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竹君:连坐: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的制度基础

——关于连坐与社会治理的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98 次 更新时间:2013-01-26 12:5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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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竹君  

  

  摘要:连坐的核心价值是在组织成员之间形成互相监督、自我管理的约束机制。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宗族、乡里、行帮等以血缘、地缘、业缘为纽带的社会组织,担负着社会救济、纠纷调处、行为规范、共同发展、社会治安等治理功能,其治理形式将利益和规范有机结合起来,寓规范于利益之中,在成就高超治理艺术同时,极大节约了社会治理成本。而连坐正是维系这些社会组织发挥社会治理功能效用的制度基础。中国现代社会治理应当汲取传统的营养,连坐(连带责任)仍然是社会治理基础之一。

  

  关键词:连坐 社会治理 宗族 乡里 行帮

  

  一提起“连坐”、“株连”这些字眼,人们往往想到恐怖、野蛮、血腥,或许是“株连九族”给人印象太过深刻,又与罪责自负的现代法治观念不合,“连坐”、“株连”遭到彻底否定和批判。然而,当我们拂去历史尘埃,透过血腥迷雾,回归到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沉下心来自问为什么一贯讲求“温良恭谦让”的中国古人能够允许如此血腥存在且绵延两千多年时,不难发现株连无辜的背后,并非只是残酷的表象,也并非只是维护皇权统治那么简单,而是中国传统的社会治理方式的重要基础。

  

  一、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方式略述

  

  根据治理理论, 国家对于社会的治理都是在一定的时空背景之下, 通过特定的公共权力和制度安排, 运用相应的治理资源实现社会整合的过程。因而,采用何种社会治理方式,必然与特定的历史背景有关,也与公共权力的安排有关。在中国传统社会,特别是自中唐以后,本着明主治吏不治民的基本准则,官府权力统治只及于州县,对民众治理一般通过以血缘、地缘、业缘为基础组成的各种社会组织进行,官府通过对社会组织的掌控和指导,实现整个社会治理。因此,中国传统社会的基层民间社团相当发达,家族、村社、行会、帮会、寺庵等遍地开花,各类社会成员,无论是达官贵人抑或良贱民众无不生活于其中。官府依托基层社会组织进行治理就是中国社会特殊的治理方式。社会组织之所以以血缘、地缘、业缘为基础,是因为无论生产力发展水平如何,一个人不可能孤立生存,必然与社会发生关系,成为这样或那样社会组织中的一员。从这个意义上说,结社权是人与生俱来的生存权。在各

  

  种社会关系中,每个人必须发生的有三个:血缘、地缘和业缘。血缘关系因为出生而产生,地缘关系因居住而产生,业缘关系因为职业选择而产生。从社会组织组成构成来说,这三者是最自然的,也是最容易被认同的,因此,以这三者为纽带组成的社会组织自然成为社会最基础的、最重要社会组织。这三种组织的典型是宗族、乡里(村社)和行帮,当然,他们就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最基本的社会治理形式。

  

  (一)宗族的社会治理

  

  宗族与家族密切相关,家族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由家庭房派结成的亲缘集团或社会群体单位。宗族乃家族的扩大,是指源于同一祖先、按照父系血缘积聚而成的同姓成员。在很多情况下,家族、宗族没有严格区别,二者可以互用。从社会治理角度而言,许多族规影响后世子孙几百年,如著名的临安钱氏,北宋初年钱俶遵祖父吴越王钱镠遗训纳土归宋,钱氏成为仅次于皇族赵氏显赫家族,钱俶之子钱惟创修临安钱氏谱例,为钱氏后人订立了族规,钱氏后人谨遵祖训,人才辈出。从这一实际出发,本文用“宗族治理”而非“家族治理”。中国历来非常重视宗族作用,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1]。且中国的宗族治理源远流长,早在茹毛饮血的人类早期,族治已显雏形。“古无今所谓国家,摶结之道,惟在于族,故治理之权,亦操诸族”[2]。而在国家出现后,族治及时演化为宗族治理,西周的宗法制就是宗族治理成熟的典型。秦统一六国,苛政酷法之下,宗族治理一度严重弱化。汉朝建立后,宽松的政治环境使宗族开始恢复,出现了许多豪门大族。他们实力非常强大,光武中兴有赖大族之力,汉末混乱和三国战乱都能发现他们身影。两晋南北朝的门阀大族更是垄断国家政权,经隋朝、唐太宗、高宗、武则天坚持不懈的压制才退出历史舞台。自汉至唐,宗族表现形式主要是高门望族。而自宋开始,经张载、朱熹等理学家的大力提倡,《颜氏家训》、《朱子家礼》、《司马居家杂议》的广泛传播,祭礼、宗祠的制度化,平民化宗族开始发展。明清时期,由于国家大力倡导,宋濂、杨士奇、王阳明等大儒名士的努力,中国社会真正成为一个宗族制社会,宗族成了国家进行社会治理的基础和依托。

  

  宗族的社会治理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促进家族成员共同发展。这在经商中表现非常突出。有关研究表明,徽人行贾往往结成规模庞大群体,人数动以千计,这种群体是以宗族乡里关系为纽带结合起来的。在群体中,首领对众商在财力上给予支持,业务上给予指导,众商听从指挥,共同行动[3]。不仅如此,一个徽州商人发迹后,就有一批同乡或族人在其羽翼下发展,成为新的富商[4]。不只徽商,其他商帮,诸如晋商、洞庭商帮、宁波帮等等其他商帮都通过家族合作共同发展。第二,敦族谊,救济族人。族人共奉同一祖宗,对祖宗来说,所有后裔都是他的子孙,是一视同仁的,因而,族人应当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敦族谊特别体现在对族人的帮助和救济上。家族一般都有族产,对于因遭遇凶荒、亲人过世等原因生活贫困的族人,可以动用族产维持其生计,并且其他族人有义务供养他们。许多家族设有“义仓”“义田”,专门用于接济贫困族人和在灾荒之年接济流民。帮助族人就业也是重要救济方式,或是凑本钱让他们做小买卖,或是划出田地让他们租种,或是提供进店学艺费用[5]。第三,兴办家塾义学,教育同宗子弟孝悌和睦,学习文化,鼓励科举。胡适先生自述其三岁丧父回到故乡后,就在家塾里开始接受蒙学教育[6]。很多家族法规明定设义学,如康熙三十五年修订的《毗陵长沟朱氏祠规》明文规定“立义学。族中贫不能延师者,俱送子入祠读书。如幼童品质颖秀,其父甘于废弃,不送读书,罚银一两。” [7]家中贫寒无钱参加科举的,由族产支持。第四,规范族人行为。主要有:①禁止违法犯罪行为,禁止族人窃盗,禁赌博,禁设赌场,鸦片战争后,有加上了禁鸦片。如有违反,就会受到打板子、逐出族外、公议打死等处罚。②禁止有害睦族的行为。如禁挑讼,禁造谣捏造,禁奢靡,禁止盗伐祖先莹墓树木,禁止放纵牛羊毁坏庄稼鱼塘等,违者将受到不同处罚。③规范日常家族生活秩序。主要是规范祭拜祖先、卑下见尊长礼节,规范兄弟分家、收养立继、男婚女嫁行为,规范盖房、用水等行为,规范族人起居择友行为,禁止结交匪类,禁止斗狠、浪荡、淫纵等不良行为,规范族中男女关系等。第五,调处族人矛盾纠纷,规避词讼。明清时期,几乎所有的家族法规都有内部调解,规避词讼内容。这是因为,一则官府诉讼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精力,诉讼成本太高,严重的可能倾家荡产;二则“无讼”思想深入人心,人们不愿意撕破脸面。甚至有的家族禁止族人充当讼师。第六,规范宗祠、族产的管理。上述内容在宗族法规中都有体现,总的来说,宗族的社会治理涉及日常生活方方面面,人们日常行为基本包容其中。

  

  (二)乡里的社会治理

  

  以地缘为纽带组成的社会组织主要是乡里。在不同时期,其名称不同,历史同样源远流长。《周礼》就有“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爱;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 [8]这就是著名的乡遂之制。春秋时名相管仲十分看中乡邻组织,凡治安、风化、功罪、赋役诸要政,均寄予乡里什伍等组织[9]。另一名相商鞅同样在秦国进行了什伍组织改造。但管仲重人伦,其什伍组织功能主要为教化,而商鞅什伍组织则倾向于作为国法君威控制人民的力量[10]。汉承秦制,县以下组织是乡亭,《汉书?百官表》说:“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税赋,游徼徼循禁贼盗。” 唐代实行邻保制,以四家为邻, 五家为保, 百家为里, 五百家为乡。北宋初期, 县治以下有乡和里。神宗时王安石实施保甲法,十户为一小保, 选一较富有之主户为小保长;五小保为一大保,选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 选富户二人为都保正及都保副正;每户有二丁以上出一丁,担任保丁。元在宋基础上增加了社。明太祖统一天下后, 在洪武十四年设立里甲制。每里有一百一十户,由百十户中选出丁粮多的十户为里长。剩下的一百户则组成十甲,每甲十户,每户在十年内轮充一次甲首。里甲制主要作用是征收赋役和调解纠纷[11]。明中后期,为治安抗倭需要,保甲再兴,逐渐替代里甲功能。保甲组织形式是十家为一牌,设牌头;百家为一甲,设甲长;十甲为一保,设保长。清基本沿袭了明的组织制度。

  

  通过乡里进行社会治理,特别是通过保甲进行社会治理,颇得大儒名臣推崇,被认为是善治宜民的治教之基。乾隆初举博学鸿词沈彤评论说:“夫《周官》乡遂之制,自两汉、后魏以迄唐之盛、明之初,略仿而行之,皆得以善治而宜民。而大儒若朱子,名臣若苏绰,近世名儒若魏子才、顾宁人,又莫不称为治教之基。” [12]其实,在唐中期以前,乡里组织,如乡遂、乡亭,还是国家行政组织一部分,汉世三老,命之以秩,颁之以禄,称为乡官制。唐中期以后,随着地方行政管理体制由郡县制向州郡县制演变,乡官制逐渐演变为职役制。在职役制中,里甲长不再是政府官员,也不由固定人选担任,而是百姓轮流充任。这种转变的原因主要是,随着人口增长,地方区划不断变动,地方事务越来越复杂,官僚队伍日益膨胀,朝廷没有能力委派更多乡官进行直接管理。这意味着国家对基层管理从直接管理转变为间接管理,也意味着乡里作为基层社会组织将发挥不同以往的重要作用。这一转变在明清时成熟,乡里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依托。

  

  明清里甲、保甲的社会治理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保甲是官府了解民情、控制社会的依托。沈彤在谈到保甲作用时说:“保甲之设,所以使天下之州县复分其治也。州县之地广,广则吏之耳目有不及;其民众,众则行之善恶有未详。保长、里长之所统近而人寡,其耳目无不照,善恶无所匿。从而闻于州县,平其是非,则里党得其治,而州县亦无不得其治。” [13]第二,教化民众,调解纠纷。教化民众、淳化风俗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官吏重要职责,官员若能使民风淳朴、百姓安居乐业,则为循吏;否则,无论对经济发展有多大贡献,也是酷吏。太史公评价商鞅为“刻薄人”,原因也在于商鞅不事教化,一任苛法。明清主张以孝治国,非常注重民众教化。明朝的教化主要是通过保甲(里甲)+乡约①的形式完成的。明建国之初,朱元璋在里社推行叙长幼、论贤良、睦宗族、和乡里的乡饮酒礼,强调乡里互助,并将社会教化措施归纳为《教民榜文》颁行全国[14]。同时为了配合乡里教化,赋予乡里老人司法权,根据《教民榜文》规定,凡是户婚、田土、斗殴、争占、失火、窃盗、骂詈、钱债、赌博、擅食田园瓜果、弃毁器物稼穑、私宰耕牛、子孙违反教令等事由,乡里老人有裁决权,并且这些审理裁决是在乡里公共场所——申明亭进行的[15]。明代运用保甲推行教化最好的是一代大儒王阳明(守仁)。王阳明巡抚南赣期间,推行“十家牌法”,每家置一牌,上书家庭籍贯人口,有无暂住人口,以备官府考查。十家仍置一大牌,上书十家情况,日轮一家负责审察,如发现面目生疏之人、形迹可疑之事,应立即报告官府。若有隐匿,十家连罪。另“十家之内,但有争讼等事,同甲即时劝解和释。如有不听劝解,恃强凌弱,反诬告他人者,同甲相率秉官。……每日各家照牌互相劝谕,务令讲信修睦,息诉罢争,日渐开导”,且指出落实十家牌法,则能贼盗可息,词讼可简,风俗可淳,礼乐可行[16]。同时,王阳明大力推行社学和乡约,以社学对民众进行正面教育,以乡约“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诫,息讼罢争,讲信修睦,务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 [17]。王阳明在南赣推行的保甲、社学、乡约相结合治理措施,取得了很好效果,对明代中后期及清代社会治理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三,预防贼盗,防止民众隐匿犯罪,同时又是实行“兵民合一”维护治安重要力量。众所周知,商鞅实行什伍连坐制就是鼓励告奸,而他自己死于自己制定的制度之下。王安石的保甲法和王守仁的十家牌法都有将保甲作为兵民组织抓捕犯罪、实行治安联防的意图。第四,随着里甲制的衰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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