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钢建:胡适的人权思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22 次 更新时间:2005-03-15 00:5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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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钢建  

  将国民素质的提高过程同宪政法治的实施过程完全分离开来。这种过程分离论在本质上起到维护一党专政和独裁的作用。对于孙中山学说中的独裁主义成份,胡适最早产生疑问。胡适以勇敢挑战的姿态指出:“我们要问,宪法与训政有什么不能相容之点,……我们不信无宪法可以训政;无宪法的训政只是专政。”[11][11]胡适批评孙中山晚年“对于一般民众参政的能力,很有点怀疑。”[12][12]实际上孙中山晚年不仅怀疑民众的参政能力,而且以民权幌子否定人权,以集体主义否定个人主义,从思想深处转向独裁主义。在宪政法治外空谈民权,离个人人权而言民权。这种所谓民权主义同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是根本对立的。加上国民党政府利用孙中山学说公然推行“上帝可以否定,但孙中山不许批评”的文化专制主义,致使胡适不得不对孙中山的学说本身提出挑战。

  

  除了对国民党政策和孙中山学说不满外,直接引起胡适大声疾呼人权和法治的导火线是当时发生的几件事情。

  

  一是所谓“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1929年3月26日上海各报登出消息,说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主任和宣传部部长陈德征提出一个“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该提案提醒人们警惕“反革命”活动,并将“一切反对三民主义的人”视为“反革命分子”。为了镇压“反革命分子”,法院不必拘泥证据。“凡经省党部及特别党部书面证明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他法定之受理机关应以反革命罪处分之。”陈德征的这一提案为国民党法西斯专政大开方便之门。只要党说谁是反革命分子,谁就是反革命分子。法院对于此类案子,不须审问,只凭党组织一纸证明,便须定罪处刑。“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的这一提案激怒了胡适。他看到提案后忍不住给当时任司法院长的王宠惠写信,问他对此提案有何感想。在这封公开信里,胡适对国民党破坏法律程序和根本否认法治的现象提出了抗义。他责问道:“在世界法制史上,不知在哪一世纪哪一个文明民族曾经有这样一种办法,笔之于书立为制度的吗?”胡适将此信稿送国闻通讯社发表。但几天后得知信稿已被检查新闻的官员扣去,未能刊出。这就更加激怒了胡适。他愤怒地表示:“这封信是我亲自负责署名的,不知道一个公民为什么不可以负责发表对于国家问题的讨论”。陈德征知道胡适批评他的提案后,很快写了一首气焰更加猖狂的打油诗登在《民国日报》上。此诗题目为“胡说”,一语双关地直接针对胡适的姓名和主张而来。诗的前几句警告胡适:

  

  违反总理遗教,

  便是违反法律。

  违反法律,

  便要处以国法,

  这是一定的道理,

  不容胡说博士来胡说的。

  

  由此可见,当时国民党已堕落到何种程度。面对国民党政府的专制行为,胡适忍无可忍,不得不起而大声反抗。

  

  另一件引起胡适写《人权与约法》的事件是国民党政府的所谓保障人权令。1929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颁布保障人权令,规定:“凡在中华民国法权管辖之内,无论个人或团体均不得以非法行为侵害他人身体、自由及财产。违者即依法严行惩办不贷”。在国民党专制统治下,实际上“人权被剥夺,几乎没有丝毫余乘”,竟然还会出现所谓保障人权令。这本身就是对人权的极大讽刺。胡适细读此令后感觉到更加失望。他指出此令的缺点如下:一是此令认为人权就是“身体、自由、财产”三项,并且对这三项权利都未作明确规定,自由和财产都包括什么内容,如何受保障等问题都不清楚。二是此令将侵权行为主体仅限于“个人或团体”,而对党与政府只字不提。这就为国民党政府侵害人权留有余地。对此,胡适明确指出:“个人或团体固然不得以非法行为侵害他人身体、自由及财产,但今日我们最感觉痛苦的是种种政府机关或假借政府与党部的机关侵害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如今日言论出版自由之受干涉,都是以政府机关的名义执行的。”三是此令所谓“依法”完全是无稽之谈。对此,胡适指出:“我们就不知道今日有何种法律可以保障人民的人权,中华民国刑法固然有‘妨害自由罪’等章,但种种妨害若以政府或党部名义行之,人民便完全没有保障了。”总之,国民党政府的人权保障令无非是欺人之举欺人之谈。

  

  在国民党政府人权保障令颁发前后,发生了一系列严重侵犯人权的事件。这些事件也是激起胡适愤怒抨击国民党政府无法无天的缘由。一是安徽大学学长被禁案。该学长只因语言顶撞了蒋介石,便被拘禁多天。其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而不能去法院控告任国民党政府主席的蒋介石。二是唐山商人杨润普被军队拷打案。杨被当地驻军拘去拷打,遍体鳞伤,商会代表集体求情也无效。此事还是在国民党政府公布人权保障令后十一天后发生的。这两件事表明,上至国民政府主席下至地方驻军军管,随意侵害人权,何尝受到法律制裁。

  

  面对国民党政府无法无天肆意践踏人权的做法,胡适满腔悲愤地痛吁:“人权在哪里?法治在哪里?”通过对上述国民党政府侵害人权事件的揭露和分析,胡适指出人权的保障与实行法治是分不开的。没有法治没有宪政,保障人权只会流于空谈。什么是法治呢?“法治只是要政府官吏的一切行为都不得逾越法律规定的权限。”法治只认得法律,不认得人。在法治之下,上至政府主席下至地方军官都不得违反法律。实行法治的前提首先是要有一部保障人权的宪法,并且任何人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违者必须受到制裁。然而,当时国民党政府借口孙中山的训政理论,迟迟不愿制定保障人权的宪法。对此,胡适气愤地指斥:“但是现在中国的政治行为从根本上没有法律规定的权限。人民的权利自由也从没有法律规定的保障。在这种状态之下,说什么保障人权!说什么确立法治的基础。”国民党政府的人权保障令不过是一纸空文,欲盖弥彰,更加说明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人权根本没有保障。在胡适看来,如果真正要保障人权,如果真正要确立法治基础,就应该首先制定一部宪法,一部意在保障人权的宪法。至少也应该有一个约法。它一方面规定保障人民的人权,另一方面规定政府的统治权限。是超过法定权限的行为,凡是侵犯人权的行为,无论是何人所为,都得受法律的制裁。

  

  “快快制定约法以确定法治的基础!”“快快制定约法以保障人权!”胡适提出的这两句口号在当时引起广泛的反响。社会上要求立宪和重视人权的呼声越来越高。尽管国民党政府对此呼声置之不理,甚至反而变本加厉地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和迫害,但是胡适对人权法治的倡导的确定对国民党政府的一个有力打击,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震动。胡适本人也因此遭到迫害。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曾以颠覆罪要求正式逮捕胡适。由于胡适有很高的社会威望,免遭逮捕。但其中国公学校长一职因此被罢免,《新月》杂志也遭查禁。

  

  在人权理论方面,胡适没有像罗隆基那样作过系统深入的专门性研究。但他在一些政论和散文中所流露出的平易通俗的人权观念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和长久的影响。特别是他一贯倡导的思想言论自由以及知识分子的特立独行和批判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在强权和专制面前,胡适是从不屈服的。对国民党当局,他敢于针锋相对,对被奉为国父的孙中山,他敢于据理剖析;对独裁者蒋介石,他要求诉诸法庭明辨是非;对社会上种种落后思想和习惯势力,他敢于冒犯众怒鞭挞群愚;对时人盲目崇拜的各种“革命”新潮,他敢于独树己见,逆流勇进。总之,胡适以他特有的人格和风貌充分展示出追求自由人权的不倦精神。

  

  胡适的人权思想如同他的散文风格一样严实晓畅。且在浅显明白的背后,涌动着一股深藏不露的坚实稳固的精神。这就是和平抵制主义的精神。他的自由主义人权思想充满着理性与平和的色彩。他对暴力革命始终持坚决反对态度。他断定:“中国今日需要的,不是那用暴力专制而制造革命的革命,也不是那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也不是那悬空控造革命对象因而用来鼓吹革命的革命。”[13][13]胡适痛斥旧社会的罪恶。并致力于呼唤改造旧世界。但他认定改造旧社会创造新世界的理性道路只有一条,就是呼唤民众和平抵制。他毕生从事的伟业便是催发思想的觉醒和抵制专横的压迫。他选择的道路虽然在现实中充满荆棘且最终被内战和革命打断进程。但他深信不疑终生信守的科学批判精神及其文章中焕发的理性之光,对于后世社会思想的进步,不无启迪意义。只要人类追求自由人权的事业一日不中断,胡适人权思想中的和平抵制主义精神便一日会有其不可阻挡的吸引力。只要人类没有深陷暴力和专横之中不能自拔,胡适倡导的科学与批判精神就会重新对社会文明进步产生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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