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表明，在延安时期构建的马克思主义时代观和世界观是党在思想理论上成熟的标志。由此决定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在时代观和世界观上原有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构建与时俱进的时代观和世界观刻不容缓，其核心是重新解释现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经济实质。这是能否正确认识世界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中国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的关键，也是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确立理想信念和信仰的基础。

关键词：时代观 世界观 资本主义经济实质 理想信念与信仰

党的十八大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提出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目标，按照科学发展观对未来的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我们完全有信心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并迈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同时，随着世情国情的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也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解决。

2012年11月17日，在第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会上，习近平同志指出： “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理想、信念、信仰的建设的重要性再一次被提上了党建的议事日程， 成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的核心。而要解决好理想信念和信仰问题，首先要构建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和世界观。

一、时代观和世界观的建构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的标志，是思想和理论上建党的关键

自1921年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为建设一个统一、 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而不懈地努力奋斗。这个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努力把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的过程。而时代观和世界观的建构，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和中国化的基本标志。

中国共产党虽然从成立之时起，就确立了要在中国大地上建立社会主义的理想，但是直到1928年党的六大，才搞清楚中国目前搞的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1]之后，又对中国革命的道路艰难的摸索，甚至出现了因错误路线而丢掉根据地，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的惨痛教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思想理论上没有完成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和中国化的任务。直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在建立根据地，组织抗日统一战线的同时，高度重视思想理论建设工作，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和理论建党上进入到一个重要阶段，其中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建构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和世界观，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中国化。其中，《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和世界观的建构基本完成，成为一个思想理论上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也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从整个党的历史来看，这个成就的意义无论如何估计都不过份。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和党内理论工作者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关于资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根据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理论，在时代和世界这两个坐标下，第一次系统地回答了世界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和中国从哪里来，将到哪里去的问题，分析了中国社会所具有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这个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和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对外反对入侵的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是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合一的一场革命；这场革命的动力是由无产阶级领导，以农民、小资产阶为同盟军，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阶级来共同完成。按照历史已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时代观，《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虽然属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但已不是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它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这样，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和理论上明确了中国社会在人类发展史上的定位，中国革命在新的历史时代在世界中的定位，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阶段，指出了中国共产党目前面临的完成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伟大的全部革命任务。”[2]

可以说，《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是建党以来第一次在理论上在马列主义指导下系统地形成了时代观和世界观，并以此出发来来认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的革命性质和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任务，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的基础，和中国共产党人确立理想信念和信仰的基础，也是在思想理论上建党的重要里程碑。

1940年，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发展了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的论述，更清楚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说明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3]同时也说明了改造世界观的前提是自觉地认识世界和说明世界。反映了在思想理论上建党重要性。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进一步阐发了由列宁创立、斯大林进一步阐发的十月革命之后，世界与时代已发生变化的观点。他指出：“有两种世界革命，第一种属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范畴的世界革命。这种世界革命的时期早已过去了，还在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之时，尤其是在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之时，就告终结了。从此以后，开始了第二种世界革命，即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在这个时代，“不管被压迫民族中间参加革命的阶级、党派或个人，是何种阶级、党派或个人，也不管它们意识着这一点与否，它们主观上了解这一点与否，只要它们反对帝国主义，他们的革命，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同盟军。”[4]

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把中国革命看作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一部分，这是按照马列主义的时代观和世界观对中国革命的基本定位。这个定位的意义在于它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和革命的领导力量，以及如何界定革命的对象、依靠力量与可以争取的同盟军。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5] 同时，由于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大革命基本任务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这个责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6]这样，时代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从时代观和世界观落实到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道路上来。

从当时共产党所拥有的军事力量和占据的根据地、和面对的敌人来看，还非常弱小，敌我的力量对比完全不对称。但是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世界观，就使中国共产党人能够高屋建瓴地来认识世界，认识中国，就能用时代化、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武装广大人民群众和知识分子，就有了产生理想、信念的源泉，就能够组织起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进行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结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发表10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就带领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在新中国建立之后，按照这个时代观和世界观，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7]领导中国人民开展了波澜壮阔的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也对中国能在“文化革命”结束后，走上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基本路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整个党的历史来看，这个时代观和世界观的确立，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历史坐标，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确立和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源泉，鼓舞着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地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抛头颅，洒热血。建国以后，也鼓舞着新中国的建设者们无私地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成为撑起共和国大厦的脊梁。这也是尽管经历了重大的曲折，中国共产党也能认准社会主义方向而坚定不移的根本原因。这正是构建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和世界观，并在思想和理论上建党的意义所在。

二、重新构建符合当今时代特征的时代观和世界观刻不容缓

无论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还是从整个世界的发展来看，建构一个符合当今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和世界观刻不容缓。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资本主义的学说在新的历史发展面前都遇到了挑战。 在阶级结构已在相当大程度上被二战摧毁的基础上，和与社会主义阵营竞争的背景下，以西欧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走上了“社会市场经济”的道路， 虽然没有改变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但“社会和解”、“社会合作”、“社会伙伴”成为经济和政治制度中的基本理念，[8]极大地缓和了二战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阶级对立，并普遍建立起以“福利国家”为代表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体系，无论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的领域里，在社会公正方面有了相当的改善。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基本制度上得到了改良的时代，在经济制度中出现了市场效率和社会公正有所兼顾的空间，在政治制度中出现了“合作主义”的特点，整个社会对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包容性扩大，这些变化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推动人类的现代化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显然，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与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的判断已大不相同，不仅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阶级意义上的利益冲突从体制外转向体制内，从对与基本制度选择相关的政权争夺，转变为在对基本制度认同基础上的公共政策之争。从整个世界来看，在冷战的格局下，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因争夺势力范围而导致战争的现象也难以发生。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殖民主义走进了历史。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这种重大变化，并不是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呼唤马克思主义主义的时代化，构建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世界观，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指导共产党人的理论武器。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共产党人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这种变化缺乏了解，在坚持原来建构的时代观和世界观的同时，封闭造成了与西方世界的隔膜，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理解一度在党内占了主导地位。[9]20世纪70年代末，当中国共产党决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开始全力以赴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时，打开国门，才发现所面对的资本主义已今非昔比，西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已经大为领先了。而现有的对资本主义的理论解释，已捉衿见肘，难以使人信服，并成为产生理想和信念的源泉。

改革开放的过程，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拨乱反正基础上，继续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也是打开国门重新认识世界、与世界，特别是与西方国家建立和发展新的关系的过程。面对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世界，不可避免地导致对原来所坚守的时代观和世界观产生巨大冲击，也必然会提出建构新的时代观和世界观的任务。

首先，中国共产党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进行了重新认识。

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生产力是决定历史发展的动力，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生产关系，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会丧失人民的支持，社会主义就失去生命力。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党的中心工作，而改革开放成为发展经济的路径。同时，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是确保中国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基本原则。“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构成了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

我国的实践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而是在前资本主义阶段通过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追求工业化和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十三次代表大会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提出了中国还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在认识到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之后，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在这个过程中，面对处于现代化程度更高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国采取对外开放来寻找和抓住发展的机会。而在苏东解体，全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之时，中国通过坚持改革和发展，来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寻找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和谋求人类共同的生存和发展之路。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怎样发展的问题找到了指导思想，但改革和开放本身又使中国共产党人在市场经济、外部环境的考验下面临着各种失去先进性和脱离人民群众的危险。而最根本的危险来自于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缺失与信仰的丧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方面，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另一方面，过去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与支持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信仰的时代观与世界观，与现实世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原来所坚持的时代观和世界观逐渐失去了说服力和吸引力，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危险必然高于党的历史上的任何时期。 如果缺少了符合当代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时代观和世界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尽管可以有许多具体的成功的实践，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终将难以持久高扬。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发展市场经济、参与全球化、对于私有财产权利的保护，以及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引进和意识形态的渗入，在思想理论界，在党内，如何认识时代，认识世界成为决定中国共产党往哪里去，中国往哪里去的首要问题。它要求回答：

资本主义究竟代表着人类现代化的未来，其价值和制度具有普世意义，还是仍然具有其内在不可克服的矛盾？必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

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发展中国的成功道路，那么它为目前70亿，今后可能要到90亿的人类社会的共同生存发展提供了哪些具有社会主义内涵的普遍经验？还只是一个民族走向复兴的特殊经验？

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势必长期共存、竞争与合作的条件下，两者是趋同，还是社会主义终将代替资本主义？

如何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如何判断当今世界与时代的性质，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所绕不过去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也是能否在理想、信念、信仰问题上提供来源和支持的根本。

无论是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不争论”的策略，还是目前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应该说还没有解决上述问题。思想和理论分歧随着改革开放发展的深入也在不断发展，对党内理想信仰、信念都带来严重的影响。因此，时代观和世界观的缺失和建构的滞后，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重新进行思想建党和理论建党的问题没有很好解决，理想信念和信仰的建设无法建立牢固的基础。

回顾过去，中国共产党对时代和世界提出过一些有重要指导意义的判断与理论，对指导对外关系和内部发展起过重要作用。但是，这些理论还不能代替时代观和世界观的建构。

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主席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它对于分析当时在美苏争霸背景下的国际格局，指导中国反霸和制定对外政策目标、政策和策略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80年代，虽然世界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邓小平同志仍然沿用三个世界理论，强调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称霸。但是，三个世界理论是从实力（power)与意图的角度对国际社会进行分类，而没有从生产方式与上层建筑的角度来分析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变化，也没有进一步分析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何会演变成为霸权，因此这个理论没有能全面地回答新的时代与世界的特征。

改革开放以后，从邓小平到以后的各届党中央，都对国际格局、形势、时代特征提出了重要的观点。

对冷战时期的国际格局，小平同志曾用“东西南北”四个字来概括其中的主要矛盾。[10]他所得出的结论是：和平与发展问题，这两个问题一个都没有解决。[11]

党的十五大、十六大曾用和平与发展来反映时代的主题，用多极化来反映世界格局发展的趋势。[12]

党的十七大在肯定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13]

党的十八大指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14]

这些理论对我们党判断战略机遇期和制定政策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都还不足以指导人们从时代观和世界观的高度来认识整个时代和世界的基本矛盾与特征。

三、建构新的时代观和世界观的核心是重新解释东西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直到苏东解体，对于整个世界来说，东西关系始终是世界上各种关系的核心。邓小平同志虽然曾用“东西南北”来概括整个世界的矛盾，指出了南北矛盾的核心是发展问题，必须提到全人类发展的高度来认识，[15]但归根到底，南北问题的解决最终还是取决于人类社会对东西道路的选择。这个问题不解决，南北问题就难以找到根本性的出路。

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解释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制度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良，其内在矛盾大大缓和了。另一方面，冷战格局下的东西对抗，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内在矛盾。

苏东解体之后，东西格局出现了一面倒的局面。冷战的胜利，一度使资本主义在思想界的代表性人物忘乎所以，认为人类社会对制度的选择已经成为历史。但30年以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充分暴露。尽管今天资本主义所代表的生产力水平和现代化程度还具有领先性，但它的价值和基本制度不仅不具有普适性，而且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掠夺性、霸权性已暴露无疑。

可以预见的是，如果说21世纪仍将东西并存，合作与竞争交织的话，那必定是一个在全球格局中东升西降的时代。然而，党历史进入这样的时代时，马克思主义阵营却没有取得对现代的资本主义话语权。

2007年以来，西方发生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不仅使冷战结束之后趾高气昂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深受挫折，而且其内在的矛盾，特别是作为金融帝国主义的美国和西欧高福利国家的内在矛盾充分暴露。自冷战结束以来，西方的思想界第一次出现了对未来前途的大辩论，包括一度认为“历史终结”的福山在内的许多人开始意识到，现在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是没有出路的。但值得重视的是，左翼，无论是资本主义思想阵营中的左翼，还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左翼，都没有在这个历史的重要时刻在新的时代观和世界观上作出新的理论贡献。福山最近在《历史的未来》一文中指出：“过去两代人中，主流左翼思想既没有提出概念框架，也没有拿出社会动员的强有力工具。”[16]一句话，当资本主义的危机到来时，马克思主义阵营还没有在时代观和世界观的问题上建立新的话语权，提出能指导和动员人民的理论工具。

如果西方资本主义出了根本性的问题，而我们对西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问题的本质解释不清楚，对于我们自己的发展为什么成功也解释不清楚，甚至还有人还迷信西方资本主义，认为优越于我们所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么在党内怎样能解决好坚定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解决好理想、信仰、信念的问题呢？缺乏具有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世界观，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思想和理论建设中的头等问题。

值得回顾的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

20世纪，在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上作出划时代贡献的是列宁，他所提出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理论，指导着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劳动人民的革命，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所建构的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和世界观，离不开列宁主义的指导。列宁在《帝国主义论》的序言中曾指出：不研究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就根本不会懂得如何去估计现在的战争和现在的政治。[17] 列宁的这个观点，反映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在构建时代观和世界观中的重要性。同样，在今天不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实质，从中把握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也无法了解现在世界的发展与政治，就无法把握今天的时代与当今的世界。

同样的道理，对于中国所开辟和坚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如果不研究其经济实质以及由此决定的基本制度，也必然会迷失在与西方国家在现代化程度相比的“先进”与“落后”、以选举为标志的“民主”程度高低的比较中，或者造成价值的混淆，传统的信念被颠覆，信仰出现危机，或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被贬低为是一个具有特殊历史与文化传统民族的发展之路，在社会主义运动和对整个人类发展中不具有可借鉴的普遍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但也应看到，不管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是科学发展观，或提出的和平、发展、合作是时代主流，都不能替代对时代观和世界观的建构。这个问题不解决，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以及进一步中国化的任务就没有完成。

一个领导着近十四亿人民，坚持马克思主义，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政党，一个以共产主义为理想，怀有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抱负的政党，也客观肩负着通过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与民族复兴，为整个人类去探索更科学、公正、合理发展道路的政党，必须要以科学的时代观和世界观为指导。这是十八大以后在党的理论建设上所要解决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灵魂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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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们都去出席六大。开会之前，斯大林同志找我们谈话。他主要谈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革命的性质，一个是革命的高潮与低潮。他指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不断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并以俄国的二月革命为例说明。这样，我们才懂了。六大前，中国党是不懂这个问题的。”见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载李颖编《从一大到十七大，1921－200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出版，262页。

[2]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651页。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阶段的分析参看《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全文。

[3]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引用了马克思的观点“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指出列宁再次基础上深刻地发挥了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观点。见《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66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这样，既说明了从马克思主义来看认识世界的目的，也说明了从改造世界的角度来看认识世界的重要性，即建立时代观和世界观的重要性。

[4]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671页。

[5]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672页。

[6] 同上，674页。

[7] “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毛泽东：《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350页。

[8] 【德】《社会市场经济辞典》，H罗尔夫哈赛等主编，卫茂平、陈虹嫣主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参看其中“社会市场经济：社会和解”、“社会公正”、“社会伙伴”等条目。

[9] “50年来，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把世界历史推进到又一个崭新的时代，这就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进行大决战的伟大时代。”《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首都人民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大会上林彪同志的讲话》，载1967年11月7日《人民日报》第1版。

[10]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105页。

[11] 《邓小平文选》第3卷，353页。

[12]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的政治报告：《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8/65445/4526290.html。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的政治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8/65444/4429116.html。

[13]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的政治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http://cpc.people.com.cn/GB/104019/104099/6429414.html

[14]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出版，46页。

[15]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83页。

[16] 弗朗西斯 福山：《历史的未来》，《外交事务》2012年第1、2期。Francis Fukuyama: The Future of History,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12.

[17]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序言，载《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0年出版，第7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