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华 林辉煌:农民祖业观与乡土社会的产权基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25 次 更新时间:2013-01-22 14:2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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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华 (进入专栏)   林辉煌  

  

  在祖业观的影响下,中国农民形成了一种较西方私有产权性质完全不同的产权观念。通过对农民产权实践的考察,发现中国的产权是一种非排他性的、非可转移性的,建立在血缘基础上,通过代际更替和兄弟分家实现对财物的占有和使用,并以维护财产永恒存在的产权形式,本文称其为“家业产权”。基于家业产权上的人与物的关系,以及由财产关系建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构了与西方市民社会不同的中国社会形态,即乡土社会。

  

  一、产权与社会形态

  

  从产权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形态并不是一种全新的视角,但从农民的产权观念入手来考察中国乡土社会形态却是比较新颖和有趣的。斯密(AdamSmith)、马克思(KarlMarx)、诺斯(DouglassC.North)等都认识到了私有产权对现代西方经济社会形态的基础性作用。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相对,马克思(KarlMarx)提出了“东方社会”,认为中央集权所统治的农村公社共同形成了一种停滞的社会形态,而“东方社会”的经济基础则为基于土地国有和土地公社所有制度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世界缺乏近代西方社会的私有产权制度,因而这些西方以外的世界既不能在经济层面上实现突破,也不能自发地生长出类似于西方的政治社会文化。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从经济基础、社会结构、社会秩序、社会规范、社会变迁等角度描述中国乡土社会特色,并在总体上建构了“乡土社会”这样一个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概念。尽管费孝通先生是将农村社区作为研究对象的,但是他的理论抱负却是“了解中国人是怎样生活[①]”,也就是说“乡土社会”概括了中国社会的一般类型。如此一来,“乡土社会”就不是指称“中国的广大农村”,“乡土社会”从经验性描述上升到了一种理论建构,它是一个构成了与“市民社会”相对的理想类型。

  在农村调研过程中,我们深深地感触到了农民对于土地的重视,用农民的话说“土地就是命根子”。当前很多农民能够进入城市生活,或者已经在城市生活,但他们依然保留对“乡土”的想象。对于中国人而言土地并非仅仅是一种生产资料,人与土地的关系也不是西方法律意义上的物权。中国小农生产方式的根基就在于中国农民所特有的产权观念,中国农民的产权的在内涵上较西方私有产权具有本体性差异。基于这样一种产权意识所形成的土地和劳动成果分配方式,及其包含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构成了“乡土社会”。本文将从农民土地产权观念入手,来探讨“乡土社会”是如何构成的。

  

  二、祖业观与中国产权性质

  

  (一)农民产权意识中的祖业观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随着经济社会变革发生了多次变化。制度层面上的变革,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对土地产权的认知,农民对土地的占有和支配实际形态随着制度变革而变化,而他们骨子里关于土地产权观却保持了稳定性。现在所要探讨的就是土地制度“系统整合”[②]背后,农民“生活世界”所蕴含的产权观念内涵。

  在农村调查时,我们发现农民并不是通过严格界定人对物的所属关系来确定产权,并且农民对法律赋予他们产权的自留地、房产等,都不具有绝对的支配和处置的权利,另外,农民在进行土地使用权流转时,也严格地受到村庄规范约束与他人的干涉。我国农村当前依然普遍地存在着农民不是按照法律规定来界定产权的情况。相对于界定土地产权的国家法律,中国农民的土地产权观念就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农民的一些说法深刻地反映了这种“地方性知识”的内涵,比如他们经常说“这块土地(这座房子)是祖先留下的,是祖业”。包含在农民意识中“祖业观”建构了农民所具有的一种较西方私有产权不同的产权,本文称其为“家业产权”。

  (二)家业产权的实践形态

  继替性。所谓“继替性”是指包括土地、房子、生产工具、生活资料等财产的转移,主要是通过代际之间的传承实现的。费孝通先生描述了生育制度中的社会继替过程,他主要是从人口再生产和社会结构的角度来分析的。实际上,在这种人口的继替的过程中,也包含了财产的继替过程。中国社会以父系为重的“单系偏重”的社会继替方式决定了财产继替上,同样也是以男性之间的传承为主的[③]。

  财产继替最直观的形态表现为“父亲将财产转移给儿子”,类似于法律中的“遗产”,不过却与法律意义上的“遗产”有根本差别。法律上的“遗产”转移行为本身是建立在私有产权的基础上的,即父亲将对某物的私有产权转移给儿子(或女儿)[④]。而发生在中国社会中的财产继替并不是建立在私有产权的基础上的。比如,父亲将土地交给儿子,儿子获得了一份“祖业”,他必须要守住这份“祖业”,否则就对不起父亲。同样,父亲交给儿子的土地本身可能就是父亲从他自己的父亲那里获得,而这块土地可能是几百年前某位“太公”置下的产业。儿子获得土地之后,他可以经营土地来满足生活,除此之外他不仅要赡养父亲,还要为死去的祖先祭祀,这种“反馈”模式就是建立在土地继替基础上的。儿子获得土地之后,他并不具备完全的处置权,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卖掉的,他不仅要对得起祖先,而且还要对得起子孙。正如农民常言:“我就算不能创业,至少要能守业”,所谓守业还包含对子孙负责的含义。而最称职的人就是能够不断地扩大家业,既光耀了祖先,也为子孙创下家业,致使子孙获福。

  在继替过程中,财产就不单单地是一种物品,而是被赋予了较多的文化内涵,物品形态、数量和支配主体的变化,都将牵扯到“祖先”、“我”、子孙这三种人格。按照西方物权法律的规定,一个产权上只能由一个人格(包括自然人和法人)所有,而对于受“祖业观”支配的中国农民而言,一个产权可能就归“祖先”、“我”、“子孙”这三重人格所有。如此一来,任何一个当下支配财产的主体就不具有真正的产权,财产要归包括死去的“祖先”、活着的“我”、未出生的“子孙”这样一个在时间上无限延伸的家族所有。

  分割性。中国家庭本质为“同财共居”,但正如费孝通认为“以多继少”与“人口资源压力”导致分家是不可避免的[⑤]。分家的过程在纵向上看是财产的继替,而从横向上看则表现为兄弟间的财产分割,财产的分割只不过为财产继替的另外一种表现形态。

  中国的家产采取了“诸子均分”的方式,分家之后的兄弟之间相互独立,各自谋生活,小家庭变成了一个新的“同财共居”单元。弗里德曼(MauriceFreedman)在论述中国分家时说:“一旦各自的家庭都建立起来后,在法律意义上,两个或更多的兄弟之间便不再成为经济上相互协作单位的一部分。一个家户的成员对其他家户的成员也不再具有经济上的当然权利。他们之间的经济互助应该是合理地按与陌生人相同的处理方式来制定契约性条款。[⑥]”弗里德曼的看法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形。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分家之后的兄弟相互之间有较强的连带责任,比如,兄长要帮助兄弟娶媳妇,帮助他们建房子,等等。访谈时村民告诉我们,兄弟间若是不帮忙,在道义上是说不过去的,并且会受到其他村民的谴责。

  在农民看来,“分家析产”并不能建立对财产的私有产权。张佩国研究发现,“家计独立并不能使新分开的小家确立一个完全独立的财产边界”,对于兄弟而言,“你的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⑦]。产生上述情形的原因不在于分家不彻底,而是在于小家庭所支配的财产都是从“祖先”那里获得的,兄弟只不过分别控制了祖业的不同部分,而每个人并不是财产的所有者。另外,家庭财产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家庭成员的生活,并且要维系家族的传承,所以,兄弟之间的财产上的要相互资助是自然而然的。

  象征性。所谓象征性是指,在农民的财产观中,不同的物品,所承载的意义是不一样,导致其具有不同的重要性。包含象征意义的财产形成了等级序列,财产的等级性来自于它与祖先的关联性,越是与祖先联系紧密的财产的等级性就越高。等级性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不同财产之间是具有等级的,二是指财产的占有是要与占有主体的等级关联的。在乡村社会中,我们可以将农民的财产按照等级做出一个简单的排序:祖坟、祠堂、坟山、(公共)土地、祖屋、水塘、民房、宅基地、自留地、承包地、各种动产等。这样一种排序尽管简单,却可以说明问题。比如,祖坟是一个村庄,一个姓氏的“命脉”,动了祖坟可能就会破坏风水,就会招致灾祸,并殃及子孙;同样,祠堂是一个宗族的象征,如果祠堂被别人占有了,就意味这个宗族丧失了对该地域的占有。财产等级性的第二个方面表现为占有上,比如,在分家中分割一套房子的时候,一般是长兄占有左边的,弟弟占有右边的。

  财产的象征性说明了,在农民的财产观念中,财产不单单是一个物品,它具有物质性和经济性质之外的性质。在西方的私有产权概念中,财产是仅仅是作为一个物品出现的,并且在市场交易中财产被化约成为货币,是以实现经济价值为最终目的的。而在中国农民的财产意识中,财产不能等同于货币,也不可随便用于交易,比如坟山、祠堂是根本不可能进行财产转移的。这种财产观念限制了市场交易过程。

  (三)家业产权的性质

  日本学者寺田浩明研究明清时期的土地交易后得出结论说:“无论国家还是社会中,都找不到离开事实上的领有关系而证实抽象的权原存在和保护其存在的所谓‘土地所有制度’[⑧]”。滋贺秀三从传统中国的民事法源性质的角度来解释这种现象,他认为对于包括财产纠纷在内的“民事案件而言,却没有任何机关有意发展出一套具有私法性质的规则,也不存在任何使判例得到统一的机制[⑨]”。实际上,中国之所以没有发展出类似于西方现代私法规则来维护“土地所有制度”,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不存在西方意义的私有产权。

  制度经济学家德姆塞茨(Demsetz,Harold)认为,“排他性”和“可转移性”是私有产权最重要的内涵。在逻辑上,排他性在私人产权中是第一位,因为只有保证了所有者的自主权,由所有权带来的效率和成本都被内部化,私人产权才能够发挥激励作用。通过界定产权,并建立产权制度来保证私人对财产的排他性占有,才能够形成市场交易,即实现产权的转移。现代资本主义体制的基础在于“保障受尊重的、安全的产权和自主运用财产的自由权的各种制度[⑩]”,即私有产权制度。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有意对照私人产权的两个基本内涵,对中国农村产权性质进行考察。发现在我国广大农村中,在同一个姓氏之内,个体在很多物品上不具有排他性产权。农民不是按照国家土地承包法律法规来界定一个人对土地的占有和使用的权利,而是从这个人与建立“基业”的祖先之间的血缘关系来认定他的占有和使用资格的。按照财产等级,包括坟山、祖屋等在内的一些不动产,任何个体都不能排他地占有,只有包括粮食等生活资料在内的动产才归属于个体家庭所有。

  从人与物的关系的角度来看,家业产权并没有包含私有产权所具有的排他性。当下归于个人名下的财产,是从祖先那里获得的,并要传承到子孙那里去。前面已经讲过,财产的主体不是当前占有的人,而是包括“祖先”、“我”、“子孙”在内的三重人格。私有产权的主体是具体的自然人或者法人,而中国家业产权的主体是由上述三种抽象人格构成的“家族”(宗族)。如果家族绵延不息,财产就能够永恒存在。因此,当下的“我”是没有资格处置暂时被其占有和使用的财产了,这就是家业产权非排他性的本质。

  当私有产权通过交易的方式实现物的转移并建立起人与人的关系时,恒定的是“人”,变动的是“物”。而在家业产权的继替过程中,恒定的“物”,变动的是“人”。唯有一代一代人生生不息才能够确保财产权。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解释中国人“传宗接代”的冲动。家业产权是通过财产继替来实现物的传承的,它是建立在血脉延续的基础上的,因此,中国家业产权也不具有私有财产意义上的可转移性。

  在财产实践上,“祖先”、“我”、“子孙”是一并出现的,财产主体是由这三重人格共在构成的,并组成随时间绵延的“家族”(宗族)。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乡土社会中,作为物质基础的财产是与家族一并存在的,财产在,家族就在,家族不灭,财产就不灭。这样一种产权性质决定了最主要的财产转移方式是发生在具有血缘关系的人群中,并且以纵向的传承关系为主,同时表现为横向的分割。他是一种“祖先”、“我”、“子孙”共在,活着的人之间具有连带责任,并以血缘为界限的产权形态。归结起来,中国家业产权是一种非排他性的、非可转移性的,建立在血缘基础上,通过代际更替和兄弟分家实现对物的占有和使用,并要维护财产永恒存在的一种产权形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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