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重影(上)——片鳞:1976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80 次 更新时间:2013-02-16 20: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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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 (进入专栏)  

  

  1976年1月8日的早晨,像往常一样,我挎着书包向护城河南侧的鲁迅中学走去。水面波光粼粼,岸边如平日一样安宁。新北门桥坐落在护城河的西北边,东边是乾隆登岸的冶春御码头,西边拐弯就是瘦西湖。同学柏鹏匆匆走过来。他面色凝重,不像16岁的少年。临到跟前,他劈头就是一句:周总理逝世了。我的心突然下沉。我们一路往学校走,到了教室,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上了悼念周总理的大幅标语。那些日子并没有停课,但标语在黑板上停留了约一周,上课的老师们谁也不愿将字迹擦掉。他们在那行大字前讲课的身影偶尔还会浮现在我的眼前。

  那是我的中学时代的最后一个学期,很快就是寒假了。但可能是正处于敏感的时期,免得我们毕业后惹是生非,开春之后,我们这一届又延长了一个学期。我总计在中学呆了四年半,加上小学的五年半,从1966至1976年,正好覆盖“文革”十年。1976年,与周总理遗言相关的各种手抄本及“反动谣言”四处飘散。语文老师夏耘曾花力气研究和整理扬州评话,在课堂上,他用一种评话式的幽默调侃当时的政治,但清查谣言时,他又以同样的方式告诉大家他从来没有说过在同一个讲台上说过的话。我们目瞪口呆,但心照不宣。追查谣言的事不了了之,学校干脆让同学们外出拉练,住到农场去劳动,省得在毕业前夕出事。拉练的路途从扬州到邵伯再到高邮,跑得我们满脚水泡,然后转回扬州。途中,班主任刘颖老师走在队伍后面,她那时也就是三十出头吧,还梳着辫子,悄悄地向柏鹏讲述她的看法,柏鹏又转告我。师生间共享某种犯忌的秘密,是一种奇特的政治经验。拉练之后,我们就到扬州农科所的农场劳动,“四五”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同屋的十余个男生一起剃了光头,在不允许游行的告诫下,排成一行,先在宿舍内而后围绕宿舍外侧,鱼贯而行。没有呼喊,但有歌唱,光着头歌唱。那可是在电影《红高粱》上映的十多年之前。我们都在16岁上下,叛逆的年龄,对于政治并不真懂,但一种政治的氛围以特殊的方式冲击着敏感的神经。

  到五、六月,学校提前放假,我们毕业了。那时上山下乡尚未结束,有些同学下乡去了。我未满17岁,未达法定的工作年龄,既不能下乡,也不能分配工作。7月间唐山地震,全国都受了惊吓。附近的溧阳晃了几下,倒了几间房,这一带据说也在遍布全国的四条地震带的其中一条上。那时最出名的人物就是地质学家李四光了。柏鹏先到扬州师范学院的地震观测室打工,天天盯着仪表,我偶尔去看他,很是羡慕。我和几个院子里一起长大的朋友每天拿着老虎钳,走家串户,帮人搭建防震棚。从1976年夏季到1977春天,我们在防震棚里住了近一年。防震棚的两侧先是用葵花杆编制,后来有了芦席,上面则先是塑料布,后来变成了油毡。冬天寒冷,夏天炎热,我的曾祖母大概是在棚子里受了寒,第二年就去世了。

  就在闹地震的时候,我开始了打工生涯。临时工不需要签任何合同,只要得到工厂的许诺,就去上班,按天或按月拿钱,没活时就走人。我的第一份临时工是在扬州制罐厂做绞肉工,按天拿工资,一天一元钱。每天早晨,我用铁皮车从冷库里将已经切开的猪肉按肥肉和瘦肉两种,推到车间,然后用戴了纱布手套的手将冻肉自铁皮车中装入脸盆,提至半空,倒入绞肉机。这是第一道工序,接下去是肥瘦合并搅拌,加入调料等,最终装罐、加热。挖了几脸盆肉之后,必须将冰冻的双手浸在热水中恢复知觉。休息的时候,我们围在巨大的榨油机旁边,等待出油后,拿几块油渣放入嘴里,那可真香。工作中偶尔不慎,有人将手套或毛巾一并放入了绞肉机,又凑巧被检验科抽检出来,这一批罐头就报废了。报废的罐头廉价卖给我们。那时猪肉和油配给,每月每人半斤肉,能得到一、两罐额外的廉价罐头,父母总是很高兴。买罐头时,工厂要求将罐头瓶退还,我只能将肉和汤汁倒入饭盒,放在雪地里冷冻,凝固后再怀揣回家。

  制罐厂在运河的东侧,距离我家较远。离那儿不远,是南宋末年为纪念南宋咸淳年间(1266-1274)来扬州传教的穆斯林圣人普哈丁而建的墓园和清真寺。普哈丁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女婿阿里支系第16世裔孙,德祜元年(1275)7月20日由天津南下时病逝于运河舟中。该墓系遵其嘱而葬于扬州城东古运河畔高岗。寺院、墓域两分,其中墓域葬有普哈丁、法纳两个墓亭及明清时代的穆斯林坟墓。临河的正门门额刻石为“西域先贤普哈丁之墓”,下署“乾隆丙辰重建”。清末重修墓园,回族将军左宝贵等就埋在园内。园内墓碑上刻有铭文:“宋德祜元年西域至圣一十六世后裔大先贤补哈丁;宋景炎三年西域先贤撒敢达,明成化元年西域大贤马哈谟德,明成化五年西域先贤展马陆丁,明弘治十一年先贤法纳。”墓园坐东朝西,墓亭为阿拉伯制式,但通往正门的石桥上却像扬州园林一样刻有狮、猴等动物,显见其入乡随俗。那时家中只有一辆自行车,每次我从运河西侧登车穿过解放桥,都可以在运河的波光中,看见普哈丁墓园中郁郁葱葱的树木的倒影。早晨8点上班,因赶工加班,每天晚上10点下班。我至今还记得雪夜归家的景象,沿护城河向前伸展的,是盐阜路,两侧的树冠上坠满雪花,在积雪上行走的车轮时时打滑,南方的雪落在年轻的脸上,旋即化开,沿着脸颊滴落。这是我第一份挣钱的工作。

  几个月后,那批活赶完了,我失去了工作,遂转入离家很近的扬州毛纺厂打工。纺织厂的工作是24小时三班倒,每周轮换一次。就在工厂大门内的院子里,经人引荐,我见到了厂办夏主任。他一边听我的自我介绍,一边上下打量我,之后就吩咐我去电工房跟着小张师傅做事。两周之后,厂里在挡车车间开大会,天气炎热,工人们要求将车间里用于喷洒水雾、沉降棉絮的巨型风扇打开。我去接线,将两个很粗的铜线插入接线板,却不料铜线内层的橡胶已经腐烂,只剩外侧的蛇皮层了,那是不绝缘的。我将线头插入接线板的瞬间,耳边响起了惊雷,天崩地裂,但幸运的是我遭电击时手被弹开了。当着全厂工人的面,我呆若木鸡,愣愣地站在那个高台上,风扇轰鸣起来,将细细的水雾喷向六、七十米的空间。正在讲话的厂长怒不可遏地喝令关掉,但我像木头一般毫无反应。

  大难不死的次日,我被调离了电工房,到了挡车车间,在一百位挡车女工中间,担任唯一的打包工。一百位挡车工中,有不少是郊区农民工,她们文化不高,有些根本不识字,但心灵手巧;另有一些则是中学毕业后分配来的。挡车车间轰鸣不息,我大约在一周之后渐渐适应,夜班时竟会在沙包上睡着了。惊醒时,台子上纺完的线团已经高高堆起,等待打包,让我顿起绝望的感觉。那时常常夜间停电,只见车间内外手电的光柱四处乱跳。我在电工房时的师傅小张正在追求我们车间的小谢师傅,停电时,他总是叫上我,邀请小谢师傅到扬州市中心的唯一一家24小时开的面店吃面。小谢师傅高中毕业,在鲁迅中学高我两班,戴副黄色的圆边眼睛,显得很文气,但性格却很直爽。有时天亮了电还没有来,她就拿出羽毛球拍,带着我在厂门外的马路上打羽毛球。小张师傅人好,热心,诚恳,典型的工人模样。在那些停电的夜晚,我常在他们旁边当灯泡,吃完了面,就回我的纱堆上睡觉去了。他们最后还是没成。小谢师傅(我们那时叫她老谢)嫁给了另一个姓张的同事,他高中毕业,会画画,我们厂的毛主席像也是他画的。

  1977年秋季,我和柏鹏等几个童年的朋友一道被分配到无线电元件一厂。临时工不算正式工作,没有劳动合同,我的档案表上填写的工作日期就从进入元件一厂开始,但我在前两家工厂打工的时间长于这份只延续了短短几个月的工作。元件一厂与纺织厂一样,也是一家大集体性质的工厂。那时的工厂分国营、大集体和小集体三种,劳保待遇各不相同,但工资的差别并不很大。徒工的工资起初是13元,到我离开的时候涨到了16元。有了工资,但粮票却从学生口粮的32斤变成了成人口粮的28斤。元件一厂常常没有活干,就听师傅们聊天。我们车间的工人多是长江越剧团解散后并入工厂的女演员,车间主任姓马,就是原来越剧团的团长,唱老生的。她声音低沉又洪亮,性格很爽朗,而师傅们多半很俊俏,坐在那里家长里短,自己的丈夫或别人的丈夫,当然还有孩子,是说不完的话题。

  有位漂亮的女工,常在丈夫休息时同时休假,其他女工满脸鄙夷,却又明显带着羡慕和忌妒。她们相互找碴,也相互帮助,但对新来的年轻人一律很好。每天就上那几个螺钉,实在沉闷,我有时借故走开,将大礼堂的门关起来,与其他年轻人打乒乓球。在她们中间,我像一个心不在焉的、时时溜号的龙套。马主任来车间查看,就像剧团的团长在上台前的最后一次检查,又像舞台上的老生,凝视着坐在桌前的青衣与花旦们。女工们见我不在,总是打掩护地说,刚才还在这儿,或许是上厕所去了吧。有一回,我们正在礼堂里厮杀,关闭的大门忽然响起来了,一个工人闯了进来,说马团长要你们立刻回去。我们回到各自的车间,心惴惴地跳,但她见到我们时,只是会心地笑笑。工厂不只是生产机构,也是一个单位。所谓单位大致介于街道与生产机构之间——说它像街道,是因为工厂是一个社区,人与人的交往很频密,除了读报学习,家长里短,平时常在一起聊天,人和人之间像住在一个街道上的邻居;说它是工厂,是因为它不同于纯粹的街道,承担着生产的任务,发放工资,也提供一些劳保费用。

  进厂不久,国家就宣布要恢复高考了。但偏巧高考前的那三个月厂里来了活,是一批军用电话,我就在那里装配螺钉。虽然简陋,却是流水作业,偷懒不得,找不到时间复习。上大学是一个潮流,但我并没有很多的渴望,觉得当工人也很好。十年间毕业的学生全部挤在同一年考试,而恢复的学校又不那么多,父母对我能否考取心中没有数,只是表示不希望我上文科。那年的高考分初考和复试两次,初考通过后还有一次选择的机会。复试公布后重新填表的那天,父母都不在家,我就在表上将理科改成了文科。那天晚上,父母为此与我争执起来,可表格已经送走,覆水难收了。他们自己从事的是文科工作,却对文科如此敌视,给我留下极深印象。

  1978年3月1日,我和其他的77级大学生一样,终于入学了。

  

  注:此文系为大学毕业30周年纪念而写,于2012年2月17日在新德里动笔,陆续写下,2月24日完稿于北京。10月间应北岛、李陀之邀重新修订成篇。刊发于《今天》杂志2012年秋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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