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俊:齐国革命与中国的宪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69 次 更新时间:2013-02-24 22: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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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俊  

  

  摘要: 学界共识认为宪政产生于近代英国君主立宪制,其实春秋时代齐国就实施了君主立宪的宪政。与西方宪政不同的是,齐国宪政“以人为本”,既限制君主与政府权力,保证人权,也限制资本滥用权力,保护国家与社会公共利益;并将选贤任能与宪政有效的结合,使齐国人民迅速富裕,国家富强。今日中国改革,不仅要学习西方宪政,更有学习齐国宪政,发展中国当代独特的宪政。

  一、何为宪政?

  学界共识认为宪政产生于英国光荣革命之后的君主立宪,其实,在两千六百多年前中国春秋时代的齐国就已经实施了君主立宪的政治。

  什么是宪政?宪政是指以国家根本大法宪法为依据,以界定与控制政府与公民权力为手段,以保证公民人权为目的的政治模式。

  因此,法治与人权是宪政的核心要素。

  全球宪政发展的历史规律是先有宪政的实践,后形成成文的宪法。但就目前世界各国来看,有的国家是实行了宪政,但没有宪法,而是由一系列具有宪法性质的若干法律构成。例如瑞典现行宪法就是由《政府法典》(1809年制定)王位继承法(1810年制定)和新闻自由法(1949年制定)《议会组织法》(1866年制定)等基本法构成。有的国家实施了宪政,但是没有一部完备的宪法,例如英国实行宪政,就没有一部完备的宪法,1688年“光荣革命”后产生《权利法案》是具有宪法性质法律,但并不完备。春秋时代的齐国实施了宪政,但是由于历史太遥远,经过秦朝焚书坑儒等文化浩劫之后,保留下来的历史典籍太少,我们还不知道是否具有宪法性质的法律。而有的国家具有宪法,也实行宪政。例如法国、美国等等。

  宪政分为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即代议制宪政两大类。

  由于宪政包含对君权的限制与对人权的保护,因此,具有民主的成分,但是民主在君主立宪中还不是与法制人权等同重要的要素。但是在民主立宪制中,民主就是与人权法制相当的要素。因此君主立宪制具有两要素,即法制与人权;民主立宪制为三要素,即法制、人权与民主。

  宪政的根本作用在于防止君王与政府(即使是民主政府)权力的滥用,即有限君权与有限政府,维护公民普遍的人权,因此宪政本身并不直接涉及到君王与政府权力获得的途径与合法性问题。因为君王的权力是世袭的,民主政府的权力是选举获得的。

  二、君主立宪近代君主立宪是指在宪政体制下,由一个世袭君主或选出的君主作为国家元首的政体,其特点是保留君主制,通过立宪,保障人民权力、限制君主权力、实现事实上的共和政体。因此,君主立宪相对于君主独裁制是一种限制君主权力的国家体制,即“有限君主制”。另一方面,与民主立宪制不承认君主国家元首地位不同,在于它保留了君主国家元首的地位与相应的权力。因此君主立宪制是代表封建贵族的君权与资本权力妥协的产物。

  君主立宪有二元制和议会制两种。

  议会制君主立宪制中,君主几乎交出所有的实权,君主仅有象征性地位,首相成为国家的主要行政人,例如日本就是。

  因此,议会制君主立宪制中,宪法和法律不仅限制君主,而且限制首相,首相只能在宪法和法律内治理国家。

  在二元制君主立宪制中,君主和议会共同掌握政权。其权力分割是君主任免内阁,内阁对君主负责,所以行政权为君主直掌。议会则掌握立法权,但君主有最后否决权。二元制君主立宪制三大特征就是:

  “法律至上”,“有限王权”和“内阁掌握实权”。

  学界认为,英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因为英国在1215年,国王约翰被迫签署的《自由大宪章》中,就规定了贵族和教会的权力不受国王的侵犯,限制国王征税权力,保障民众的自由权和产权等等,1628年之后,英国又制定了《权利请愿书》、《人身保护法》、《权利法案》以及《王位继承法》等一系列宪法性文件,形成了英国独特的不成文宪法体系。所以有人说英国是实现了宪政但是没有宪法。其中1689年通过了《权利法案》中规定了几项主要基本原则最能体现宪法原则:

  1、未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颁布法律或终止法律的实施;

  2、不得征收和支配赋税;

  3、在和平时期不得招募和维持常备军;

  4、臣民有向国王请愿的权利;

  5、定期召开议会;议员由人民自由选举产生,议员在议会自由发言的权利,国王不得干涉;

  6、不得另设宗教法院或特别法院,不得滥用残酷的刑罚,不得在判决前没收特定人的财产等等。

  这样就确立了议会至上,法院独立,臣民的权利和自由不被侵犯等几大基本原则,建立了君主立宪制的政体。

  但是,君主立宪有多种具体模式,不仅仅是英国一种模式,日本与英国就不同,中国春秋时代齐国的宪政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宪政,而不是英国。其具体模式有些不同,但是本质都是一样的,也都具有宪政的基本特征。

  三、齐国的君主立宪春秋时代的齐国已经进入市场经济,资产阶级已经产生,所以,在齐国宰相管仲用王道政治经济思想辅佐齐桓公治理齐国,形成了德法并重,法律至上,保护人民权利,限制王权法制政治,于是宪政成为齐国政治体制模式。

  (一)“以人为本”:宪政根本思想基石封建君主制度的核心是国家为君主私有,所以中国周朝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说。

  但是,贤能的政治家思想家已经看出国家为君王私有并不正义,最终必然会发生革命,君主也会失去国家,因此主张国家为全体国民的国家,即主权在民,于是,主权在民的思想成为宪政最重要的思想之一。这种思想最初产生在中国周朝而不是欧洲,虽然这种思想的表达是用“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而不是国家是全体国民的国家。

  周文王初见齐太公姜子牙时问道:“怎样才能使天下归心呢?”

  太公回答说:“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而是天下所有人的天下。

  能同天下所有人共同分享天下利益的,就可以取得天下;独占天下利益的,就会失掉天下。

  天有四时,地有财富,能和人们共同享用的,就是仁爱。仁爱所在,天下之人就会归附。”[1]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 的思想并不涉及对君权的限制,所以还不是全面的宪政思想,仅仅是宪政思想之一,而是仁政思想,是君主出于仁爱与天下人分享天下。正是受太公思想影响,武王得天下之后,将天下分封给各诸侯,形成天下逐层分封的封建制社会。

  但是,到齐桓公时候,整个封建制度由于人口增加与土地有限的矛盾已经难以为继,天下大乱,于是管仲继承太公思想基础上提出了全新王道政治经济学思想,即“以人为本”,“以天下物利天下人”:

  “尧舜时代的人民,不是生来就是好百姓;桀纣时代的人民,不是生来就要作乱的。所以社会治理与动乱的关键都在国家社会的君王。建立王业的开始,就要以人为根本。本治则国家巩固,本乱则国家危亡。”[2]

  既然国家“以人为本”,那么,其本质就是国家的主权在民,不仅“政府皆由民造”,而且国家因为有人民而成,即人权本位,非君权本位。于是管仲就提出了宪政的基本原理:主权在人民。为齐国宪政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如何以人为本呢?

  “用天下的财物,来为天下人谋利;……这样,百姓就安定了。先王之取天下的种种作法,那真是大德啊!也就是以物利人的意思。”[3]

  由此可见,管仲将周朝土地逐层分封,实现天下人分享,满足民生需要的封建制度转化为用财物,用商品交换来满足民生的市场经济与相应的政治经济制度。

  这是政治思想、社会形态与政治形态的根本转折,因此管仲提出了实现“以人为本”,“用天下的财物,来为天下人谋利” 的王道政治经济大纲:

  “凡是治国的根本办法,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治理得好的国家往往是富裕的,动乱的国家必然是贫穷的。因此,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起来,然后再加以治理。”[4]

  当管仲提出“以人为本”和“用天下的财物,来为天下人谋利”思想理论的时候,人就被社会真正的发现,人的权力,人的需要成为社会一切活动的目的,而不是天子,不是君王。

  所以管仲说:

  “人是不可不努力满足其需要的,因为这是天下终极重要的问题”:

  “人不可不务也。此天下之极也!” [5]

  于是,管仲为宪政思想奠定了最根本的基石:“以人为本”,主权在民。

  于是,管仲提出了人类终极的社会价值观:“以人为本”,努力为人。

  管仲“以人为本”的宪政原理的提出是对三代仁政政治理念的革命,因为在三代仁政政治理念中,君王的君权是至高无上的,是天帝所授的,是国家的本位。《尚书.洪范》篇中说:

  “君王,对于皇权至高至极的广泛陈述,要宣扬教导,天帝就顺心了。凡是百官庶民,对于皇权至高至极的广泛陈述,要遵守实行,以此近承天子的光辉。于是天子作臣民的父母,因此才做天下的君王。”[6]

  由于君权至高无上,所以只有天子才能作威作福,普通民众没有享受富裕与美食等权力,即使是臣子也没有:

  “只有君王才能作福,只有君王才能作威,只有君王才能享用美物。臣子不许有作福、作威和美食。假若臣子有作福、作威、美食的情况,就会害及您的家,乱及您的国。百官将因此倾侧不正,百姓也将因此发生差错和疑惑。”[7]

  由此可见,“以人为本”宪政原理的提出的的确确是对三代政治理念的革命。

  (二)法律至上 限制君权既然社会应该“以人为本”,不是天子至上,君王为本,所以,管仲认为就应该限制君权,而限制君权唯一办法就是依法治国,法律至上:

  “法者,天下之至道也”。[8]

  既然法律至上,就要求无论是君主贵族,还是大臣官吏,普通百姓都必须守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法是不可不永远坚持的,它是存亡治乱的根源,是圣明君主用来作为天下人共同遵循的最高行为标准。无论君主或群臣、无论上层或下层、无论尊卑贵贱,人人都必须一律遵守的准则,所以这就叫‘法’。”[9]

  既然依法治国,君主与大臣官吏的权力就应该进行划分,职权应该明晰界定:

  “这样,君臣职权的界限就界定分明了,界定分明就容易治理。君主虽然不必亲身行政,但遵守法律就可以了。” [10]

  管仲还特别强调,君主必须首先依法行事,管束自己,法制才可成功:

  “人君据法而出令”。[11]

  “禁律能够管束君主自身,政令就可以行于民众。”[12]

  也就是说,虽然国家名义上为君主所有,但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君主同样要管束自身,不能违法,必须、只能“据法出令”,依法行动。

  管仲的这些王道政治理论就是对君王权力的限制,将君王权力关进法制的笼子里面。君王权力不再是至高无上,法律才是至高无上,因此人民将遵守法律看得比祭祀祖先还要神圣:

  “法,是天下的仪表,是用来解除疑难而判明是非的,是与百姓生命攸关的。所以明君对于法非常慎重,绝不为亲故权贵而改变法律,官吏也就不敢利用长官权威破坏法制,百姓也就不敢利用珠宝贿赂触犯禁律。

  这样,君主把法律看得比亲贵还尊严,官吏就把执行法律看得比尊敬老师还严肃,百姓也就把接受法律教育,遵守法律看得比祭祀祖先还要神圣。”[13]

  (三)国家权力的分割与制衡管仲认为,限制君权的首要举措就是将君权与统帅国家行政系统的内阁相权进行明确分割,权责分明,互不干涉:

  “国君要讲求统统帅众官的方法,而不要干预众官职责以内的事务;大臣官吏要处理职责以内的事,而不要干预职责以外的事。君道不明,奉令办事的人就发生疑虑;权限不清楚,奉公守法的人就感到迷惑。

  ……君上顺从君道,臣下谨守职责,上下相互观察,就像看着测验日影的木表一样,有谁不正,就可以分别出来了。[14]

  国家权力如何分割呢?

  在西方近代君主立宪制中,法律主要由议会制定。在齐国的宪政中,君主是法律的制定者:

  “国君统一立法,百官就都能守法”。[15]

  “创制法度的是君主,执行法度的是大臣官吏,遵照法度行事的是人民。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这就叫作大治。 ”[16]

  “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即君主立法,官吏执法,百姓守法。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是从立法、执法与守法的不同职能分工来说明的,不是说君主与官吏就可以不守法,只有百姓守法服从,因此管仲紧接着就说“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

  君相分权之后,统帅政府内阁的相权也要进行分割,权责分明。

  那么内阁权力是如何划分的呢?

  管仲组织自己的内阁时对齐桓公是这样划分的:

  “升降揖让有礼,进退熟悉礼节,说词刚柔有度,我不如陨朋,请封他为‘大行’。

  开发荒地使之成为城邑,开辟土地使之增产粮食,增加人口,尽土地之利,我不如宁戚,请封他为‘大司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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