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历史学家卡尔·博兰尼(Karl Polanyi)在1944年的名着《钜变》中，指出1815年至1914年间欧洲出现的“百年和平”，是基于在大国权力平衡的局面下，英国是单一霸主却有一个自由主义政府(博兰尼称19世纪为“英国世纪”)，而英国的战略目的是致力做大一个国际顺从、自我制约的市场，坚持自由贸易，以实现空前的物质富裕。但到了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个当年的全球化局面出现了强力的挑战者——这里，博兰尼主要是指法西斯政权对英国的全球秩序的抵抗。
二战后有很长时间，共产国家和众多发展中民族国家的经济反依赖政策如进口替代与保护主义，继续抵制全球化市场经济和占对立面的美英法等工业强国在战后重建的新秩序。
一直要到了20世纪最后10年，类似1914年以前的局面——更名副其实的全球化——才再出现，只是单一霸主早已变成美国，目的同样是做大一个国际顺从、自我制约的市场。至于挑战者——就包括中国在内的主权大国而言——现在还没有形成这样的绝对强势挑战者。
对19世纪而言，博兰尼还特别强调一点，就是“社会” 对经济制度的对冲反应，如以英国为例，早前被圈地的农民一而再的抗争，而该国的议会政府，为了各种主动或被动的理由，有时候以政府行为对本应是自我制约的市场经济作出干预，博兰尼称之为“社会被发现了”或“社会的自我保护”，同时令人不安的指出，这种“社会”推动“政治”去干预“经济”的行为，使“市场乌托邦”难以持续。
为了提供谈论当代中国现实的参照资源，这里或许是引进韦伯——另一个令人不安的思想家——的时候。处在“百年和平”的尾声、一次大战前的连续五、六年、后俾斯麦时期的德意志帝国，韦伯在写他的巨着《经济与社会》。对他来说，统治的原型只有三种：靠传统的习性统治、靠魅力领袖的信仰统治、靠官僚法律的理性统治，三种原型在现实中永远是有主有辅的混在一起，而韦伯并没有规范性的说这三种原型哪一种好或不好。
只要成功的受到被统治者的认可，不论三种统治如何混合，皆有合法性(或作正当性)；反之，如果失去了被统治者的认受，不管是哪种统治，都会失去正当性。他不像许多思想家(如马克思)去想像政治的终结和最后的永久和谐；他认为“人对人统治”是人类社会的永恒，期待它的消失是空想。不过，认受与正当性是变动的，统治者必须持续在一个永久政治“斗争”的情况下，成功的争取到被认受的正当性。
韦伯的统治形态的分类，完全不同于一般熟悉的政治体制分类，如亚理斯多德的六种城邦制。对韦伯来说，民主不算是一种统治原型。他把普选领袖的当代民主制，归类为魅力领袖统治，而不是想当然的法律理性统治，并认为大众政党组织会越来越官僚化。
作为坚定的现实主义者(因此阅之易令人不安)，韦伯是个主张强势政府的自由主义者，而且很明显不是英法式民主的全心全意倡导者。他贬低英国普通法，不信服自然法，说人民意志是虚构小说，称普选的领袖是煽动家，指古希腊是民主帝国主义，并说沙俄若民主化会导致与德国发生战争的危机。对他来说，自由宪法以及制造正当性的民主选举，只是功能性的技术设计，他并且毫无兴奋感的承认说，在现代世界，将没有其他制度可以替代议会制度。为了制衡官僚统治，他参与设计威玛宪法，既有普选的议会，也有全民直选总统。没想到挟民意的总统加上宪法第48条的总统紧急状况特权，后来竟为希特勒上台铺了路。这是韦伯政治实践的大失算──凯撒式魅力领袖，凭民主选举和宪法，结束民主的致命案例。
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经济思想上，韦伯支持利润导向的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但反对寻租资本主义和古典放任主义。他反驳来自左右的资本主义批评者，自称是“相当纯正的布尔乔亚”，并认为“不管你爱它或恨它”，没有比市场导向的资本主义更好的经济政策。他分开政治和经济为不同范畴，认为资本主义可以跟威权政府并存。这里有必要补上政治学家查尔斯·林布隆(Charles Lindblom)1977年名着《政治与市场》里有后见之明的名句：“并不是所有市场导向的制度都是民主的，但每一个民主制度必都是市场导向的”。
重提韦伯和博兰尼，因为他们都不是理论理想主义者，而是实证现实主义者，不轻易提供简单的解答和无痛的出路，难以被收编到任何意识型态阵营，切断了很多非此即彼的左右成见，复杂化了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可能只有复杂“鸡尾酒式”的现代观和全球观，才较能说明今天中国的现实。
二
在以上述二人观点作为参照来描述当代中国主要特性之前，我想先用较多的篇幅，对一些我观察到的大陆思想界的近期争论，提出我的看法：
几乎不证自明的是，要处理全球化时代的现代性问题，不能故步自封，必须参照全球不同的思想资源，包括一切对现代性提出不同理解以至批判的思想，部分是来自“非西方”的资源，但暂时更大部分是来自“西方”的。对现代性和全球化的理解，我们不可能不重视西方思想家群体的反思，因为那里也有很深刻的见解。更完全不言而喻的是，要理解现代性和全球化，中国固有思想说不定会有点帮助，但绝对不可能是足够的。
可以进一步说，就算是要理解中国现况，甚至只是勾划中国自己的当代问题意识，这时候中国的固有思想、乡规民约、前现代中国观念等，或许可以做点参考，说不定将来经过思想家的努力研发，可以从而生产出更有用的概念，但暂时是远远不足的，将来也不能只靠中国思想资源。此刻要理解中国、解决中国问题，必须反思全球化现代性，也就是说要参照全球包括中国的有用经验和思想资源。
我尊重善意的学者如沟口雄三用“前现代”中国观念来解释当代中国的问学方法。可是历史——特别是思想史——研究有它的局限，用前现代中国作为方法，不单达不到构成世界图像的目的，连妥善解释当代任何的问题都谈不上，更不用说解决问题了，不论是中国的还是世界的。
光是读儒家经典肯定更不够用——我不反对学子适量读点经，但读经至上主义却是夜郎自大。儒家固然有可取之处，“国学”当然应该研究，甚至温和的儒家仁政主张也是可以探讨的，但儒家原教旨主义则与伊斯兰教、基督教或其他一切原教旨主义一样应受唾弃。主张以儒教立国、学统道统政统合一的复古主义，确是蒙眛主义——那已是很客气的说法，否则可称之为反共和国的思想：当代中国作为一个继承满清帝国强土的现代国家，必须是个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一国多制的世俗共和国。
任何鼓吹汉文明崛起的言论，其实都在动摇共和国的根基，正如主张伊斯兰文明崛起者，最终都威胁到伊斯兰地区的各个民族国家。
许多论者都正确的知道两点：一是中国要崛起，二是中国文化伟大，跟着就脑筋一歪说：所以 ，中国崛起要靠中国文化。这是有很大问题的，问题在“所以” 和“靠”。“中国要崛起”和“中国文化伟大”这两句话本身都没问题，但一用“所以”、“靠”将两句没必然关联的话连起来，就成笑话，说这话的人很明显既不了解中国文化，也不明白崛起需要多少中外古今多元的文化思想资源。
现在中国学者说中国现代性，印度学者则说印度现代性。高丽民族的历史也很悠久，北朝鲜现在走的路更是举世无双，大概是比谁都更有资格说北朝鲜有自已的现代性吧。只是当每个国家说起自已都动辄加上个“现代性”，“现代性”这个词就已变得修辞装饰意义大于现实解说意义。
中国现代性、中国特色、北京共识等，本来都只是对现实情况的不同描述，但若当做规范性的目标来追求，皆有可能变成是带强迫性与对抗性的。
我们知道“现代”没有单一内容，现代本来的确只是人为——你可以强调是西方人——建构出来的概念。我们可以批评别人对现代的理解，但反思现代，不等于中国必然要执着的也去建构一个不一样的现代。
没有错，每个地方的历史与现实都不会一样，都有特性，都要走自己的路，要自我理解，要有自己的问题意识，改变要从脚下现有情况作起点。只是，中国以后不管走甚么路，都是在丰富这个充满差异、多元却是全球化的现代，而不应刻意另寻一种由中国创造的现代 。
许多论者对普遍主义作出应有的严厉批评，但对特殊主义或例外主义却欠同样的严谨批判精神。我们诚然应该警惕以普遍主义为藉口的欺压，但这不等于要故意建构自己的特殊，不管那是所谓中国性或印度性(hindutva) 或日本人论(nihonjinron)，都只是夸大其词的迷思，学理上本难成立，更切忌本质主义化，若作为一种煽动，则完全是不道德的。
特殊主义在学说上最有成就的，还是要数1920年代至太平洋战争结束前的日本哲学界的京都学派。其成员很多留学欧洲，有胡赛尔、海德格的学生，皆曾研习西学特别是当代德国哲学，再向本土固有思想中找资源，建立日本为主体的哲学体系，进而企图代替西方开始的现代，所谓“近代的超克”。太平洋战争前的马克思主义者户阪润，已经称京都学派是法西斯全战争哲学，战后1950年代的日本左翼继续捧打落水狗，而西方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到1990年代还称京都学派为法西斯学派，可见左翼对这类思想应有的一贯态度。我其实倾向赞同另一些从事东西方比较研究的学者，他们主张采用实事求是的态度看待京都学派，认为该学派主要人物西田几多郎、田边元、西谷启治等的有些说法和行为，的确曾在哲学层面呼应了当时的日本民族主义，但他们的整体思想，只是强调日本固有文化的特殊优越性，从而颇成功的发展出一套有异于当时西方的哲学体系，而不是直接鼓吹军国侵略，故不必被贴上法西斯标签(若京都学派算是法西斯，中国许多思想家都可被归类为法西斯了)。这里想强调的是，京都学派的遭遇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警示：这种所谓超克现代的思想——认为本土文化和固有思想资源可建构出超越西方开始的现代的另一种现代——是多么容易被狂热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所利用。
二战后，一些对西方作出批判的人士，一厢情愿寄望中国的革命能发展出有异于西方、日本或普遍现代的新道路。此外，一些身处欧美日本的毛派，亦曾大力肯定文革，其实那种为理念不顾事实常识和人道代价的做法，已不能用一句知识分子的幼稚病就可以原谅，而是做人的污点，如1930年代史达林暴行已开始曝光，而部份西方左倾知识分子仍故意视而不见。
上世纪80年代中以来，大陆官方忌谈文革，而之前也没有把这段历史好好抖在阳光下清理，更没有公开和持续的自我批评认错。不光是几十年过去大陆年轻人对这段历史不清楚，思想界也很容易受蛊惑，分不出宣传文献与实践之间的距离(如鞍钢宪法)，意愿与现实的落差(如文革中的城市医疗资源下放到农村)，对这个时期的各种“创新”望文生义，以表面文献当事实、以样板当普遍实况。希望这种现象只是思想界的实证经验研究做得不到位，而不是思想上的不诚实。
近期较有理论价值的提法是“实践的现代传统”，因为每个地方的确都有自己的铺垫和遗产，实践总是应在本地开始，所谓以本地作为方法，总结实践经验、调整自已的问题意识、修正发展路线，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全球化的现代，如上文指出，光看本地经验虽胜过光靠本地思想，仍是不足为现在及今后师法的，必须同时参照全球各地古往今来的经验和思想。
哪些才算中国的当代传统呢？我们不能把一切曾发生的或只是曾被宣传记载的，都当做该被徵用的当代传统，正如二战后德国不会把战时纳粹德国当做应继承的传统。
可以说，学雷锋等理想主义，或多或少还是可被调动的资源，仍是大陆地区的当代传统，但阶级斗争这种已被唾弃的实践就不该是了。另外，男女平等这项中国了不起的社会成就，是当代传统，但“马锡五审判方式” 这种不讲程序正义的非常时期边区司法，曾在实践上屡屡沦为政治迫害的工具，与把人民诱为暴民的公审一样，决不适用于复杂的今日社会，我们应庆祝它的结束才对，怎能不加批判的把它当成“民众意愿出发”的当代传统？
最近还有论者提出了三种中国传统之说，列举儒家以仁爱为精髓的传统、毛泽东时代形成的平等与参与的传统、以及改革开放后追求市场经济与自由的传统，并援引黑格尔，说中国是一切例外的例外。这些话无一不是聪明人说的聪明话，是贩卖给知识分子的民粹主义，因为其实每个所谓传统都是充满争议性的，不是可以随便一言蔽之的。譬如说毛时期的特点，如果有论者很形式主义化地归纳为平等和参与，反驳者也可以很实质主义地指出该时期的特点是敌我对立的阶级专政和城乡分治的二元结构。又如果说中国是世界史的例外，我们也没有理由不让日本人说他们也是例外，甚至如当年京都学派所论证的，是比中国更例外的例外。
所有本质主义化的宏大总论，都是应该被解构的，任何对实践经验与传统的继承，都应该是一种批判的继承。
1949年以后，如果有真正的实践中的当代传统的话，不管喜欢与否，首先应是指由共产党人建立的庞大的官僚体系。这一体系只有在文革期间局部受冲击，而在改革开放后还一直强力延续，是当下后极权中国的特色，兼备了韦伯所说的传统习性和法律理性两种统治正当性。
这里先提一下马克思曾经主张过的一种特殊主义，即亚细亚生产方式和衍生的东方专制，其中的两大对立阶级——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就是官僚和老百姓。恰恰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马克思的重要学说，是前苏联和中国的共产党从来最不愿多提的，而现在主张特殊本土主义的中国思想家，也很方便的把它当做西方炮制的东方主义，而抛在一边。马克思或许是东方主义者，不过他却误打误撞作出准确的预言：难道今日中国政制的特色，不正是一种可称之为“官本主义”的行政主导官僚统治？
三
在这里我想试着借用韦伯式与博兰尼式的视角，来描绘今日中国，看看能否做到比别的思想进路更贴近现实。
中国现在的主导统治方式是“后魅力领袖统治”的官本统治，加上一点传统习性统治。这种统治方式只要能够不断获得被统治者的认受，是可以具正当性地持续下去。
现在看来，这样的统治可能会延续很长时间 ，因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正当性新共识，受到了希望稳定发展的颇大一部份人的支持，特别是有财富和话语优势的城市人口。这不等于说支持现状的人对政府和执政党不会作出批评，或社会矛盾不尖锐。
这是精英管治、官僚吸纳精英的年代，大量的知识精英正在为这样有正当性的统治服务，而财富精英也与统治官僚关系紧密，既有勾结、也有制衡和反制的关系，但总的来说还是官僚阶层占绝大的主导权，所以可以用“官本主义”来形容中国。
为了获得广大被统治者的认受，官本主义的统治需要越来越频密的调整自己，如近期提出的和谐社会、以人为本、三个代表、以及共产党内大规模的保持先进性教育，可以说是因应“社会被发现”的人民新诉求。并因为传统习性因素已不足以维持统治正当性 (魅力领袖因素更弱)，故需要进一步的理性化：依法治国、宏观调控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胡锦涛和统治班子并因而得到不少掌声。
“政治”的中国官本统治，将持续的受到两方面的压力而要不断调整，即全球和国内的市场化“经济”与民间“社会”的自我保护。这里，我们还可以加一个较新的范畴：生态资源。经济、社会、政治与生态所追求的目标是不相同的，四者之间不仅不会完全和谐，甚至是互相抵触的。这四种难以调和的力量所产生的张力，却更让许多人认为，只有一个强势的中央政府，才能替发展中的中国总体把关，在任何一个关口找到最优化的选项，实现可持续发展计划，并保障中国不乱。官本主义的支撑点在此，强势政府被认为是必须之恶。
政府可成事也可败事，但不能缺席。许多公共政策如金融和国企改革、转移支付、宏观调控、区域协调、产业政策、基础建设、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城市规划、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危机处理、公共财提供、能源开源节流等，的确不是市场自已能找出最优选项的，甚至不能等市场失灵才干预，而是长期需要精英预计和表现集体意志的公权的到位。不过，官本统治本身也是发展的双刃剑，利开山辟石和规划调控，却容易造成资源配置失误和腐败。
任何对政治学有点认识的人都知道，大政府不等于强政府，更不一定是好政府。官僚体系，毛病必多，用法兰克福学派社会学家克劳斯·奥佛(Claus Offe)的说法是：“依赖、惰性、寻租、官僚作风、裙带主义、威权主义、犬儒主义、财政不负责任、逃避问责、缺乏主动和仇视创新，如果不是彻底的腐败的话……。”在中国的具体情况，我们还可以加上各级政府、部委部门、中央与地方博奕不已，公民权备受侵犯，而团结、稳定、协调、合作、和谐等口号，容易沦为对异议者和抗衡群体的打压。官僚自我纠错的能力和改革的诚信受到怀疑。不过，这不表示官本统治局面延续不下去。
中国官本主义对政权稳定的过度强调，不无反讽地助长了地方政府的腐败，因为地方掌权者每以影响稳定为理由打压廉政者、改革者、投诉者和媒体，加上地方政体内的政法不分、缺乏制衡，诱使地方政权“苏丹化”，瞒上骗下、集体腐败、滥用公权、公共与平民资源被吞占，连有良好意愿的中央政令，也常遭到扭曲和抵制。近年已曝光的官民冲突、人为灾难和重大弊案，更多发生在地方层面。
在官本制度下，包括执政党在内的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举足轻重，政府的质素和管治能力，对经济、社会、生态都有关键性的影响。政府政策是左右中国发展的最重要国内因素，政府有形的手在经济领域到处可见。故此在改朝换代和革命议题式微的今日中国，向政府问责和推动政府改革，的确应是公民——特别是公共知识分子——致力的第一课题，关注点体现在宪政、立法、政府功能转变、制度创新、公民维权、媒体监控、中央地方权责、地方检法自主、基层民主选举，以及国际社会的“善治”共识 ，包括廉政、法治、透明、问责、包容、讲效率、无歧视、要先咨询、要有回应、可参与和程序公正。
在中国式官本主义制度下，中央政府若被极左、极右意识型态所劫持，包括毛泽东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文明冲突论等，或过度受制于军方思维，都将是中国与世界的灾难，故此应是头脑稍为清醒的、现实主义的、爱国的、以政治为志业的统治精英们必须警惕和抵制的。
韦伯曾提到一种实质理性，有别于现代官僚法律的形式理性。依这个思路，一些在今日中国已深入民心的实质理性文化观念，例如西方开始的公正、实质自由、人道、人的自主和尊严、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等，印度开始的众生平等、慈悲等，中国开始的天下大同、天人合一、民为贵、诚信、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以及已成形的当代传统如天下为公、博爱、民族共和、德智体群美、个性解放、男女平等、安居乐业、环境保护、为人民服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等，将持续与法律、科学、经济和官僚的形式理性，有着施压与被压、挑战与被调用的互动关系，都可以是深化改革的文化动力。
在1980年代，胡耀邦和赵紫阳政府曾比较高姿态的聆听知识分子头面人物的意见，这是1949年后的例外。1990年代后，政府回复对知识分子的戒心，然而官僚吸纳精英的行为却只有更为积极，更多高学历者成为官员或替政府做计划(我们谈到大陆公共思想时不应忽略这方面的思想产出) ，而不能被政府吸纳的知名公共知识分子或党内外的异议份子，则被选择性的分化、冷落或禁声。胡温当政后，对言论出版的尺度比后期江泽民时候更收紧。但不管喜欢或不喜欢，官本主义的中国要改善管治，需要有效的把理智的批评者以至忠诚反对派纳入体制内。
“社会被发现”的中国，有一个浩浩荡荡的现象已在推动社会面貌的大转变，就是大量农民主动或被动的离土离乡。这将是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迁徙，其背后一大串相关连的问题，要求政府和思想界投入心智，例如农村建设问题、贫富两极化问题、城市化问题、民工问题、移民问题、劳工保障问题、地区不平冲发展问题、粮食问题、环境问题、对外地人的包容问题、下一代机会平等问题等。
官本统治是可以跟包含私有企业与市场的混合经济并存的，或换句话说，包含私有企业与市场的混合经济本身，不会终结这样的统治。不论是从所有制、公部门私部门、市场或计划等任何一个角度来说，中国既不宜被滥称为资本主义，也确实不全然还是社会主义，甚至说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依然是不准确的。宜借用上世纪的西方中性名词“混合经济”以暂名之。
这里加一个韦伯的论点：公民社会的发展也不会自动结束这样的官本主义统治 (我们只要想想香港就知道) 。他认为国家统治与公民社会是两个不同的自主范畴，而且公民社会内的资源和价值之争是永远摆不平的。必须承认，近年中国人私人生活的自由度提升了不少，人民对权益和生活质素的要求也相应提高，在经济发展需要尽快增大内需的压力下，个人收入与消费领域将更市场化和多样化，中产和小康阶层渐成气候，这一方面可能有助于督促政府提供善政服务，另方面却不见得能动摇官本主义统治。如上文所说，较富裕的城市阶层可能因重视稳定发展而选择维持现状。
战争或许是会结束这样的统治的，故统治官僚首要避免与其他大国的大冲突——小冲突是免不了的，但要限制在可控范围内。
中国越来越深入全球经济，而且在现阶段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连同国内市场发展，经济高速成长，创造了巨大财富和国力，举世瞩目，无数人生活水平也因而有所提升。中国极有机会成为现代的发展成功故事、当代传奇。但这并不表示中国经济发展不会慢下来或痛苦的硬着陆。
中国越发展，与其他国家在局部环节上会越多纠纷，但若收放适度，将不至升级成大冲突。例子是中国引进外资却拒不开放金融市场，诺贝尔奖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反因此称赞中国政府敢于抗衡华盛顿共识。有些利益和资源竞争如石油争夺，是有较大的潜在风险，但并非不可以通过经济和外交手段解决。只要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继续用现实主义而不是意识型态作为决策基础，中国的长远国家利益将较有保障。
中国深入参与全球化市场经济还有一个理由：中国崛起需要时间，所谓战略机遇期，和平的外部环境很重要。如果今后中国影响的扩大只是在经济和文化软实力上，甚至在国际社会扮演更显着的大国角色，但政治上内歛而软硬有度、意识型态上不对立不狂热、军事上不外展不争霸，将不致于给美国鹰派及其盟友一个清楚的藉口去说服西方特别是美国人民，再去支持像1946年开始的对当时共产国家的全面实质围堵政策。
因为各大国都深入全球市场，无一可脱身另辟新路，如当年的法西斯德国、苏联和毛泽东的中国，故在恐怖主义阴影驱之不散，国与国、区与区的磨擦不断的局面下，大国之间的全面战争应可避免，中长期和平并非完全空想。
中国崛起后，成为美国这一个逐渐弱化的霸主之外列强权力平衡的其中一强，结束了现下19世纪式不平衡但大致和平的美国单霸纪元，到时候世局将出现新的变数。在一个比较好的情况下，届时仍很有可能逃过20世纪上半叶式的列强争霸战争，也不再重现20世纪下半叶式的双霸恐怖平衡局面，而是进入一个没有独大全球霸权的多极恐怖平衡世界，众多区域性强国皆拥有核武，但相互间都没有彻底阻挡对手还击的第一击能力，故也不敢轻易以常规武力发动全面战争屈服别国，同时确实也脱离不了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体系。这时候，各大国或许就会更愿意渐进的接受民族国家与世界主义组织的全球分工共治，而不去终结和平。
四
现在，很多人表扬中国，也有很多人批评中国，还往往是这样的：顺着话语的路径依赖，说中国好的时候就越说越一片光明，说中国坏的时候也越挖越恐怖。两边都好像有道理，两边都会引来反驳，而且反驳者亦很有道理。而当大家月旦中国的时候，无可避免会说到中国政府和长期执政独大的共产党。
中国的混合经济官本统治，是受“战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的指令经济全能极权大政府的后续。指令经济虽已让位给混合经济，政府也一直在自我调整，但中国的事总还是大比例的牵涉到政府，哪怕现在是非全能的后极权大政府。不过有大权力就应有大责任，中国弄不好，中国政府和执政党肯定要负最大责任。当然，中国好，中国政府和执政党大概也做对了些事。
现在，中国、中国政府政党以至混合经济的一切，好与坏似是拧在一起，而不是非此即彼。这大概也是很多人的印象和常识吧，是一个平凡但很真实的感觉，只要是睁着两只眼睛，谁会看不到？
但若我们注意一下大陆思想界的相关论述，会惊讶的发觉，颇有一部分好像是只睁一只眼，非此即彼，相互抗拒、以偏概全。在政府、政党、机构、企业等组织大量吸纳精英的年代，加上为了顺应国际学术流派的壁垒，说话受自身利益立场限制的情况应不在少数。
我想，其他论述者并不是看不到全貌。一是为了不碰言论禁区以免麻烦，或只能在审查底线迂回而有所不能明言。二是免于抵触群众甚至只是网民情绪而不作敏感之言。另外是学界现实：有些话只能按下不表，不然说得越全就越像鸡尾酒，不成一家之言——理论界头上的奥卡姆剃刀。
也有可能只是体系化的思想，总是落后于现实。20世纪虽已过去，但人们的思想资源，包括其中的理想主义成分和认知典范，包括本文引用的韦伯、博兰尼观点，都是来自上一个世纪或更早的，都与它们生成的时间和问题意识分不开。可是中国现实吊诡而擅于移形换影，我们经常是眼镜度数不对、脑筋转不过来、话语不够用。
据说唐代有一名叫绦树的歌女，可以同时唱两支歌，“一声在喉，一声在鼻”，“二人细听，各闻一曲，一字不乱”。那本事不是人人学得来。
思想界更不好学“绦树两歌”，一张嘴同时唱说两首歌，确是可疑，但不是这样，中国的事情总好像不能说得全。
本文援用了两位现实主义学者的视角，也只是想在同一篇文章内用稍为陌生的密集语言，重新描绘狡黠的现实，顾左顾右而言它，绦树两歌似的为当下的思想讨论弄点难以归类的杂音。在我们还没学会用更精确的语言来表述21世纪鸡尾酒现实之前，至少做到同时睁开两只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