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君立:权力的困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53 次 更新时间:2013-01-23 15:26:02

进入专题: 权力困境  

杜君立 (进入专栏)  

  

  世界是上帝创造的,知识和逻辑是人类发明的,其中永远隔有一堵神秘的无知之幕。 ——袁剑

  

  

  传说,在上帝造人之后,人请求上帝:“上帝啊,我们太弱小了。请你再创造一个英雄吧,让他保护我们”。上帝说:“英雄在保护你们的同时,也会欺压你们,吃你们”。后来人们为了抵御各种外来的风险,自己创造了一个利维坦,创造了一个能让他们有归属感的庞然大物——政府,但政府这个利维坦有双面的性格。它由人组成,也由人来运作,因此也就具有了人性的那种半神半兽的品质,它在保护人的同时,又在吃人。所以,就有了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就是把利维坦关进笼子里一说。

  2012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纪委全会上讲话,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反腐机制。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给权力明确提出了“制度的笼子”,这个笼子便是对一切权力的约束。“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习近平这此次讲话可以被理解为之前关于“宪法”的一种细化和延伸。在不久前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他说“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的特权”。对沉疴遍地的当下中国来说,失控权力已经完全沦为作恶的工具,这绝不仅仅是腐败的问题。只有认真面对权力这只怪兽,直面法律和宪政的荒芜,才有可能使中国真正跳出2000多年积重难返的“权力困境”。

  

  一

  

  《商君书》中说:“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汉帝国崩溃以后,司马父子篡魏,如同当初曹氏父子篡汉。此后,东晋、宋、齐、梁、陈五朝,都是由大将当权,入朝拜相,封公、封王、加九锡,然后再逼宫、篡位的。一篡五朝,历数百年,历史惊人地相似。由暴力和阴谋的篡夺而来的魏晋时期堪称中国最为黑暗的时代。世族豪门权贵以恐怖高压来维持统治,不仅民众沦为刀俎上的鱼肉,而且士大夫阶层也没有任何安全保障。苏轼的《读晋史》一诗说:“沧海横流血作津,犬羊角出竞称真。中原岂是无豪杰,天遣群雄杀晋人。”

  “竹林七贤”是魏晋时期的知识分子代表,也标志着中国第一次犬儒主义高潮。这些愤世嫉俗的文人放浪形骸,沉醉不醒,试图摆脱压抑的现实。《三国演义》中,祢衡脱光衣服击鼓骂曹绝非空穴来风。刘伶酒后就不穿衣服,被别人看见,他就说:“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世说新语•容止》)“裈”就是“裆”。

  《晋书》中记载:“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喜欢裸体的阮籍常将官场比作人的裤裆,将聚于其间追名逐利的官吏比作虱子和跳蚤。他说,这些虱蚤隐藏苟且于裤裆的夹缝之中,自以为找到谋生与发达之路,将自己一生用于在裆里打转转,机关算尽,委曲求全。一旦“裆”失火,则坐以待毙,连逃生处都没有。

  竹林七贤相聚的时候,经常一起喝酒唱歌。所谓唱歌,其实就是学驴叫,而阮籍学得最像。所谓喝酒,其实还有一群猪参加。“竹林七贤”与那个住在木桶里的第欧根尼一样,都是反体制的。嵇康靠打铁为生,吕安为人灌园,他们都拒绝加入体制去做官,结果被司马氏诛杀。

  第欧根尼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创造了一种生活方式,并且身体力行——他决心象一条狗一样地生活下去,这就是犬儒主义。

  据说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慕名来拜访第欧根尼,问他想要什么恩赐。他在木桶里回答说:“只要你别挡住我的阳光”。亚历山大说:“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愿意做第欧根尼。”亚历山大的这句话后来被罗斯福改为:“如果我不做总统,我愿意做广告人。”正如总统与广告人是两回事,亚历山大与第欧根尼象征着截然相反的两种生活方式:前者追逐权力,而后者放弃权力(权利)。

  

  二

  

  第欧根尼时代,东方的中国游士遍地,文才武功灿若星空,孔子孟子苏秦张仪毛遂荆轲们如过江之鲫,圣人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见当时中国还是一个自由社会,但权力的威胁已经越来越严重,老子提醒人们:“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到了李斯时代,中国已经完全沦为一个权力社会——“己所欲施于人”之“施”就是权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之“加”就是权力。

  李斯依靠文字为生,是一个刀笔小吏。他不认为人应该“像狗一样活下去”,他认为人应该像老鼠一样活下去:“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厕所里的老鼠以粪便为生,整天担惊害怕,而官仓里的老鼠养尊处优脑满肠肥,心安理得得根本不像个小偷。他对老师荀子感叹道:“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将西说秦王矣。”意思是说,人生在世,卑贱是最大的耻辱,穷困是莫大的悲哀。一个人总处于卑贱穷困的地位,那是会令人讥笑的。不爱名利,无所作为,并不是读书人的想法。

  李斯后来果然成为秦国官仓里的权力之鼠,他为秦始皇献计献策,倡议焚书坑儒等等,一时权高位重炙手可热。直到有一天,李斯一家走在去刑场的路上,那时的李斯对儿子感叹说:“我再想和你去东门牵黄犬逐狡兔还行吗?”这只官鼠临死竟然羡慕起厕鼠来。

  对秦始皇来说,赵高与李斯堪称青龙和白虎,如同毛万岁时代的康生与郭沫若,他们不仅都是书法家,而且都是一时无两的权力象征。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赵高欲为乱,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持鹿献于二世,曰:马也。二世笑曰:丞相误邪?谓鹿为马。问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马以阿顺赵高。什么是权力?指鹿为马就是权力。当鹿遇见权力时它就是变成了马。

  这一段故事几乎与2000多年后的《皇帝新装》有异曲同工之妙:众人都相信了眼前的鹿是一匹马,以至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皇帝因此开始斋戒悔过——上天惩罚他将马看成了鹿。在这段典故中,权力如同一种魔鬼的幻术,它不仅改变人的行为,更可怕的是,权力竟然可以改变人的思想。

  鹿并不是权力的化身,赵高才是。赵高杀皇帝的时候,侍从们几乎都逃跑了。皇帝指责一个没跑的宦者说:“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宦者道:“正因为我以前没有说才能活到今天。”在赵高的刀剑下,这个秦始皇的儿子哀求道:“我做一个小小的万户侯可以么?”被拒绝;他又哀求道:“我情愿做一名普通老百姓可以么?”仍然被拒绝。秦始皇的家业就这样完蛋了,5天后赵高也完蛋了,赵高的三族为赵高陪葬。

  商鞅创造了贯穿中国2000多年专制统治的户籍禁锢制度。皇帝更替后,商鞅逃亡,竟没有一处敢收留这个始作俑者。因为“商君有令,任何人不能收留没有官府凭证者,否则主人也要连坐。”商鞅被捕后在咸阳车裂——这条刑法也是他发明的。历史就是这样充满嘲讽。

  

  三

  

  亚里斯多德在《政治学》中说过:“把权力赋予人等于引狼入室,因为欲望具有兽性,纵然最优秀者,一旦大权在握,总倾向于被欲望的激情所腐蚀。”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研究历史得出的结论是:“权力,不管它是宗教还是世俗的,都是一种堕落的、无耻的和腐败的力量。”中国2000多年的专制政治营造了一个诡异的权力社会,或者说,这是一个从上向下扇耳光的社会,每个人都是这个权力金字塔的一部分。这好比树上的猴子,下面的忍受上面的屁股,上面的忍受更上面的屁股,层层叠叠。这种社会如同《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瓷国,看起来一切都坚硬无比,但其实脆弱不堪,轻轻一碰就成为一盘散沙。这好比叠扑克塔,到了一定阶段,稍有风吹草动就突然崩溃。覆巢之下无完卵,所有的人都成为殉葬者。

  在汉帝国崩溃之时,90%的汉人在这场崩溃中死去,随之而来的“五胡乱华”几致汉文明灭绝,从此以后中国仅仅只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不再是民族概念。此后将近2000年间,至少有一多半时间里,作为人口主体的汉人和牲畜一样只是活在中国的奴隶。

  权力社会如同大压小的扑克牌游戏,权力是唯一的社会规则和尺度,每个人都受到权力的支持或支配。权力常常体现为一种合法伤害权,要么是伤害者,要么是被受害者。一个人在某种时间某种空间是伤害者,但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空间却是被伤害者,这里没有公平恒定的规则和尺度。在中国历史中,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可以对任何达官显贵生杀予夺,但他仍不能避免杀身之祸。即使铁腕如慈禧,亦不能逃避死后抛尸。

  权力(power)与力量(force)是同义词。它是在物质、社会和观念这三个层面上运作的。权力总是意味着不平等,因为权力总是“宰制性”和“非对称性”的。所谓“宰制性”和“非对称性”,汤普森是这样界定的:“当既定的权力关系处于系统性非对称状态时,就可以把这种状态描述为宰治之一种。当个人或由个人组成的团体以一种持久的方式被赋予权力,而且在以这种方式阻止(或者在某个重要程度上不允许)其他人或团体接近这一权力时,无论进行这种阻止时基于何种基础,权力关系都是‘系统性非对称’的。”

  权力社会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弱者只有任人宰割的境遇。这里没有永远的强者,任何强者都是相对的暂时的。或者说,在一个权力社会里,每个人都是弱者,大家都是权力的人质,随时都会被权力撕票。权力制造了一个被恐怖笼罩的社会,每个人心中都满怀恐惧,灾祸随时会降临到每个人头上。孙立平说:“我们最大的痛苦是没地方说理,令好人寒心的社会就是最坏的社会;中国需要一场社会进步运动,其目标是:制约权力、驾驭资本、制止社会的溃败。”

  

  四

  

  法国著名哲学家孟德斯鸠在《法治的精神》中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爱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经验。防止权力滥用的办法,就是用权力约束权力。权力不受约束必然产生腐败。”权力社会是一个巨大的弱势陷阱,任何人一旦进入权力社会,那么他也就踏入了权力困境,总有一天会沦为权力的牺牲品。从权力金字塔的最高权力者到金字塔底层的芸芸大众,在这个权力困境中,没有人不是弱者。从物质上看,中国人获得天堂地狱般分明;但从精神上,大家都一样没有未来。

  在举世无双的强大秦帝国中,商鞅是弱者,韩非是弱者,李斯是弱者,赵高是弱者,子婴是弱者。如果说秦始皇是中国第一个皇帝,那么毛万岁就是中国最后一个“万岁”。刘少奇当年祈求让自己下乡去做一农民而不得,权倾天下的林彪竟落得死无葬身之地,毛万岁何等强梁亦不能荫护自己的遗孀。

  爱因斯坦说过:“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权力社会制造了弱势陷阱,也制造了弱者心态。委曲求全和小人得志是权力社会的两种极端表现。权力的多变和脆弱使权力更加具有侵犯性和随意性,任何人在权力面前都毫无抵抗力和自我保护能力。或者说,权力使所有人都沦为弱者,这就是弱势陷阱。

  30年前,随着毛万岁的生理死亡,中国从一人独裁的权力社会走向社团专制的权力社会,社团成为凌驾于社会、国家和法律之上的哥斯拉。社团不仅成为权力的来源和象征,而且也是财富的出处和归宿。任何社团以外的民众都沦落为权力的对象,“被”一度成为大多数中国民众的真实感受。在社团控制下的权力社会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非社团成员,面对法律的无助无奈,常常顾影自怜,喊出“弱势”的悲鸣。

  在这种“权力困境”中,数亿农民无疑处于最底层,而社团以外和体制以外的大多数城市居民也逐渐加入进来,富士康跳楼者标志着大学生群体的沉沦,杀童事件警示了弱者与弱者之间的相残。正如鲁迅所言:“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刀向更弱者。”

  在中国2000多年来的权力社会中,每个人都是被权力伤害的弱者,而弱者唯一的救赎只能是权力,所以上访和太监一样,成为源远流长的中国特色。上访的拯救机理在于以皇帝的独裁权力压制官吏的专制权力,即以权力拯救来对抗权力伤害。当下中国已经使上访制度严重失效,因为至高无上的独裁权力已经不存在。社团化的专制权力不可能产生自我的约束和自我惩罚,这是权力的本性。

  弱势不是财富的贫穷,而是权力的羸弱,或者说权利的匮乏。面对权力的伤害,一个无能为力得不到任何拯救的人就是“弱势”。在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中,没有人不是弱势,因为大家都处于一个巨大的“权力困境”中而不能自拔。

  

  五

  

  孟德斯鸠将人类社会分为理性-法治社会和暴力-权力社会,很不幸,中国属于后者。中国人最崇拜的是权力而不是智慧,支配社会的不是法律而是暴力支撑的权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杜君立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权力困境  

本文责编: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民权理念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0883.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7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