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革命的形成:清季十年的转折(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30 次 更新时间:2013-01-28 14:2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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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 (进入专栏)  

  从这时起,越来越多的读书人已不相信政府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即不再寄希望于这个政权来改变中国的现状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相当数量的封疆大吏也有类似的看法。“东南互保”局面的出现,实则是那些曾在清廷与太平天国之间选择了前者的疆臣,这次却在清廷与列强之间选择了中立所致。“中立”是近代引入的西方新概念,从传统观念看,就是有外侮而不勤王,听凭外人宰割君主,至少也是抗命不遵朝旨。这样的局面,是西潮入侵以来前所未有的。

  在传统意义上几乎等于叛国的“东南互保”,反因朝廷的“失道”而具有了较充分的正当性。当时便少见人说“东南互保”是卖国,清廷事后也未曾对此追究。后来的研究者固可说这是所谓地方权力上升的表现,更不能排除朝廷自觉此前作为已属“失道”,故不宜纠缠,免得提示曾经存在的倒行逆施。但这些因素彼此都有暗中的因应,久已淡化的满汉意识很快再度受到关注,朝廷中出现亲贵内阁,而不少地方督抚也在加强相互联络(以及其中某些人与外国领事的联系加强) ,多少都与“东南互保”有些关系。

  所有这一切,都为次年的《辛丑条约》所固化。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按照诸国酌定”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确立了外倾的国家走向; 而全面的武器禁运则断绝了此前以购买方式强军的途径,并辅以各国可长期驻军的独立使馆区以及削平京师至海通道的所有炮台。一个不得不走向世界的国家,防务上却门户洞开,且已几乎无法实现今日所谓“军事现代化”,怪不得此后“瓜分”就成了舆论的持续主题。而巨额的赔款,不仅使全民直接感受到了朝廷倒行逆施的代价,也为此后一系列内政改革的艰困埋下了伏笔。在越来越重视纸面条文的时代,这等于将朝廷钉死在失道的耻辱柱上了。

  因此,庚子年是清末一个大转折,局面已很难逆转( 却也不是没有可能)。陈三立在庚子当年,即几乎明言朝中已有“暴君虐相”,足以促“民权之说”兴起。他说,泰西“民权之所由兴,大抵缘国大乱,暴君虐相迫促,国民逃死而自救,而非可高言于平世者也”。而中国“义和团之起,猥以一二人恣行胸臆之故,至驱呆竖顽童张空拳战两洲七八雄国,弃宗社,屠人民,莫之少恤”。如此“专制为祸之烈,剖判以来未尝有也”。他的推测是“民权之说转当萌芽其间,而并渐以维君权之敝”。

  戊戌时与陈三立同在湖南推动维新的黄遵宪也想到了“民权”,他原以为,庚子后联翩下诏“设政务处,改科举,兴学校”,或可以达到“尊王权以导民权”之平生希望。然而新政的实际举措令他非常不满,“今回銮将一年,所用之人,所治之事,所搜括之款,所娱乐之具,所敷衍之策,比前又甚焉。展转迁延,卒归于绝望。然后乃知变法之诏,第为避祸全生,徒以之媚外人而骗吾民也。”黄遵宪敏锐地观察到清廷变法那不得已的一面,即避祸全生,以媚外人;而这个寄望于改革者的沉痛绝望,暗示着与陈三立相近的分析,即王权和民权难以两全。稍后陈天华正式提出“改创民主政体”的主张,理由即“现政府之不足与有为也,殆已成铁据”。

  又两年后,山西举人刘大鹏总结说:“世道大变,自庚子年始。人心于是大坏,风俗于是大乖,至学界风潮于是大涨。凡出洋游学,即在学堂之人,多入无父无君之境。诚有不堪设想者。”革命者的经历很能支持这个看法,孙中山在庚子年趁北方之乱而发动惠州起义,虽仍失败,但他发现当时“中国之人心,已觉与前有别”。此前“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而庚子以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

  鲁迅后来回忆说,“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这里的“群”当然是指士大夫,因为一般的老百姓在义和团之时恰与清政府有一度的“合作”。鲁迅和陈天华都曾在日本留学,也都倾向于革命一方;然而他们的表述无意中提示了一个重要的潜在共识,即后来走向激进方式以“掊击”政府的革命党人,也曾有与政府合作以“图治”的愿望,前提即政府能够“有为”。

  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当年士人心态的转变已经引起了朝廷的注意,并有一系列越来越急迫、越来越全面彻底的因应举措。类似废科举、试行立宪这样的改革,都是以千年计的巨变,不能说朝廷没有决心、没有诚意。然而这样的努力仍让相当一部分读书人感觉不满,应有更深层的原因在,需要认真对待和分析。

  前引黄遵宪在短期内即对新政由希望到绝望的进程,当然不是孤立的。故朝廷的举措也不得不步步紧逼、层层加码。即以科举制改革为例,在庚子后几年间,仅张之洞、袁世凯等人奏折中所提出的办法,就几乎是几月一变,一变就跃进一大步;前折所提议的措施尚未及实施,新的进一步建议已接踵而至。原拟用 10 年的时间逐步以学堂代科举,而不过一年,便不能等待学堂制的成熟,就在1905年把实施了至少千年以上的科举制彻底废除,很能体现政府那种破釜沉舟的决心。

  就在1905 年,报纸已观察到“昔者维新二字,为中国士夫之口头禅; 今者立宪二字,又为中国士夫之口头禅”的现象。再到 1907 年,孙宝瑄已感慨道:“风气至今,可谓大转移。立宪也,议院也,公然不讳,昌言无忌; 且屡见诸诏旨,几等口头禅,视为绝不奇异之一名词。”而在数年前,那还是“所梦想不及”的事,现在已有付诸实践的希望了。

  当然,立宪的确立,也要师出有名。先是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载泽上奏说,立宪方可使“皇位永固”。不久,“立宪足以安帝室”的主张渐为朝野所接受。到朝廷正式确立预备立宪年限为9年( 此前各说不一,从 5 年到 20 年都有) 时,孙宝瑄的感觉是“似欲实行,非空言也”。仅两年后的 1910年,颇类当初改废科举的模式,朝廷又将预备立宪期从 9 年缩减为 5 年,而朝野已在讨论进一步缩减为 3 年、甚或立即施行的可能。

  不论朝廷的举措在多大程度上是被逼无奈,这样的步步深入的确体现了改革的诚意。在士人对朝廷的不信任相对普遍之时,很多人对立宪或持观望的态度;然而这正是黄遵宪曾经梦想的“尊王权以导民权”,朝野中不少人对此也曾寄予厚望。一旦实行立宪,皇帝就真成虚君了。但不信任的情绪也并未消除,连御史黄瑞麒的奏折也不能不代为疏解说,他知道预备立宪的谕旨“非空言粉饰、取具文告之谓,乃实事求是之谓;非东涂西抹、铺张新政之谓,乃循序渐进之谓”。这样一种几乎是此地无银的申说,正表明如此理解者并非一二人。黄氏自己便观察到,“今之奉行朝命者,或限于无知,以粉饰了事;或误于妄作,以涂抹矜能”。若奉行朝命者也如此,则向怀疑虑者就可想而知了。

  其实,正如资政院开院典礼( 1910 年 10 月 3 日) 上宣统帝的上谕所说,预备立宪乃是“开千古未有之创局”。而十天前资政院总裁溥伦也在首次召集日上强调,这是“我中国数千年以来没有行过的盛典”!在稍后的第 26次资政院会议( 1910 年 12 月 15 日)上,剪辫易服案的提案者议员罗杰说,关于剪辫有违祖制一层,可以不考虑。若说“不能变更祖制,这个立宪政体,岂不是显然变更祖制吗?既然政体可以变更,何有区区发辫呢?”既然事涉祖制的变更,且要尝试“中国数千年以来没有行过的”大事,“开千古未有之创局”,当然不是可以随便敷衍、粉饰的,实际推行起来也并不那么简单容易。

  或可以说,晚清新政有一致命的弱点,即当时已形成一股内外夹攻的强大政治变革压力,使政府终于认识到全面改革已是刻不容缓,并主动推行了自上而下的一系列根本改革措施。然而,这却正是大量过去维护朝廷的士人开始对政府失去信任之时。在士人心态与清廷政策颇有距离的情形下,改革的不断加速进行,表明政府的确希望可以藉此挽回士人的支持。

  不过,清末朝野之谈论立宪,颇有些类似后来的读书人“说革命” ,始终夹杂着想象和憧憬,很少有人真正认识到立宪是对此前已在推行的诸多具体新政举措的制度提升。由于对此的体认不够深入,也缺乏心理上和学理上的准备。例如,与制度变革密切相关的政治伦理,同样需要有重大的转变,却很少进入时人的意识层面和言说之中。最要命的是,在新政从一些可以分散进行的具体作为上升到立宪的整体制度层级后,很多此前尚未充分暴露的根本性制度困境,就在实际的操作中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来。

  

  三、制度困境下的新政

  

  从清季开始,中国的既存制度不适应时代,便是一个流行的说法。当时人已在申说立宪与专制的对立,稍后又延伸到帝制与共和的对立( 前者是时人对于“政体”的一种概括称谓,后者则是时人所谓的“国体”) 。到 1949年后,至少在中国大陆,则多说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时代的对立。这些见解的思想资源各异,观察视角也不尽同,但大体都接受类似的预设,即一时代应有一时代的制度,而近代中国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其制度却滞后,故不能适应; 惟究竟何处不适应,则各说不一,盖多据其所接受的“适应者”反推也。

  前引龚自珍的“尊隐”说,已提示出不待西潮冲击,中国的问题已存在。汪士铎稍后说,“当咸丰中,海内多故,非上有失政,下有贪酷”,而是因为人口多而风俗奢相,物力不能给所致。由于“休养久而生齿繁,文物盛而风俗敝”,故“不必有权相藩封之跋扈,不必有宦官宫妾之擅权,不必有敌国外患之侵凌,不必有饥馑流亡之驱迫”,虽“上无昏政,下无凶年,而事遂有不可为者”。王汎森先生说: 汪士铎“似乎敏感到帝国内部有一种结构性困境,一种自我内卷化( involution) 的发展”,是真正的世乱之由。

  汪氏所说的权相藩封之跋扈、宦官宫妾之擅权、敌国外患之侵凌以及饥馑流亡之驱迫的四“不必有”,除“敌国外患之侵凌”外,其余几条,直至民国代清,可说没有太大的变化。但近代外患侵凌很可能是造成中国局势变化的一项根本因素,其实际的和认知上的作用皆不可小视(说见上) 。而且,耗散式的体制疲软和衰退通常是可逆的,如通过改善人才选拔( 此汪士铎所最不满)

  ,或其他一些修补式的制度调整,或许就能解决问题。真正的挑战是作为“正确”模式的外来新体制的出现,由于国家目标的外倾导致政府职能的转换,进而不得不进行全面彻底的整体制度更易,这就与此前的困境大不一样了。

  1. 小政府遇到了大问题

  傅斯年曾论“王安石变法”说,“其改革之总用意,亦为富国强兵,以雪契丹之耻”。故不仅其用心不可非,“即其各法,亦多有远见之明,此固非‘不扰民’之哲学所赞许,却暗合近代国家之所以为政也”。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观察,盖王安石的“变法”实已触及社会结构的根本改变,成败当从制度及其背后的基本价值观念看。在中国,“不扰民”的小政府政治哲学早已体制化,至少为体制所固化,若不从基本价值观念上开始转变,并据此对体制进行更易,任何“富国强兵”式的改革都很难成功。

  清末新政也可由此考察: 外敌的实际入侵和继续入侵的威胁,使得“富国强兵”成为政府不可回避的责任,而“富强”的确是傅斯年所谓“近代国家”的政治观念,与“不扰民”的小政府政治哲学形成了根本性的对峙,几乎没有妥协的余地。这就使清廷遇到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中外之间的国际竞争不可避免,为了不在竞争中落败,就只能向“近代国家”靠拢。用传统的术语说,为了“退虏”,先要“送穷”,才可能实现“富强”。体现在政府职能转换上的国家功能转变,意味着整个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治伦理都不得不进行具有根本性的变革。

  中国传统政治讲究的是社会秩序的和谐,其基本立意是统治一方应“无为而治”。先秦政治思想的一个核心原则,即孔子所说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所谓“治世”,即统治一方从上到下均可以无为,而天下的社会秩序仍能和谐。用今日的话说,“无为而治”就是政府尽量不作为。故中国的传统政治,至少在理想型的层面,基本是一个不特别主张“作为”的“小政府”模式,接近于西方经典自由主义那种社会大于政府的概念。中国古人也许很早就意识到了国家机器很可能会自主而且自动地扩张,所以必须从观念上和体制上对此“国家自主性”进行持续有效的约束。

  与“小政府”对应的是某种程度上的“大民间”或“大社会”,过去常说中国是中央集权,那最多只体现在京师的中央政府本身。到了各地,则大体是一种逐步放权放责的取向,越到下面越放松。秦汉时的乡里已非常弱化,实不能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行使“国家”的功能或代表“国家”。至少从唐中叶以后,大体上官治只到州县一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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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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