识形态内部冲突的一个绝好注脚。

  

  首先,从刚性维度看,中共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出现,应该说极大地契合了近代中国社会对于价值目标的需求。事实上,在清朝末季,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意识形态便已受到挑战。在进化论的比照之下,“一言一事,辄引数千年之古人为印证”的旧有做法已被视为“播毒种于后人”。5而民国初年的新文化运动更是使儒学的根基遭到毁灭性打击。旧有的儒学受到质疑,而新生的理论尚未成形,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实际上已处于一种价值目标相当匮乏的境况。当时的著名记者黄远庸将这种社会状况形容为“以短筏孤舟驾于绝潢断流之中”的“人心枯窘”之时代。6在一个社会之中,如果缺乏统一恒定的价值目标,自然可以给予该社会的成员以自我选择的机会,但在另一方面却也会使多数成员感到茫然不知所措,毕竟,人还是一种价值的动物。事实上,正是由于价值目标的缺位,一种乱象已经弥漫于整个社会之中。譬如,1927年底,一个在北方军队中混迹多年的中国将军在日记中感叹道:

  

  “……从前长者怕神明,小人怕鬼,哲者怕良心、怕道德,还有多数人怕官,或说是法律。现在呢?迷信打破了,良心是不讲,法律是没有,那么无锁链锁着,无钉子钉着的如一团集沙然之军队,究以何物维系之?凭饷?有缺时;凭法?恐怕到某时间用不上;凭升官?是民国以来与迷信一样,已打破了;凭所谓党?则现在已看见那种松样啦。予以为若以吾人传统所涵蓄最深的道德感情来维系之,或者还有一二分可靠。不然,时至今日,再无他法,有之,则惟消极的不令其做一件记不下去的事。如此则那一时散了也不怕欠下良心账。不然者,带兵的勾当是危险呵。”7

  

  这个中国将军虽然针对的是他在军队中的遭遇,却也道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一般实情。民国初年,以儒学为核心的旧价值受到质疑,而以西学为底蕴的新价值尚未确立,所以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因价值目标缺位而导致的傍徨状态。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适时传播,恰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填补这个价值真空,满足中国社会对于价值目标的需求。

  

  从表面上看,中共成立伊始所宣示的意识形态是与中国社会的实情有相当距离的。如在第一个纲领中,它即明确公布了自己的理想目标:在政治上“采取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废除阶级”;在经济上“推翻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及半制成品等,悉归社会所有。”8以当时中国无产阶级的数量和质量看,这个目标多少有些超前。然而,这个纲领的目标却是明确而清晰的。换言之,从刚性维度看,中共最初揭橥的理想目标基本上满足了意识形态所必备的一个要素,即“拥有一个关于社会秩序的高度清晰的理论”。9不仅如此,这个理想还契合了近代中国人的两种心理需求。其一,由于对外战争的屡战屡败,中国思想界已基本认可了“师夷”必要性,而为了最后“制夷”,从理论上讲,必须学习“夷”的最新思想,而社会主义正好能够满足这种对“最新”的需求。其二,由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是以实用理性为底蕴的,即使中国思想界认识到传统文化的弊病,但并不能完全摆脱实用理性的影响,因此新的意识形态也必须是基于实用理性的世俗目标,而社会主义也正好能够满足这种对“世俗”的需求。

  

  总之,不管后来中共的政略作何调整,但在1949年之前,政治上的无产阶级专政与经济上的生产资料公有一直是其意识形态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正是这一清晰而彻底的理想目标构成了中共意识形态的刚性维度。而且,作为一个与苏俄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政党,一开始即能在民国政坛上异军突起,在很大程度上也有赖于其意识形态中这种立场鲜明、理论一致的刚性维度。1928年,一个下野的北洋派政客曾在日记中写下了他对国共政略的观感,颇能反映中共意识形态之刚性维度的影响,他写道:

  

  “盖共党主张是非善恶,固另为一问题,而其澈头澈尾直捷了当予人以共见,则也所知也。……国党规定悉仿苏俄,而口头则称反共,其主张之方案,如平均地权等条目,又为准共产;迄无一明白贯澈之主张、脚踏实地以求实效,处处现傍徨歧路之象,此所以情见势绌也。天下有论而无行终归失败,何况并理论亦不能自完其说乎?”10

  

  在一个社会之中,个人需求并不一致,所以企图让所有人满意的政纲可能让所有人都不满意,此即所谓“面面俱到即面面不到”。中共从一开始即固执于无产阶级专政与生产资料公有,给人以既顺应世界潮流、又体恤下层百姓的印象。这在理论逻辑上自然比左躲右闪的三民主义更为明朗而彻底。在中共意识形态的刚性维度中,有一点是迥异于其他社会主义思想的,即:主张阶级斗争。而在阶级斗争学说中,其核心又是无产阶级专政。按照早期中共领袖蔡和森的说法,无产阶级革命后必须专政,这是因为“无政权不能集产,不能使产业社会有”;“无政权不能保护革命,不能防止反革命。”11既然是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中共意识形态中的主要动员对象当然应是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中国无产阶级。这一点,应是中共意识形态刚性维度中的核心,决定了中共存在的合法性;而且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决定了中共行动的可能性。

  

  三

  

  一个政治组织存在的合法性,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其意识形态的刚性维度。而英国政治学家昆廷·斯金纳曾经发现:“在政治中,行动的可能性往往受到将其合法化的可能性所限制。”12因此,也可以说,一个政治组织行动的可能性,往往受到其意识形态中刚性维度的限制。譬如对中共而言,其意识形态的内在逻辑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即共产主义)必须经过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才能实现;而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自然就是这场革命与专政的领导力量。正因为此,中共在一开始即十分强调本组织的无产阶级性质与基础。其具体做法就是尽量动员工人阶级(尤其是产业工人)加入本党。

  

  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即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焦点之一是“官吏和技术工作者能否成为党员”,最后是强调纯洁性的一派占了上风,在该次会议所通过的党纲中即明文规定中共只“组织工人、农民及士兵”,而且要“完全与黄色知识阶级及其他类似党派断绝一切关系”。13而且饶有兴味的是,中共成立之初,即将那些暂时加入便很快退出的人士(如戴季陶、李汉俊等人)指斥为“小资产阶级分子”。14根据中共早期领袖陈独秀的思路,“共产党是工人的政党,不能没有工人,工会是共产党的基本组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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