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治洪:专制政治·儒家精神·现代自由主义

————徐复观政治思想述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24 次 更新时间:2005-03-15 01: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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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治洪  

  

  内容提要:本文比较全面地梳理了徐复观先生的政治思想,并参照现代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对徐先生的儒家政治观进行了勾稽和评价。徐先生早年投身军旅乃至参与枢机的经历,使他对于通过最高统治者所体现的现代中国政治的专制本质有着十分深刻的认识和非常强烈的厌恨。由此导致他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相当深入地挖掘了专制政治的历史根源,提出了秦代“典型专制政治”说以及自秦迄清二千年沿袭专制政治的判断,揭露了专制体制下社会全面异化和长期停滞的史实。但是,对于古今专制政治的批判并未导致徐先生走向“全盘反传统”;通过对政治—文化的细致分疏、对历史文献的解读还原和创造性诠释,徐先生阐发了传统、特别是作为其主流的儒家文化所蕴涵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基本精神。徐先生坦承儒家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基本精神由于缺乏制度安排而未能落实于社会,因此在这方面应该充分吸纳现代自由主义究心于制度安排的优长;同时指出基于原子式个人主义的现代自由主义由于个人与社群之间的紧张而导致的一系列理论与实践上的困境,也唯有儒家兼顾个体与全体的中庸之道方可解决或避免。徐先生的政治思想超越了狭隘的文化保守主义和“全盘西化论”的两极而取乎中道,实际上指出了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和民主社会建设的可取途径,即:只有彻底批判古今一切专制政治,同时积极阐扬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民族传统中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精神,进而充分涵纳现代自由主义在制度安排上的优长,并且自觉扬弃原子式个人主义以及由之产生的种种弊端,“把儒家精神,与民主政体,融合为一”,才可能建立既具有现代性、又拥有民族文化心理根基的中国式的民主政治和民主社会。

  

  关键词:徐复观 政治思想 专制政治 儒家精神 现代自由主义

  

  徐复观先生中年回归学术。在此后三十余年的生命历程中,徐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中国艺术精神、中国文化传统、古代诗文论的研究乃至时事政论等方面均多有创获,提出了不少不同于前贤或时流的理论观点,成为现当代中国学术思想界的一方重镇。

  

  但是,正因为徐先生自中年以后方才回归学术,此前则投身于时代激流,在翻天覆地的政治—军事旋涡中腾挪起伏,“尝试过政治却万分痛恨政治”,[1]所以,他的“回归学术”,主要地并非那种沉溺于书斋的“冷”学术,而是往往与古今政治密切相关的学术,是介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学术。[2]亦因此,徐先生半生学术事业的最突出、也是最具现实意义的成就,乃在于他通过对中国思想史的爬梳剔抉和对西方现代社会政治的深入查究,从而对古今一切专制政治的无情批判、对中西政治思想及实践之优长和缺失的轩轾批评、以及对儒家德性民主精神的热烈阐扬。

  

  一

  

  徐先生出身寒微,以其夙慧和勤奋,由县学、省学乃至日本留学,一步步走向广阔的世界。[3]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他也经历了一种奇特的人生,所谓“由教室走上战场,再由战场走进教室”,[4]从穷苦书生、小学教员而厕身军旅,从下级军官而擢至陆军少将,从对于政治的疏离无知而周旋于民国各派系要人之间、进而介入国民党权力核心、甚至一度成为蒋介石倚重的人物。[5]但是,强烈的根源意识、敏锐的存在感受以及任天而动的性格使他并不能由于身份和地位的陟降而忘记自己是“一个农村的儿子”,[6]他“几十年来始终想不出做官的好味道”。[7]这种戏剧性的“飞黄腾达”倒是使他切身体验了现实政治的无比沉重,同时切近而深刻地认识了现实政治的黑暗,从而以各种方式对之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如上所述,徐先生曾一度为蒋氏所倚重。这位“党国领袖”无疑是中国现代政治的集中体现,因此,从对于蒋氏的感知中也便最能反映徐先生对于所谓“现实政治”的认识和态度。

  

  应该承认,基于其政治立场,或许也出于对某种知遇之恩或扶掖之德的感怀,徐先生至少在表面上对于蒋氏是恭敬的。从1943年开始,他得以经常接近蒋氏,屡屡就政治问题向蒋氏进言,“似乎都能给他以深刻的印象”,“每在口头或书面上向他提出一次,他未尝不为之掀动一次”,这曾一度激起徐先生强烈的政治热望,促使他产生宏大的政治抱负。[8]1946年徐先生退役后,意图回到学术圈内,因此想创办一个纯学术性的刊物作为联系学界的桥梁,蒋氏于是资助了一笔经费,使当时颇有影响的《学原》得以问世,徐先生因而“由衷的感谢蒋公”。[9]1949年,徐先生在香港创办《民主评论》,经费也是“向故总统蒋公要来的”。[10]所有这些,都使徐先生对蒋氏怀有一定的情意。他曾借妻子之口说:“你一生中以老先生待你最好。”[11]并通过赞美蒋母“抚孤守志,教子成名”而间接肯定了蒋氏的历史地位。[12]可以说,凡是直接涉及蒋氏的文字,徐先生从来没有露骨的不恭之词。

  

  但是,徐先生对蒋氏的恭敬似乎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和理解。他曾通过研究《史记》的《封禅书》、《酷吏传》、《儒林传》中关于汉武帝的记述而体贴出司马迁的笔意,那就是“生于大一统的专制时代,以当代人写当代之史,冒着真正生命的危险”,故“有时不能不有曲笔或隐笔”。[13]这是否就是徐先生本人心态的折射呢?事实上,在徐先生涉及蒋氏的文字中,没有露骨的不恭之词却决不意味着没有微讽或隐刺。徐先生曾记述1948年的一段经历:“有一天,我和陶希圣先生晚饭后散步,陶先生在和我聊天中有两句话我还记得。‘追随总裁的人,有时一下子红得发紫,有时一下子又黑得发紫。’他接着举了一两个例子。”[14]这段平常闲话无疑是对独掌臣民生杀予夺大权的专制君主的另一种描述。可以断定,作为随侍在侧的幕僚,又曾大体接触过“浮在表面上的党政军人物”,[15]无论是通过直接目睹还是间接耳闻,徐先生都不可能是直到陶希圣的“点破”才认识蒋氏的政治性格。这样也就可以索解徐先生在1947年面领蒋氏关于负责建立新组织的指示时,何以令人莫名其妙地“当下涌起一股无法形容的非常沉重难过的心理”,[16]那应该是面对独裁者赋予的难以担当的责任而产生的深刻的畏祸心理。这种心理直到将责任诿于蒋经国方才得以解脱,而徐先生也便在两三年后“完全摆脱了”蒋氏。[17]从经常的接近到彻底疏远,其间不过七八年而已。

  

  1956年,已经跳出体制而在东海大学任教的徐先生发表了一篇轰动台岛的文章——《我所了解的蒋总统的一面》。[18]这篇文章涉及蒋氏的措辞仍然是恭敬的,但实质上对于蒋氏的政治性格进行了十分严厉的批评。徐先生首先认为,蒋氏存在着主观意志与客观情况相违背而以主观的直感欲望强制客观事物就范的问题,指出:“政治地位太高、权力太大、而又保持得太久的人,常常妨碍他与客观事物作平等的接触……于是常常仅根据自己的直感欲望来形成自己的意志,常常把由权力自身所发生的直接刺激反应,误会为自己意志在客观事物中所得到的效果。这样一来,意志不复是由不断向客观事物吸收消化而来的结晶,而只成为更无开阖伸缩性的僵化物;于是顽固代替了坚强,经常陷入于与客观事物相对立不下的状态,而成为解决问题的一大障碍。”[19]其次,徐先生认为蒋氏存在着不遵守作为自己的主观意志之客观化的典章法制的问题,指出:“他(按指蒋氏)对于国家的政治问题,似乎有点像精力过分充沛的工程师,一个工程图案刚刚开始打桩划线,工程师又变了主意,重新再来;或者在一件工程的进行中,因工程师随时举棋不定的修改而不能不限于停顿。加以有机会和蒋公亲近的干部,常要利用此一弱点,便以各种方法助长此一弱点。因为只有在此一弱点之下,可以不顾客观的拘束性而得到政治上的暴利;于是使社会感到不是国家的典章法制在治理我们,我们不是在典章法制上得到政治生活的规轨,而只是根源于蒋公及蒋公所信赖的少数人的主观意志,国家的典章法制,似乎是在可有可无之中。”[20]其三,徐先生认为蒋氏在受言纳谏的艺术方面修养拙劣,致使“一般聪明才智之士,则只能竭尽其聪明才智,作‘台词’的准备,以便必要时在蒋公面前背诵舞台上的台词。而台词的最大要点,便在防止不致因刺激感情而碰上钉子。所以这种台词,只对蒋公的感情负责,而不敢对客观问题负责,并常常增加与客观问题的距离”;即使有极个别人想说真话,也“只能以很辛苦的方法,在此种距离中作点弥缝工作”,“但谁也不能作彻底而有系统的贡献”。由此引发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是,“一般作官的人发生一种变态心理,认为凡是有批评性的舆论,都是存心不良,对政府捣乱;于是有权力的辄出之以横蛮,无权力的即应之以顽钝,使社会与政府无法可以通气,把社会逼得与政府愈隔愈远”。[21]其四,在用人问题上,徐先生指出,蒋氏“对于情意上的要求,在不知不觉之间,常重于在事实上的考察。一个干部,若作了一件合乎蒋公情意的事,则不论因此而受到多大损失,蒋公内心还是喜欢。……于是常常因为一人的‘喑噁叱咤’,而使政府内的‘千人皆废’”,这正是陶希圣早在1948年就提到的所谓“红黑”问题。徐先生在此还指出,“蒋公常常对他们(按指蒋氏提拔的人物)的责任加得太重,以致压垮了他们的负荷能力”,[22]这也正是1947年徐先生面领蒋氏指示时感到“非常沉重难过”的原因。这种用人路线及其层层仿效的后果,就是“斫丧国家的元气,离散社会的向心,侮辱青年的人格”。[23]无论是以主观强制客观还是不遵守典章法制,也无论是缺乏受言纳谏的修养还是专任个人好恶的用人路线,无疑都是专制独裁的表现。徐先生认为,主要是由于蒋氏这种政治性格,导致“国家是整个底失败了”,[24]这是对于专制独裁的最严厉的批判。

  

  如果说直接涉及蒋介石的文字还不能不出以恭敬的话,那么,在一般地论及现实政治时,徐先生的措辞便坦率、激烈得多。他曾将民国时期的政治状况概括为:“将组织走向由一个权力中心点去控制一切的组织方向,以配合军事集中的要求,及个人权力意志的满足。在此一组织方向之下,人不是站在人格、知识、社会上直接对政治、对国家负责,而是人人由一个权力中心点投射出去,再由此权力中心点将每个人系缚着以对此一权力中心点负责。于是人格、知识、社会,不复是人的出发点与归结点,只有此一权力中心才是人的出发点与归结点。权力中心对政治、国家才是直接的,其余的都是间接的。”[25]在这种政治社会中,“许多官吏自己横着‘贵’的变态心理而不肯放,以与极权主义的‘权威’‘威信’的观念相结合,更装腔作势以伸张之,违法乱纪以保障之,以致成为走向民主政治的莫大障碍”;[26]而在权力体制之外,“凡是正当的工商业者,奉公守法的军公人员,立志自励的智识分子,都不能生活。换言之,社会要以不德相竞,而后始能生活。结果,这种亘古的不德,便演变成亘古未有的沦胥之痛”![27]所谓“权力中心点”及“个人权力意志”无疑是指拥有最高权力的人物,而“与极权主义的‘权威’‘威信’的观念相结合”的“许多官吏”则当指各个层次的权力拥有者,由此构成的权力体制是一种由上到下层层宰制的专制体制;在这一体制之外、之下的平民百姓则是专制政治的绝对的牺牲品。徐先生在此不仅仅揭露和批判了现实政治的专制本质,而且代广大平民百姓发出了沉痛的控诉!这正是他所谓“万分痛恨政治”、“非常讨厌现实政治”的注脚。

  

  二

  

  对于现实政治的厌恶与痛恨导致徐先生在其思想史研究中深入掘发了专制体制的历史渊源。[28]

  

  徐先生认为,秦汉以上,有封建而无专制。周代社会政治制度是在漫长的氏族宗法社会基础上,沿袭亲亲、尊尊体制而架构起来的;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周王室不过是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亲、尊的共主。由于王室的日益腐败、宗亲关系的日益疏远、世袭制度以及尊卑秩序的日益破坏等原因,封建制度逐渐崩溃,而专制制度则逐渐形成。在这一交替过程中,曾出现过一个因七雄争霸而使社会政治压力空隙最大的开放时代,其时在思想界发生了百家争鸣,社会历史的发展也蕴涵着多向性。只是由于秦恃法而强,特别是由于在完成统一大业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嬴政(秦始皇)崇尚法家,遂使法家思想一时大行其道,秦也便根据法家长期所追求的政治形态而建立了“典型专制政治”。此后直到辛亥革命,历朝历代虽对秦制有所损益,但基本上都是沿袭专制体制。[29]按照徐先生的说法:“中国二千年的政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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