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许纪霖谈莫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75 次 更新时间:2013-01-21 09: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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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再复   许纪霖 (进入专栏)  

  

  【编者按】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东西方学界争议声不断。FT中文网就此采访了旅美学者刘再复教授与中国学者许纪霖教授,请他们就一组相似问题作答。刘再复先生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许纪霖先生从知识分子人格的角度,对莫言获奖表达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为解读“莫言现象”提供了多维视角。我们将他们的回答整理汇编于下,以飨读者。

  FT中文网:莫言获奖,以及莫言的诺贝尔颁奖发言稿引发了很多争议,一些批评者评价他为“乡愿”,您是如何看待这些争议的?

  刘再复:诺奖影响巨大,莫言获奖后引起争议,并不奇怪。不过,正常的争议应在“审美判断”的范围内进行,即讨论其文学水平是否名符其实。但目前对莫言的争议中却设置了太多“政治法庭”与“道德法庭”,指责莫言为“乡愿”,就是一种严酷的、肤浅的带政治性的道德判断。这种判断所以浅陋,是因为它完全没有面对莫言的“根本”即莫言的文学创作。莫言的深邃精神内涵和“莫言”这个名字所呈现的良知方向,全在作品中。只要阅读一下莫言的作品,就会明白莫言在作品中表现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最高的道德勇气和道义水平。在政治高压之下,有这种勇气和水平很不简单。从《透明的红萝卜》到《蛙》,他的所有作品都直面中国社会现实的黑暗,也都直面中国国民性的黑暗。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良心的呼唤,都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火热的正义感与道德感。莫言创作了十一部长篇小说、三十部中篇小说,八十多篇短篇小说,五部散文集,九部影视文学剧本以及两部话剧作品。莫言著述等身,但只要读一部《天堂蒜苔之歌》,就会感受到作品中磅礴的浩然正气和大悲悯之心。小说中的中国人是那样贫穷,那样可怜,那样卑微,那样悲惨,那样无助;而站在中国人头上的乡村小官僚又是那样凶恶,那么残忍,那样虚伪,那样狡黠。读了莫言小说,再麻木的心也会哭泣。像我这样曾被莫言的道德勇气所感动的人,听到有人说莫言是“乡愿”,觉得这完全是对莫言人格的歪曲。

  当然,作家的现实主体性与艺术主体性是有差距的。莫言在写作中把个性、人性、野性甚至“魔性”发挥到极致。作为作家,莫言时而像大魔术师,笔下的语言魔术、情节魔术、主题魔术、手法魔术等变幻无穷;时而像“撒旦”,宣称文学就是“在上帝的金杯里撒尿”,讲起故事更是“颠覆性叙事”,把那一套根深蒂固的“政治权力叙事”和“政治意识形态叙事”完全颠覆了。但我们不能要求莫言在现实生活中,也应充当魔术师也应充当撒旦。我觉得他在现实生活中面对一些政治性难题确实“不懂”、“不开窍”,确实有些“懦弱”、“幼稚”。然而,恰恰是这种“幼稚”和“混沌”才使莫言成其为莫言。倘若他政治非常成熟老练,善于“斗争”也善于迎合,我们这个地球就没有“莫言”这一巨大的文学存在了。我喜欢莫言,正是喜欢他在写作中才华横溢,而在现实生活中却有点傻,常常会冒傻气。要是莫言太聪明,决不会有今天的文学成就。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中的大英雄郭靖,正因为他有点傻,所以才能学到“降龙十八掌”的真功夫。黄蓉因为太聪明,所以只能学到“打狗棒”的小功夫。莫言就是文学英雄郭靖。

  许纪霖: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研究的专家,不是文学批评家。所以,我从一开始就不是从文学、作品的角度来评论莫言。我是把他视作当代知识分子中的一员来评论的。既然作为知识分子出现,人们不仅要看他的作品,也要看他作为知识分子最基本的东西。这就像他的作品一样,同样要受到公众和批评界的监督。

  在今天中国的制度环境内,知识分子在有些事情上有所进取,是有难度的。比如,你公然声援艾未未,是需要很高的道德勇气的。要求知识分子做这些事情,是不公正的。甚至,我个人可以原谅,莫言在法兰克福书展上,他被迫退席,还有他说的那些话,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那些场合,他的确有压力。我对莫言的批评主要是两件涉及到知识分子底线的道德问题:一个是抄写《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个是歌颂重庆的唱红打黑。说实话,这些事,就是不做也不会付出什么代价,也不会有太大的压力,这就是我要强调的底线。如果,莫言是一个坚定的左派,相信薄熙来是对的,至今仍相信《讲话》是好的,那我即使不同意莫言的政治立场,我依然在人格上尊重他。但是如果不是这样的,那这样的举动,要么说是幼稚,要么说是无聊,无论是哪一种,我都称之为一种平庸的“乡愿”。

  FT中文网:被批评者诟病最多的是莫言以作协副主席身份抄写《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以此质疑他作为作家的人格,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刘再复:又抄写,又解释,这又是冒傻气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基调是要求文艺为政治服务,以政治标准为评价文学的第一标准,甚至要作家诗人成为不穿军装的军队。这种基调导致二十世纪下半叶前三十年的文学严重政治化,以致使文学变成政治意识形态的转达形式,危害极大。因此,至今还发动作家抄写这篇讲话,坚持“讲话”的精神,显然是荒谬的。莫言参与抄写,显然又犯傻。但他不是投机,而是犯傻。我能理解莫言,他是一个把全部生命都投入文学创作的人,文学写作是他的第一生命,绝对生命。为了保护这一绝对生命,他把其他事情看得不那么重要,也不会认真地动脑筋,甚至没有什么感觉。许多才华横溢的天才面对政治性游戏都很“麻木”、“糊里糊涂”,莫言也是如此。他的这一行动顶多只能算“幼稚”,不应以此对他进行人格裁判。

  FT中文网:您如何看待中国作协副主席和诺贝尔文学奖之间的关系?

  许纪霖:我觉得莫言有什么身份无所谓。即使今天莫言是作协主席,如果他够这个资格领奖,我并不认为这个身份有多么重要。强调“作协副主席”的身份,可以视作海外的偏见。海外最主要的是以身份划分人,这是因为他们对于中国体制的不了解。中国现在有很多对体制有抵抗的人,不仅在体制外,也有在体制内的。问题不在于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而是你是不是对体制有距离感,有警觉,在体制内部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这是最基本的。

  前阵子有人盯着贺卫方说:你是党员,怎么还不退党?这个很荒谬啊。我也是中共党员,1984年入的党,在北大打出“小平你好!”的时候,我们那时对共产党充满了希望,充满了热情。我曾经写过李慎之和王元化,我把这两位我非常尊敬的中共党内的老人,称之为“老派共产党人”,这是李慎之的话。所谓“老派共产党人”,是为理想而加入共产党的。早期的共产党是充满着理想的,我们当时在80年代初的时候,是怀着这样一种理想加入共产党的。所以,我不是说莫言是共产党员,就应该怎么样,这是一种充满意识形态、思想懒惰的偏见,是不能放在中国具体的历史语境来看的。对莫言的批评不在于他是党员或者是作协副主席,而在于他本来应该有所不为,也可以做得到有所不为的,但他却给自己留下了一个人生的污点。

  刘再复:我觉得这两者之间一点关系也没有。诺贝尔文学奖所以有威信,是它历来只看“作品”,不看“头衔”。诺贝尔没有势利眼,诺奖没有势利眼,这是诺奖一以贯之的尊严,也是诺奖赢得全世界敬重的原因。

  “中国作协副主席”(作协副主席共有十四人),是莫言的世俗角色;而“作家”才是莫言的本真角色。莫言之所以能取得写作的成功,正是他一直坚守、捍卫住自己的本真角色,让本真角色像天马行空,鲸鱼跃海,充分地放射内心蕴含的光和热,从而写出世纪大画卷式的文学传奇。至于世俗角色的“作协副主席”乌纱帽,对他来说,并不重要,也不足挂齿。他自己曾说:“在中国大陆,高官意味着有车有房,有一切优厚的待遇。但我这个副主席是挂名的,不在职的,所以一切照旧,该骑自行车去买菜,还是得骑自行车去买菜;去医院看病该排队,还是得排队。尽管如此,我还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了,很多人见到我叫‘莫主席’,我听了以后很不舒服,很不适应。谁若叫我莫主席,我认为他不是我的朋友吧!谁叫我莫老师,我觉得他可以成为我的好朋友。”(引自“文学与我们的时代”,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日,莫言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演讲。载于《明报月刊》二〇一二年第十一期)莫言这段表白是真实的,我完全相信。和莫言相遇相处过的朋友都告诉我,只要和莫言有所接触,就会闻到他全身都是作家味,泥土味,根本没有半点“作协副主席”味,更没有一丝一毫的官味。莫言获得这么高的文学成就,他根本不需要作协给予的头衔。是作协需要莫言,而不是莫言需要作协。更重要的一点是,他当了“作协副主席”之后仍然一如既往地以赤子情怀和大自由的心态,发表痛快淋漓的讲话,毫无八股腔调。这说明,“乌纱帽”根本不在他的脑子里,更没有成为紧箍咒。带上“齐天大圣”名号的孙悟空还是孙悟空,带上“副主席”的魔术师还是魔术师,带上花纹的大鲸鱼还是大鲸鱼,这才是关键所在。把“作协副主席”看得很重要的不是莫言,而是莫言的质疑者和文坛表象的看客。顺便提一句,十五年前,我曾说,一个托尔斯泰比一打苏联作协还重要,千万不要把“作协”看得太重要。

  FT中文网:在中国现行政治体制下,中国当代文学的困境和机遇在哪里?莫言获得诺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会有怎样的影响?

  刘再复:我出国前,知道中国当代文学的困境是政治的干扰,现在又多了一个“经济市场”的干扰。但根本的困境并非外部环境,而是作家本身内在的困境。自由不是上帝给的,也不是政府给的,而是自给的。只有自己意识到自由,觉悟到自由,才有真自由。我说莫言是“黄土地上的奇迹”,正是因为他在一个最贫瘠的乡村里,也是在一个很难生长的土地上,却自己长成一棵独立支撑的大树,一个震撼世界的大作家。他的生长环境恶劣到极点,“困境”困到令人难以置信。可是机遇却在苦难深重的困境中。天才都是个案。曹雪芹在文字狱最猖獗的时代,隐姓埋名,却创造出中国文学的第一经典极品《红楼梦》。莫言给作家的启迪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启迪之一是他告诉人们:饥饿,苦难,贫穷,不幸等困境,恰恰是文学最好的摇篮。

  不过,外部人文环境的自由宽松也确实有益于创作。但中国的人文环境还是有问题。我因为是高行健的挚友和研究者,就切身体验到被禁锢的伤痛。

  像高行健这样的汉语写作天才,至今他的作品还不能进入他的祖国,还在被禁锢,连他的名字也不能在书刊上自由出现。我所写的研究高行健的书籍与作品也还不能自由出版。此事既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耻辱,也是我的心灵困境。我了解一点“全息论”,从高行健这滴血,我感受到当代文学全身的许多信息。不过,我也看到,像莫言这种“颠覆性写作”和他的批判力如此强大的作品还能在大陆畅通无阻,说明当下写作的自由度比我在国内的那个时期强多了。莫言获奖对于那些真爱文学、真把全生命投入文学的作家肯定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所谓积极影响,是指创作心理影响。“彼能往,我亦能往”,这一心理肯定会在当代作家中扩大。

  前些天我到李欧梵家,他送我《人文六讲》,便说到西方英美小说想象力的贫乏和他们所处的环境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的中产阶级,其生活体验太有限了,身边的现实不够多姿多彩,对历史的回忆皆从书本中来……唯一可以发挥的就是叙事技巧。然而,技巧没有想象力的支撑和现实的视野,也只能落于玩弄文字的层次。所以有些理论家认为:文学原创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参见《人文六讲》第8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李教授所说的这一西方文学困境,正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机遇。中国当代作家经历的生活不仅多姿多彩而且还经历过莫言似的大苦大难,大爱大恨,生活体验刻骨铭心,倘若能够充分表述,一定会有成就。莫言的代表作全是既有现实的深广度又有想象的视野。其成功的密码正是在这里。他的震撼力来自开掘现实的深度加上非凡的想象力。而凡是刻意经营技巧的作品,如《十三步》,倒不那么动人。莫言给中国当代文学提供的基本经验,乃是敢于冲破一切教条的束缚,敢于直面现实、直面人性,把苦难化为资源,把困境化为机遇,把“惨淡的人生、淋漓的鲜血”化作长江黄河似的壮阔审美形式,并非叙事技巧。莫言的成功,不仅启迪了中国作家,恐怕也能启迪欧美作家,也许还能刺激他们从沉迷于“叙事技巧”的傲慢中解脱出来。

  许纪霖:中国文学如果要发展,最好就是纯文学回归到文学本身,有一个自由的空间,比较少地受到制约。一个是环境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另一个就是能够超脱于市场和金钱之外。国外的一些优秀作家,是被大学养起来的,成为驻校作家,或者得到基金会的资助。这些资助是没有条件的,让你过体面的生活,或者仅仅是维持温饱的状态。但是今天,很多作家,有非常功利的目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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