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新一代领导人的反腐大计在网络上掀起狂潮，一时间人人争当“腐败稽查员”“网络红卫兵”，以新兴的社会化媒体微博为平台，广发揭黑、曝贪、反腐的“大字报”，一些贪官在这一狂潮中的落马，更加助长这股以微博为主要平台的网络“揭丑”运动的风势，即便是在中共严控议论的情势下，一时间各种难辨真假的传言、流言充斥于网络，似乎在宣告“网络文革时代”的到来。而微博，就是网络红卫兵的大字报。
有分析人士指出，在现实世界中红卫兵虽然早已消失，但在网络的世界里，红卫兵似乎却在慢慢苏醒，他们扮演着从网络向现实世界的拆迁使命，所以进入他们眼中的“挡路者”，无论站着或躺着，都必中枪。而这也引起了中共的警觉，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已连续三日警示依法管控网络。这种“类文革式”的网络运动，同样也引起了长期注意中国发展的观察家们的关切和忧虑。
网络“红卫兵”唤醒文革记忆
“红卫兵”是30多年前“文革”期间出现在中国大地上的一个特有人群，这些年轻人怀着“报效伟大祖国的一颗红心”，投入到“伟大的革命运动”中去。“红卫兵”们“颠覆一切”、“打倒一切”、“造反一切”，而这些“一切”被无限扩大，成为中共建政以来一个难以磨灭的“伤”。
虽然很多人在事后把这个伤的过错都推卸到了最高领袖毛泽东身上，做错了事情的“红卫兵”们，摇身一变成了那个时代的“受害者”。但当回首当年，人们不禁要思考：为什么，不分青红皂白造反一切？为什么，不做调查研究人云亦云？为什么，打着“爱国”，却在“害国”？为什么，一张大字报就可以毁掉一个老学者？
其实，任何时候都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文革”期间就曾公开提倡用“毛泽东思想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去分析和发现阶级敌人的蛛丝马迹。因此，不管是什么人，只要被盯上，就能找出“罪状”。而现今的微博揭丑同样也是这样。
在中共新领导人这出反腐大戏中，他们也同样扮演了“红卫兵”的角色，借助于互联网，各种各样的“揭丑”信息犹如“文革”时期的“大字报”，在以微博为主要平台的网络中传播，虽然其中不乏已被查证属实的信息，但观察家们担忧，随着事态的发展，难免会出现鱼龙混杂，惑众谣言横流的情形，这显然无益于解决问题，甚至还会带来很大的麻烦。
经历过“文革”的人痛陈：“每每想起当年‘红卫兵’的所作所为的时候，都不禁一身冷汗，如果再搞一次政治运动，又有谁可以幸免呢？”
微博大字报，“文革”思维的延续
大字报，是张贴于墙壁上用大字书写的墙报，是当年“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自由”之一。大字报可长可短，可以是几十个字，也可由成百上千个字，只要你想写，对人、对事写什么都可以，不需要审批，并且可以任意张贴在任何场所。更为重要的是，大字报是一种政治工具，与当时频繁政治运动相关联的阶级斗争、政治暴力的实现方式。
关于大字报最主要的功能，有论者总结称：一是揭露，二是批判。“揭露”可以是确有其事，也可以是无中生有；可以是实事求是，也可以是断章取义；可以是伸张正义，也可以是为虎作伥；可以是实话实说，也可以是瞒天过海。“批判”可以是和风细雨，也可以是暴风骤雨；可以是有的放矢，也可以是无限上纲，乱扣帽子。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1957年）到70年代末20余年的时间里，中国共贴出了多少张大字报，恐怕是一个永远都无法统计出来的数字。遥想当年，稍微能识文断字的人，没写过大字报者，或许不会很多（有的即便是自己不识字，也会请别人代写），而没看过大字报的人，在中国大地上恐怕更是寥若晨星。
1975年，大字报已成了强弩之末的时候，却被写进了堂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人们对“文化大革命”反思的深化，大字报的弊端也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在1980年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中共正式作出决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议，取消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作出决定，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所谓“四大”的规定。
对大字报的危害有切身体会的人，谈起当年那些“炮轰”、“勒令”的大字报，依旧心有余悸，不寒而栗。而今，作为新兴的社会化媒体，微博在人际沟通、信息传播、社会监督中所产生的正向作用十分明显，但微博传播的碎片化、大众化、分散化、随意化所导致的信息谬误、片面也十分明显。在众多微博事件中，针对公民个人的侮辱性言论和歪曲事实的诽谤，有的已明显造成对公民权利的侵犯，让人联想起“文革”时期的大字报。
尽管微博和大字报由于历史背景、法制环境不同，不应轻易的在他们之间划等号，但一些毫无调查依据的捕风捉影、恶毒的人身攻击、对个人隐私的随意暴露还是具有明显的大字报特质。
而就功能上说，微博的这个“个人舞台”要比大字报的舞台大得多，可以这样认为，“微博”把“大字报”从单一的“政治目的”带向了包括“政治目的”以外的更为广阔的领域。微博实名举报官员反腐行为，显然就是带有“政治目的”的行为，虽有利于揭露问题，但同样也可能充满“杂草”。
另外，“文革”时期的大字报，最主要目的是“引起普遍关注”。
而今，借助于互联网，以140字左右的只言片语，就能组成微博的内容，并在第一时间即时向全世界发布，其最主要目的同样也是“引起普遍关注”。其中区别只是在表现手法上，“大字报”比较原始，“微博”却充满现代气息。
孰是孰非，值得深思！
在当下中国，微博已成为重要的信息发布载体，微博话题也早已从日常琐事转向社会事件，逐渐发展成为介入公共事务的新媒体与舆情表达和汇集的重要平台。社会名流、公众人物、专家学者——甚至连政府机关、政府官员都开通了微博，微博已经实实在在地走进了政治生活，走进了参政议政。
为此，有人说微博成了“新传媒”，让老百姓有了对社会公共事务的话语权、监督权、参与权。当然也有人说，“牛鬼蛇神”可以在光天化日下招摇过市了。
“文革”时期，不认字的人不会写大字报，也看不懂大字报上说些啥，别人怎么说，自己就怎么听，反正是“有人说了”。同样，现在，缺乏独立思考，不求甚解的博友们会说“某某某的微博说了……，信不信由你，反正我是信了”。
微博正在改变舆论格局，其社会影响力在不断增强，或许这原本应该算是一件好事，一件关乎于发扬民主的好事。但是由于微博功能被“揭露”与“批评”所主导，加之用户水平的良莠不齐、网络管理的缺失和失控、内容表达的碎片化和简单化等等因素，难免会出现扭曲事实真相，甚至出现“暴力强拆”的现象，这些都是需要警醒的。
当然，也有人认为，红卫兵是个人崇拜下的集体无意识，而网络曝光腐败的人意识相当清醒。网络不仅改变了舆论格局，也使民众获得一点跟官员跟政府博弈的力量以及监督、揭露权力腐败的方式，尽管还根本无法跟宪政民主国家中公民的力量相提并论，但就这样也令某些势力极度恐慌和仇视。孰是孰非，值得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