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2004年的世界充满着变数。它不仅记录着一系列重大的冲突,也预示着若干重要进程的开端:伊拉克战争使中东地区的秩序陷入更深刻的混乱之中,而此后引发的欧美之间的矛盾却反映了欧盟挑战美国霸权和制度的本质。伊拉克战争虽然没有影响布什政府的连任,却可能引发美国国内的认同危机。与此相对照的是,亚洲地区合作进程却给纷乱的世界带来新的稳定因素。
关键词 2004年国际形势 世界的重构 霸权的代价
即将过去的2004年将在世界编年史上留下深深的痕迹,它不仅是一系列重大冲突的记录,而且是若干重要进程的开始。欧盟宪法的产生,其意义应当在欧元流通之上。在一定程度上,这部宪法改写着“国家”这个最重要的历史概念。阿拉法特逝世和萨达姆被抓,这两个人物从中东政治舞台上消失,标志着中东历史的一个时代结束。由此产生的中东权力真空可能在较长的时期内难以填补。美国在总统大选中暴露出来的外交政策深刻分歧,美国与其欧洲盟国越来越难以弥补的裂痕,反映着新帝国的霸权面临着难以解脱的结构性困境。同“中国崛起”并行发展的亚洲地区合作进程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它给纷乱的世界秩序带来新的稳定因素。以石油价格暴涨和美元—欧元汇率消长为特征的世界市场要素重组,对各国的未来发展产生着不可低估的长远影响。仅仅这些事件,就足以把2004年定格在历史长镜头的聚焦之中。然而,我们还应当进一步透视这一年各种力量组合的复杂关系,以确定它们在未来世界中的力量对比和走向。
一、中东地区是当今世界矛盾与冲突的焦点
伊拉克战争进行了一年半,中东地区秩序陷入更深刻的混乱之中。其原因在于这里聚集着当今世界的各种矛盾,而且是长时期难以消除甚至难以缓解的矛盾。其中包括国际恐怖主义与美国反恐战争之间的较量、大国之间的利益和主导权之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和防扩散、石油资源和石油市场价格的控制权、联合国等国际多边机制和美国单边主义之间对地区秩序的不同导向、阿拉伯—巴勒斯坦人与犹太—以色列人的民族冲突等等。冷战期间美苏争夺中东的阴影仍然与当前的中东各种矛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冷战结束后的第一场局部战争即海湾战争已经揭开了当前与今后中东长期冲突的盖子。“911”事件开启了美国反恐战争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之间的无限制较量,这是一场没有战场边界、没有宣战与停战、没有正规军事对手的“世界战争”。在可预见的未来(5—10年),世界的战略家们都无法找到解决中东冲突的钥匙。这种矛盾的集中性和长期性决定了中东地区是21世纪上半叶世界冲突的焦点。
中东地区内的矛盾又分为两个焦点。一个是伊拉克,另一个是巴勒斯坦。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2004年伊拉克的战事发展趋势来看,当地反美武装抵抗运动同国际恐怖主义网络结合是一个重要变化特征。什叶派武装同美军的抗衡不时地得到扎卡维领导的基地组织分支的配合;基地武装力量在费卢杰遭受围攻时也得到伊拉克其他城市武装力量的呼应。无论这种配合和呼应是否具有战略或战役的策划背景,国际恐怖主义在伊拉克形成了新的温床和环境。与阿富汗不同的是,塔利班在当地已经难以得到民心支持,但是在伊拉克却有新的反美力量补充。萨达姆政权的主要人物大多已经落网,并没有改变当地反美武装力量的抵抗持久性,因为什叶派和基地分支组织,都不属于萨达姆政权的残余。相反,复兴党余部却与这些武装力量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加上来自巴勒斯坦、黎巴嫩和沙特的极端分子,使伊拉克的反美抵抗运动将长期处于半自发、半组织、半配合的状态。尽管美军可以像围攻费卢杰那样攻下若干中心城市,但是它不可能同时有效占领所有城镇。而且反美武装必然改变过于集中的抵抗方式,更加分散更加灵活地采取“准恐怖打击”。这种状态同伊拉克本来就存在的宗教派别、民族纠葛结合起来,将形成国际化、恐怖主义化的内战。如果美国长期卷入这场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的重演并非危言耸听;如果美国下决心撤出伊拉克,则可能面临在伊拉克复活的国际恐怖主义网络在中东地区迅速蔓延的危险。这两种前景对于美国的反恐战略都具有致命的威胁。
除了伊拉克战争长期化、国际恐怖主义网络进一步扩散的危险以外,中东地区还存在着伊朗核问题的潜在冲突爆发点、阿拉法特以后的巴以冲突复杂化以及中东石油控制权之争。伊朗本来就是美国定义的“邪恶轴心”国家之一,核扩散问题只是美国孤立、遏制、打击甚至颠覆伊朗的手段。伊朗在各方面都比伊拉克和阿富汗更具有抗衡美国的能力,使美国很难下决心对它实施“先发制人”打击。伊朗利用美国的两难选择,主动与欧盟展开协调,既扩大了自己的外交空间,又使美欧难以共同对付伊朗。伊朗是美国反恐战争的主要战略目标之一,它东连阿富汗,西接伊拉克。伊朗的反美政权不倒,美国的中东战略就难以成就。目前,阿富汗、伊拉克都在美国的军事占领之下,又有核扩散问题作为理由,实在是颠覆伊朗反美政权的机会。因此,美国在今后几年里将不断寻机搞垮伊朗。但是,一旦美国在军事上对伊朗采取行动,伊朗就会在东西两侧向阿富汗、伊拉克战场展开,而且伊朗的大规模杀伤武器就可能成为真实的威胁。这两种前景对美国的中东战略都是困难的选择。其结果只能是美伊(朗)对峙的长期化。
为了防止阿拉法特之后的巴勒斯坦失控,成为中东反美极端势力的又一个大本营,美国将把中东和平计划的重点放在促使巴以和谈,在对美国有利的情况下建立巴勒斯坦国。但是,这个目标至少面临着两大障碍。一是巴勒斯坦内部的极端派哈马斯等难以放弃对以色列的恐怖打击;二是以色列内部的极右翼不愿意看到巴勒斯坦国家的建立。这两个极端势力的背后各自存在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支持。任何一方都把在巴以冲突中的进退视为对世界秩序的掌控或颠覆。因此,布什在第二任内企图实现后阿拉法特的巴以和平“路线图”,可以说是“天真的愿望”。
因此,美国难以从中东抽身已经成为定局,中东将成为美国长期的战略问题。美国在中东的战略目标不仅要摧毁国际恐怖主义的网络和基地,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中东扩散;而且要对反美的“无赖国家”进行“先发制人打击”和“政权更替”,对被占领的中东国家进行“民主改造”;还要兼顾其石油能源战略,确保石油价格的稳定供应,同时防止自己的对手控制中东石油。这三个战略目标的耗时耗力将旷日持久,对美国全球战略的牵制是难以预测的。这已经迫使美国把它的海外驻军进行全球范围的重新部署,其总的走势是以印度洋和波斯湾为轴心,从欧洲向东靠拢、从东亚向西南移动,构筑从土耳其—以色列—伊拉克到阿富汗的战略走廊。“打赢两场局部战争”的力量配置也不得不收缩为“打赢一场重大战争”。这样一种大调整恰恰证明,美国在中东投放主要力量将是长期的而不是权宜之计。
二、西方盟国体系的裂痕将继续加深
在国际关系史上,美欧关系历来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一直是“西方概念”的核心部分。但是,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与欧洲的矛盾公开化了。2004年这个矛盾并没有消除,反而呈现继续加深的趋势。产生这种趋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今年这些因素都有所强化而不是弱化。一年前,人们还在讨论“大西洋底的裂痕正在浮出水面”;今年我们却要认真思考欧盟对美国的霸权和制度的挑战。
欧洲内部政治决定其外交政策难以与美保持一致。其中特别明显的就是欧洲各国的下层社会反美情绪形成对欧洲决策层的普遍持久压力,这种压力进而成为美欧关系疏远甚至紧张的重要原因。德国、法国领导人在伊拉克战争前后坚持不与美国合作的立场,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内选举政治的需要。英国、意大利领导人虽然追随美国,成为“自愿者联盟”的重要伙伴,但是他们在国内政治中陷入空前孤立的境地。英国首相布莱尔公开表示,英国将不会参与美国的下一次战争行为。至于马德里爆炸事件根本改变了西班牙的大选结果,可以说是国际恐怖主义“颠覆”亲美政权的“杰作”。上述现象在澳大利亚、波兰等国家都有类似的例证。在这次美国大选中,欧洲民意和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克里,同美国国内的选情呈逆向行驶。这等于为今后四年美欧关系定下了基调,小布什或者坚持单边主义而与欧洲继续分道扬镳;或者回到多边主义而与欧洲伙伴尽释前嫌。这种欧洲内部政治决定欧美关系的走向看来还会继续下去。
欧美关系的裂痕能否修补,取决于美国决策层的新保守主义集团。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掌握美国决策权的是一批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不仅无法适应新的全球政治环境,而且大大强化其传统的现实主义思维定式,实行单边主义甚至“新帝国主义”的战略取向。他们把不同意单边主义的欧洲盟国称为“老欧洲”,而把出于利己动机追随美国的原东欧国家称为“新欧洲”,在欧盟内部制造分化。五角大楼在调整欧洲部署时,既不考虑欧洲盟国的利益,也不征求他们的意见,使旧盟友身受“过河拆桥”之感。这就进一步激化了美国同欧洲旧盟国的矛盾,同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的矛盾,同国际舆论和人心向背的矛盾。本来“9·11”事件后国际社会对美国的巨大同情和支持,被美国决策层的滥用而所剩无几。不可否认,美国借反恐战争之机,也获得了相当大的地缘战略利益和市场利益。但是,这些利益是以欧盟伙伴的损失为代价的。同美国在新的世界政治环境中领导优势的削弱相比,同它的现实主义政治哲学失灵相比,同它在国际社会特别是在旧盟国中获得的认同度大幅下降相比,这种所得实在是小于所失。
在美国独往独来的情形下,欧盟加快了集体行动的步伐。2004年欧盟一体化的进程出现了扩大和深化的两大突破。从扩大到25国成员,到达成《欧盟宪法》,标志着欧盟进入政治一体化的高级阶段。不论这部宪法的最终通过还要经过多少障碍,它的产生确实是人类政治史的一件大事。未来的欧盟将拥有自己的宪法、总统、外交部长和武装力量,超国家机器终于完整地建立起来了。在欧盟政治一体化的同时,欧元对美元的汇率也直线上升到130比100的历史高度。尽管对欧洲经济复苏稍有不利,但在政治上的后果是难以估量的。何况在石油价格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欧元走高对欧洲的贸易整体平衡是有利的。一直游离于欧盟与美国之间的英国,也开始靠近法国和德国,试图形成英法德轴心。
欧盟的成功不仅是对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的挑战,而且是对“美国制度优越论”的挑战。它意味着多边主义的胜利,美国的单边主义将遇到真正的对手。单极世界向多极世界的转变可能在21世纪上半叶得到实现,美国的“帝国战略”可能无法阻挡这个历史趋势。它所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是深远的。美国同俄罗斯的关系早已不是“蜜月伙伴”了,俄罗斯把法、德两国看作是牵制美国的战略伙伴。美国非常担心亚洲的地区合作机制,声称“不愿意看到在亚洲出现第二个欧盟”,甚至对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亚太盟国的走向也开始有所警惕,防止他们仿效欧洲盟国的离心倾向。
三、亚洲地区合作进程将改变世界秩序
2004年是亚洲地区合作继续向前推进的一年。这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它不是战争引起的地缘政治突变,也没有像苏东剧变那样出现巨大的权力真空,也不同于以制度建设著称的欧洲一体化进程。这是处于量变过程中的质变前奏。
亚洲地区合作进程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逻辑。亚洲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文化遗产为世界市场提供了巨大的增长潜力。21世纪的亚洲(这里主要是指东亚)具备崛起的机遇和条件。从产业结构上看,东亚经济正在形成相互依存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原有以日本为领头雁、四小龙、东盟、中国尾随其后的“雁行模式”正在转变为中国、东盟、韩国、日本相互推动的“四引擎模式”。绝对的垂直分工越来越转化为相对的水平分工。从市场一体化进程来看,东亚正在形成越来越紧密的自由贸易体系。东亚地区的内部贸易早已超过任何跨地区贸易。东盟—中国的“10+1”贸易协定将推动整个东亚走向自由市场。今后20年东亚将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潜力最大、增长率最高的区域市场。从共同利益来看,东亚国家之间的多边和双边利益越来越扩展。其中突出表现在共同抗击危机、共同承受风险上。1997年金融危机和2003年的ＳＡＲＳ疫情,证明东亚地区“一损俱损,一荣俱荣”。面对各种非传统安全的威胁,东亚国家必须休戚与共,同舟共济。从地区合作机制的发展趋势来看,各种政府间的、非政府组织之间的磋商机制和论坛,正在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从金融货币合作到国际安全互信,都有一系列合作方式,将朝着长期稳定的超国家机制方向发展。从各种文化的交流和共存来看,东亚国家的文化传统长期以来就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在新的共同利益驱动下,文化和制度的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正在构成亚洲软力量的新基础和新来源。存在于东亚各国人民之中的凝聚力、亲和力正在与日俱增。亚洲经济文化的多样性使她的崛起具有特别丰富而深刻的内涵。
在这个背景下来认识中国的“以邻为善”政策,对于保持亚洲的繁荣与和平具有重大意义。中国崛起是亚洲崛起的组成部分。从中国的外交战略布局来看,周边是首要,因为大国关系主要集中在周边,如中美、中日、中俄、中印关系等都在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的重心也是在周边。处理好同这些国家的关系,需要有一个展示中国多边外交的舞台。因此,中国外交的四个支柱都是围绕着经营周边展开的。周边环境是我国国际环境的主要构成,保证周边的稳定才能赢得国家发展的良好空间。
中国对于朝鲜半岛局势稳定的作用得到国际社会的公认。朝核问题本来可能有数种不确定的前景。在中国的参与和推动下,朝核问题不仅没有走向战争的极端反而创造了多边会谈协商解决的机制。本来美国把朝鲜作为伊拉克之后的下一个打击目标,东亚局势就可能出现严重危机和震荡。中国的参与不仅符合中国自身的安全利益,也符合周边的朝、日、韩、美等国的利益。尽管2004年六边会谈没有出现重大突破,但是它对地区安全的稳定作用却是不可替代的。六边会谈机制是最终促成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关键。从近期看,避免了战争的可能性;从长远看,则是有利于东北亚安全的稳定,最终形成东北亚的安全机制。
中国经济增长带动亚洲市场的复苏,形成了利益共同体,为亚洲的贸易自由化提供了一种可操作的前景。“10+1”和“10+3”的发展趋势反映了中国市场与亚洲经济的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在2003年的基础上,2004年亚洲国家对中国的出口继续迅速增长,东亚内部贸易大大超过亚洲对美贸易。年初东亚国家担心中国经济的宏观调控可能影响地区贸易增长的局面并没有出现。而且韩国、日本和东盟的对华贸易都获得巨额顺差。只有地区内部贸易的规模如此巨大,才会出现贸易自由化的吸引力和要求。今年,中国带动全球贸易的增量部分达到18%,在东亚内部贸易的增量带动的比重可能更大。这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核心内容。在1997年前后,这种中国带动亚洲经济的能量还是难以想象的。
当世界在注视新兴大国的“ＢＲＩＣＳ”(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时,中国同印度的关系就更值得关注。在2003年的基础上,中印两国的战略互信进一步加强。经济上,中印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市场具有无限潜力,两国23亿人口占世界一半。在信息产业上,中国的硬件制造和印度的软件制造可以优势互补。加上双方的人力资源优势,中印的经贸合作从一般商品到ＩＴ信息产业都有很大空间。中印在安全上和经济上形成共同利益。不是短期行为,将产生长期的、全局性影响。这种变化对南亚地区稳定也是有益的。中印和解可以促进印巴之间从冲突到和解的脚步。最近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的缓和姿态是南亚和平的重要象征,对于中国西部环境的稳定也有重大的积极影响。
在其他方面也有值得注意的积极变化。如中日关系出现微妙的变化趋势。日本在经济上对中国市场的依赖不断加深,在政治上希望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也需要中国的支持。在2005年,中日关系可能出现修好的互动。中日关系的稳定与改善对于亚洲地区合作机制的发展具有关键意义。又如在台湾问题上,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意识到台独的危险性,反对台独成为维护地区安全与和平的必要条件。在2004年,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宣示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标志。
上述发展趋势证明,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有利于于亚洲地区合作进程,中国发展应当成为亚洲国家共同发展的动力,亚洲国家的合作最终有利于中国的和平统一与和平崛起。这是21世纪世界力量重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外交战略分歧导致美国国内认同危机
2004年美国大选的两党政治分歧突出表现在对外政策领域。尽管在伊拉克问题上,布什政府屡屡失策,但是并没有影响其总统连任。角逐白宫的美国总统选举终于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认输而落下帷幕。这着实让许多美国政治的观察家特别是欧洲的观察家们大跌眼镜。这场选举的结果并不重要,但是它可能引起的美国内外政策变化,以及它所反映的美国国内认同危机,却值得深入思考。
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是名副其实的“大选”。持续时间之长、参与范围之广、竞争之激烈、投入资源之多,在美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这不仅仅是一次争夺入主白宫的总统选举,还包含着国会两院议席和部分州长的改选,可以说是美国政治资源的重新分配、政治版图的重新划定、政治理念的重新确立。因为它关系到美国的走向,在某种意义上也关乎世界的走向,无怪乎世界政要和各国传媒会如此关注选举的结果。
许多评论家把这次选举看作是作为2000年选举的再版和重演,似乎很是这么回事。但是,二者只是“形似”而不是“神似”。因为从2000年到2004年之间,美国的国内经济社会结构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甚至2001年的经济衰退也不过是半年时间的“微调”,经济增长率很快就反弹到4%左右。只要经济还在繁荣,挑战者就很难打倒在任的总统。因此,这次选举说到底不是关于国内政策的大辩论,却突出表现在对美国安全和外交问题的大辩论上。这四年中,美国的国家安全环境发生了可以说是“历史性的变化”。谁能给美国带来安全,就能成为本次选举的赢家。小布什把自己扮演成“爱国英雄”,而克里却无法剥去布什的盔甲。尽管白宫在伊拉克战争中屡屡出错,克里却不能把共和党打得一败涂地。这证明民主党也不具备更彻底的战略思维,某种程度上也希望保持美国的“绝对优势、绝对安全、绝对利益”,他们无法从根本上揭露共和党特别是新保守主义的要害。吞吞吐吐,左盼右顾,欲进不得,欲退不能,这种尴尬境地当然不能将对手战而胜之、取而代之。
美国现代史上的外交政策大辩论同党派政治转变相结合,是一种规律性现象。一次大战后威尔逊提出国联和“十四点”的理想主义外交政策,结果被强大的孤立主义势力打得落花流水。此后,民主党的改革力量被共和党保守派压制了整整一代人。二次大战期间,罗斯福的理想主义外交和战后世界秩序大行其道,民主党的“福利国家纲领”也整整持续了一代人以上的时间。越战后的共和党政府实行全球的战略收缩,同时也推行经济上的“里根主义”,几乎颠覆了罗斯福新政以来的凯恩斯主义,民主党势力出现逆转。冷战结束后,美国两党在外交和安全战略上一直没有找到战略共识,政治上也处于僵持状态。在这次选举中,民主党本来可以借用外交安全政策辩论击败共和党,但是他们没有足够的准备,只能坐失良机。
从地域上看,民主党势力集中在东北部沿海和太平洋沿岸各州,这两个地域比较具有国际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外交传统,与欧洲和亚洲有着天然的联系,价值观倾向也比较自由开放。而共和党势力集中在南部和中部山区,这里具有孤立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外交传统,崇尚美国的绝对利益和绝对安全,价值观也倾向于保守传统。而大湖区各州介于二者之间,这里曾经是民主党的传统势力范围,但是在最近10年中同东北部和西海岸在利益和价值取向上逐渐拉开距离。这次居然成为共和、民主两党拉锯战的关键地区,而且成为民主党失利的主要原因。1990年代初,克林顿—戈尔的成功恰恰在于他们来自中南部地区,削弱了共和党的基础。今后两党的势力消长也主要在于中西部和大湖区,甚至取决于这两个地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程度。这种党派的地域倾向一旦形成,将是一个长期现象,对美国内外政策的影响不可低估。
小布什虽然得以连任,他所面临的挑战却是沉重的:这次选举(以及2000年选举)对美国社会造成的深刻裂痕;新保守主义者造成国内外对白宫的普遍不信任;反恐和伊拉克战争的前途未卜;盟国体系急需修补;两大赤字(超过1万亿美元)积累起巨大的潜在风险;主流媒体与主流决策层的脱节;等等,都有待小布什在今后四年中认真对付。人们担心的是,共和党保守派把这次选举胜利视作选民对单边主义政策的确认,而且挟国会两院多数之威,在新保守主义的轨道上越滑越远。那么,这些挑战就会成为真正的危机。
实际上,这次大选暴露出来的真正危机是美国国民的认同分裂危机。所谓“美国认同危机”,是亨廷顿提出来的。他是从美国的种族构成变化出发,认为盎格鲁—撒克逊可能成为少数种族,有色人种将构成美国人口的多数,将导致美国的认同危机。但是这种认同危机比亨廷顿预料的时间来得更早。这次大选后,支持民主党的选民产生空前的挫折感,甚至出现分裂美国或移居国外的主张。而共和党的支持者并不在乎其对手的心理伤害。这种国民情感的对立是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以来所罕见的。而认同危机的根源不是由于内政或文化的差异,却来自对美国外交安全政策的分歧。这就是“帝国的代价”,当这个“帝国的臣民”不认同它的战略目标时,帝国就面临着真正的危险。因为历史上许多帝国的崩溃不是来自外敌的打击,而是产生于内部认同的分裂。美国是否会走上这条不归路,取决于新保守主义的命运。
新保守派虽然孤立但仍有较大影响力。新保守主义者声称:“要么美国领导,要么陷入混乱,世界别无选择”。他们把美国的价值观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信奉“民主帝国主义”。因此,他们选择单边主义,选择“中东民主改造计划”,选择先发制人打击和政权更替。而这种选择的结果只能是崇尚美国的军事优势而走向滥用武力。虽然布什政府的首任四年在这种思维指导下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但是依然获得多数选民支持而得以连任,这就使白宫很难改弦更张。有些战略家估计,在今后四年中,白宫和五角大楼会对其单边主义政策稍加调整,力求同盟国多一些共识,多增加一些“自愿者同盟”,多用一些外交手段而避免再打一场大的战争。这种预测是否准确,人们可以从2005年五角大楼将要发表的第三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ＱＤＲ)中去加以证实。但是,美国依赖绝对优势确保其全球利益和独霸地位,又以这个地位和实力来强行改造世界的意图不会改变。伊拉克战争以来不断出现的各种矛盾有可能短暂地部分地得到缓解,但是从根本上说,美国承受的“帝国代价”只会越来越高昂。只有到美国国民都无法承受这种代价的时候,才有可能对“民主帝国主义”作出某种纠正。
如果我们把美国经济的四大风险考虑在内: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导致美元汇率长期疲软;美国预算赤字失控;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爆发;以及石油价格持续上涨引起美国生产和消费停滞。那么,今后4年,小布什维系帝国战略的难度就更大了。美元和军事投入是美国霸权的两大支柱,一旦美元和联邦预算出现严重问题,美国霸权必然动摇。另一种前景是,为了避免经济的政治风险,白宫和五角大楼可能导演另一场局部战争,用以摆脱危机和转移舆论视线。不论哪一种前景,帝国的代价都将加大,世界力量的重构都会加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