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江:探寻新增长“结构红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9 次 更新时间:2013-01-21 00: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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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江  

  

  中国经济过去十年的“高增长奇迹”是全球化红利、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和制度红利共同驱动的结果。随着四大传统红利逐渐消失,未来增长中枢渐近下移不可避免。中国经济将告别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期,进入中速增长的新阶段。而是否能够充分挖掘潜藏在现有经济体系中的“结构红利”,将是未来十年中国经济能否将年均增速稳定在7-8%的关键。

  

  四大传统红利渐失引致增长中枢下移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日欧等各大经济体均遭受重创。2009年中国果断出台“四万亿”,挽狂澜于既倒,避免了经济陷入严重衰退,但却带来了物价高企、产能过剩等严重后遗症。随后政府出台一系列宏观紧缩政策。自2010年初至今,中国GDP增速连续十一个季度回落,到2012年第三季度仅为7.4%。显然,本轮经济回落既是短周期总需求紧缩的结果,但更重要的还是潜在增长率下降的表现。从长周期看,过去十年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四大红利”基本释放完毕,中国经济增长中枢渐进下移已不可避免。

  全球化红利透支。过去30年,全球贸易增长不到7.5倍,而同期中国出口额增长87倍,中国无疑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另外,中国的开放度(外贸总额/GDP)从90年代末不足40%攀升至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60%以上,大大超过其他大型经济体,显示继续上升的空间极其有限。全球金融危机是中国“全球化红利”由盛转衰的拐点。到2011年底,中国的开放度下降至48.7%,出口对GDP甚至出现-4.3%的负贡献率。可预见的是,随着全球经济进入低增长周期,贸易保护主义、民族主义日益抬头,全球化已经很难成为支撑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驱动力。

  人口红利趋于衰退。普遍认为,中国人口红利仍将持续一段时间,但红利爆发期已经结束。2011年中国劳动人口占比74.42%,同比微降0.1个百分点,结束了之前多年上升的趋势;人口抚养比为34.35%,同比微升0.18个百分点。推动人口抚养比上升的主要原因是老龄人口抚养比的提高。另外,“刘易斯拐点”也日益临近,根据有关机构估算,农村可转移的富余青壮劳动力已从1990年的1.3亿下降到目前的0.3亿。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中国人口红利正走向衰竭。

  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强化。随着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日益严重,全社会普遍认识到粗放型增长已至穷途末路。近年来,中国政府开始主动承担全球节能减排任务,并承诺到2020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另外,中国公民意识的觉醒也正发展成为驱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厦门、大连、宁波等城市接连出现群众游行,反对政府引进PX等高污染项目,并提出“我们不是改变政府,我们需要政府改变”等极具公民意识的口号。

  制度红利逐渐弱化。过去三十多年,市场化改革一直是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各种体制性、机制性障碍日益凸显。尤其是在“四万亿”刺激计划出台之后,经济部门之间资源配置失衡的局面更加恶化。作为民营经济标杆的江浙地区,近两年大规模出现民营企业倒闭和老板“跑路事件”。企业普遍感到赚钱没那么容易了,企业家普遍对未来缺乏信心,经济体系中实业投资的动力和活力明显不足。

  一阶段,中国决策层必须高度重视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这一事实,经济政策不再适宜追求过高增长率,否则将导致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甚至带来“滞胀”风险。

  

  “结构红利”释放将驱动新一轮经济增长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教授在其名著《各国经济增长》指出,一国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密切相关,“如果不去理解和衡量生产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是难以理解的”。经济增长不仅是总量问题,更是一个结构问题。可见,四大传统红利的逐渐消失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缺乏增长潜力。对于中国经济来说,依靠资源增量驱动的总量式增长或难持续,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依靠现有资源的再配置,推进现有体制的再调整,实现经济效率的再提升,这才是“结构红利”驱动式增长的真正内涵。

  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经济可通过三个方向的结构调整,逐渐释放隐含在经济体系中的“结构红利”,进而在未来十年将经济增速维持在“七上八下”(7-8%)的适宜区间。

  一是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发展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是技术不断进步,产业不断转型升级的过程。从产业层次看,中国的发展可谓机遇和挑战并存。所谓机遇,那是由于中国人均GDP以及产业层次的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仍存较大差距,未来仍有“后发优势”和产业升级的空间。但挑战也相当严峻,由于中国制造业在产业层次上存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问题。因此,在技术引进和新兴产业发展的过程中,还需要认真解决过剩产能消化、落后产能淘汰等棘手的经济转型问题。

  二是区域差距结构的缩小。在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下,中国东、中、西部区域发展不平衡日益明显。从长周期看,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性恰恰决定了经济自身仍具有明显增长空间。随着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一系列区域振兴计划的出台和落实,这些区域将产生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其对国内投资和经济增长将产生明显拉动作用。

  三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优化调整。近年来,中国劳动性收入持续下降使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严重失衡。收入差距扩大不仅抑制国内居民消费需求、而且催生了资产价格泡沫,打击了普通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导致经济活力明显下降。未来政策要着力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逐步提高劳动收入占比,促使国内消费需求增长,逐步形成经济增长的内需驱动机制。

  随着结构调整沿着上述三大方向展开,中国经济体系中的“结构红利”将逐步显现。值得指出的是,“结构红利”的有效释放是建立在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的基础之上。如果不继续致力于建设一个更加健全和更富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不探索法制道路以限制行政权力,那么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之路必会受制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发展空间也必将受到极大限制。

  

  下一阶段经济政策的五大着力点

  

  未来政府经济工作要积极把握中国经济“中速增长”的新趋势,力争拿出更多的政策智慧和更大的变革勇气应对新阶段的挑战。对于下一步工作,要注意把握以下五个着力点。

  一是调整投资结构,发挥投资的引领作用。投资不仅创造需求,更重要的是创造未来生产力。在经济增长中枢下移的过程中,要更加重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引领作用。一个没有投资增量的经济体是不会有发展前途的。未来新的投资需求隐含在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的过程中。在投资取向上,必须避免对产能过剩行业和地区的重复投入,而应加大对经济薄弱环节、重点基础设施建设和三农领域的支持力度。值得指出的是,随着城镇化的持续推进,房地产投资在国民经济建设中仍将发挥积极作用。

  二是改善市场环境,营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秩序。好的市场犹如人的机体,需要新陈代谢的支撑。当前企业家信心不足体现出市场机制运作出现了问题。政府部门应该主动面对,积极引导,不断推进自身变革:一是要转变政府职能,减少行政审批,降低企业成本;二是要限制国有部门经营边界,防止与民争利;三是要抛弃维稳思维,避免通过行政手段保护落后生产力,而应致力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生产力新生。

  三是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实现区域间平衡发展。由于历史和自然因素,中国区域间发展极其不平衡,导致东、中、西部地区间财力差异较大。未来在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有必要通过中央财政的调节机制,加大区域间转移支付力度。值得指出的是,区域转移支付制度应该是公共财政的有机组成部分,可探索依据中西部各省份在环境保护、教育发展、资源输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贡献分配额度,进一步提高转移支付的使用效率。

  四是鼓励政府发债,配套推进财政透明化改革。虽然地方政府发债仍存争议,但其作为技术性手段,并无价值倾向,更何况国外地方政府发公债并不少见。未来鼓励地方政府发债,是经济新阶段缓解地方财政压力的必要之举。但是,地方发债必须配套推进财政透明化改革这一“硬约束”。否则,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问题将导致地方财政乃至中央财政出现风险。

  五是实施创新引导战略,培育内生增长动力。过去三十年,中国产业升级主要靠技术引进。随着中外技术差距的缩小,国内企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难度将越来越大。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必须实现由技术引进驱动向自主创新驱动转变。熊彼特认为,经济发展就是持续创新和“创造性毁灭”的过程。未来国家必须从战略高度重视自主创新的重大意义,进一步加大对教育和科研领域的投入。鼓励企业通过技术、产品和商业模式的创新,重塑自身核心竞争力,力促中国经济实现内生可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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