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锐:“北大才子”沈元被处决及其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51 次 更新时间:2013-01-15 21:4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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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锐  

  

  海外“文革”学者王友琴女士曾谈及,1957在北大“反右运动”被打成右派的589个学生中,“文革”中被先后处决的有5人,他们是中文系的林昭,外语系的顾文选,历史系的沈元,哲学系的黄中奇,化学系的张锡琨(王友琴:《顾文选的故事》)。

  这5位遇难的“北大才子”中,林昭遇难最早(1968年4月29日于上海),如今的知名度也最大。其次要数1970年3月至4月“一打三反”中在北京被处决的顾文选和沈元。目前已有海内外学者撰文著述研讨其人其事。至于黄中奇和张锡琨,各方情形,至今鲜见披露。

  笔者此前探讨遇罗克遇难及“一打三反”相关情形,曾尽力搜集当年原始资料,小有所获。近期又陆续有新材料发掘出来。其中有两份原始文本,就涉及沈元被处决的一些内情甚至具体细节。现披露并作探讨,就教于海内外。

  

  沈元其人其事

  

  沈元,浙江人,1938年出生,1957年考入北大历史系,同年“反右”中被打成右派。1958年被北大开除学籍,送农村劳动改造3年。1961年摘“右派”帽之后返北京,“因数十万字的历史学论文而被历史学家黎澍看中,破格调入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余杰语)。“文革”中的1968年9月1日,沈元装成黑人,试图进非洲某国驻华大使馆而被捕。1970年4月18日在北京被处决,年仅32岁。

  沈元是1970年北京市“一打三反”运动中第三批遇难者。1月27日处决的“文革思想者”王佩英、马正秀等19人,是第一批遇难者。第二批是3月5日被处决的遇罗克、顾文选等19人。第三批就是沈元等10余至20余人。北京市当局在不到三个月时间,连续三次公开成批处决“反革命”犯,其密度甚至超过1950年初的“大镇反”(处决人数不及当年)。

  笔者以为,在沈元不太长的人生旅途中,至少有三个“闪光点”。

  其一,沈元当年以全国文科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大历史系。注意,这是当年全国高考的“文科状元”,不是如今媒体每年例行爆炒的这个省那个市“文科状元”之类,而且是没有“注水”的。其含金量大不相同。

  其二,年不足20岁时,私下翻译和评议当年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可以说在当时的中国大陆绝对是“第一人”,也是“唯一者”。

  这点,笔者至今仍然叹服有加。在当今有互联网等资讯发达,社会及政治环境相对宽松背景下,沈元此举可能认为算不了什么。但在当年全球“冷战”背景以及中国大陆极为严酷的社会及舆论管制情形下,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其政治敏锐度、胆识,和外语能力,让人叹为观止,肃然起敬。

  其三,1966年“文革”爆发,年仅28岁的沈元被列为要打倒的“历史界十大权威之一”,除他之外,其他9人都是历史界大师级人物。可见此时沈元史学造诣之深。看过沈元史学论文及研讨史籍的读书笔记的人,都对这位“年轻学者的史学功底惊叹不已”(余杰语)。何况,沈元还被送农村劳动改造,中断学业及研究达3年之久。

  可以相信,倘沈元当年不惨遭处决,日后极可能成为中国史学界泰斗、大师级人物。

  

  沈元上了2月11日名单又侥幸被“刀下留人”

  

  沈元1968年9月1日被捕,在狱中关了一年多,1970年4月18日才被处决。

  为了给中共中央开展的“一打三反”运动树立“样板”,北京市当局从1月底至4月中旬共开了三次全市性有数万至十万人参加的公审公判大会,判刑和处决所谓“反革命”罪犯。为给公审公判作准备及造舆论,执行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下简称“北京市公法军管会”),先后于1970年1月9日、2月11日、3月24日,三次发出“公布罪犯案情供讨论”的相关《通知》,供“革命群众讨论”并提出“处刑意见”。

  所有那一年被处决者,都上过这种《通知》所附的名单。不过,沈元却是先后两次上了这种名单。第一次是1970年2月11日,第二次是一个多月之后的3月24日。笔者所见,沈元是唯一两次上过这类名单的人,不仅在北京市,全国范围也是。相类似的是,遇罗克最初上了1月9日那份名单,因故被“刀下留人”,后来名字又被列入2月11日那份名单,却是被某个大权在握的“神秘人物”临时用黑笔加上去的,所以于3月5日与顾文选18人同时被处决(详见笔者拙作《遇罗克被处决内情的再探索及其他》,载《北京之春》2010年8月号)。但遇罗克的所谓“罪行简介”却只有一次印上《通知》。而只有沈元是两次上了这种《通知》。

  这也得以为后世研究两份《通知》相关措辞的不同变化,留下了难得的原始文本。

  先看2月11日《通知》关于沈元的文字,原文照录:

  十九、现行反革命叛国犯沈元,男,三十二岁,浙江省人,伪官吏出身,系右派分子,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其母系右派分子,其兄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

  沈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书写大量反动文章,大造反革命舆论,并企图叛国投敌,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化装成黑人,闯入了外国驻华使馆,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污蔑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份《通知》下发于2月11日,其时,当局已内定于3月5日召开全市公判大会,对这份《通知》所附的顾文选等55人予以判决。3月5日北京市果然开了大会,顾文选等18人加上前份《通知》名单上因故留下的遇罗克等共19人被处决。名单上的其他人,如闻佳、张朗朗、周七月等也被判处刑期不等的有期徒刑。然而,只有沈元1人是没杀也没判。

  沈元这次侥幸被“刀下留人”,不杀不判,在人世多活了1个月另14天(3月份有31日),其具体原因,笔者仔细探讨后,认为可能有二。

  一是3月5日那批当局预定的被处决人数已满,而且超出。所以将沈元留在了下批处决者中,这才出现了3月5日唯一对沈元既未杀也未判的情况。笔者在《遇罗克处决内情再探索》一文中提到那份经某位“神秘人物”用笔(红、黑色水笔及铅笔)删改批定过的“北京市公法军管会”2月11日《通知》,第2页正文部分(即案犯姓名及所谓“罪行简介”)左上角有用铅笔批注的“16人”字样,笔者曾分析这是“北京公法军管会”当局或北京市革委某个实权人物,预先确定的“处决人数”指标。后来,那位神秘人物在案件姓名前打“√”记号,并用黑笔在“简介”文字之后批上“死刑”或“死”字样,表明这是此批处决者时,从顾文选一直数下来,已经多达19人,加上新添上的遇罗克,已达20人。所以,那份2月11日《通知》名单上这位“神秘人物”的批注和作“√”记号,恰恰到沈元那里就嘎然而止。沈元在名单上列案件序号第19位,而列案件序号18位的“反革命杀人犯”韩仲才和齐桂兰(女),其姓名和序号前都有“√”记号,罪行文字简介后又批有“死”字样。

  二是“北京市公法军管会”或北京市革委高层,对沈元是判“死刑立即执行”,还是“死刑缓刑二年执行”,存在某种分歧,所以暂被“刀下留人”。作出这个推论的依据,就是笔者在后来仍然被某些“神秘人物”批注过的3月24日那份《通知》所附名单上,在沈元名字及简介后发现有黑笔批注的“死缓”字样。这说明当年有人确实对沈元提出过判“死缓”的意见和主张,可惜最后未被采纳。

  

  两份《通知》的文本解读和比较

  

  但沈元的这次脱逃处决的侥幸并没维持多久,其校友也是“北大才子”的顾文选与遇罗克等被处决后仅过了19天,3月24日,“北京市公法军管会”又发出了当年的第三份此类通知。沈元在《通知》中又“榜上有名”。他已是在劫难逃。

  笔者有幸搜集到这两份《通知》原件。比较一下2月11日的《通知》和3月24日的《通知》文本,是很有意思的事。从中可以看出北京当局是如何遵中共中央指示(更多是周恩来意图),努力为正全面铺开的全国“一打三反”运动做“样板”的。

  2月11日《通知》正文如下(两段相关毛泽东语录省去):

  通 知

  为了加强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专政,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搞好首都革命秩序,最近再公审宣判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现将顾文选等五十五名罪犯的材料发给各单位,请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提出处理意见,速告市公法军管会。

  此材料只供内部讨论,不准张贴。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

  一九七O年二月十一日

  一个多月以后,“北京市公法军管会”3月24日《通知》(除去毛语录)全文如下:

  通 知

  为了落实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和“要准备打仗”的伟大号召,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北京卫戌区准备再召开一次公审大会,宣判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遵照毛主席“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的伟大教导,现将张华民等八十五名罪犯的材料印发各单位,望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认真组织广大群众讨论。使群众认清,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打击帝、修、反“别动队”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一项重要的战备工作。必须号召广大群众,掀起一个对反革命分子大检举、大揭发、大清查、大批判的高潮,从而把隐藏的敌人挖出来。同时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敌我,区别轻重。在斗争中要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请将讨论情况和对上述罪犯的处刑意见,速告市公法军管会。

  此材料,只供内部讨论,注意保密,不要遗失。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

  一九七O年三月二十四日

  仔细解读和认真比较两份《通知》文本,大致有以下区别:

  其一,“打击”规模、声势和力度继续加大。2月11日《通知》公布并供讨论处刑的是“顾文选等55名罪犯的材料”,3月24日《通知》公布并提交讨论处刑的是“张华民等85名罪犯的材料”,人数上多30人。

  其二,试图将“一打三反”运动往纵深发展。

  3月24日《通知》较2月11日《通知》文字长得多,增加了许多内容,如“使群众认清,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打击帝、修、反‘别动队’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一项重要的战备工作”。又如号召广大群众,“掀起一个对反革命分子大检举、大揭发、大清查、大批判的高潮,从而把隐藏的敌人挖出来”。当然,也说了区分两种矛盾,实行宽严政策等。这个通知,表明了周恩来要将北京市作“样板”,将这场“一打三反”扩大化,纵深化(大检举、大揭发、大清查),以至持久化(深挖隐藏敌人)的政治意图。

  其三,让北京卫戌区介入“打反”。

  3月24日《通知》上有一句话特别引人瞩目,这就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北京卫戌区准备再召开一次公审大会。”表明当局正式让北京卫戌区介入到“打反”运动中来。

  北京卫戌区在“文革”中是很重要,也很特殊的一个单位,对于保证“文革”的发动和顺利运行“功不可没”。北京卫戌区除随时执行中央交办的一些特殊任务外,还以“监护”名义,拘押着一批党政军高级干部。北京卫戌区当时不仅脱离北京军区建制,而且脱离总参和中央军委调动指挥,只有两个人可以直接指挥调动,这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连“副统帅”林彪也无权指挥调动。让北京卫戌区介入“打反”行列,是意图增强“打反”的权威性和力度。1月9日和2月11日《通知》上没有北京卫戌区字样,前两次“公审大会”也没有北京卫戌区参与主持,这是一个新的变化。果然,4月18日处决沈元等人的那次“公审大会”,北京卫戌区就正式成为主持者之一。这显然是周恩来的安排。

  

  3月24日《通知》对沈元“罪行”措辞的微妙变化

  

  沈元在上次“刀下留人”之后19天,又被当局上了3月24日的下发的相似《通知》。笔者仔细比较,这次《通知》上沈元的所谓“罪行”措辞行文方面,有了一些微妙变化。研读起来,很有点意思。

  3月24日“北京市公法军管会”《通知》上,关于沈元的“罪行简介”全文如下:

  十七、现行反革命叛国犯沈元,男,三十二岁,浙江省人,伪官吏出身,系右派分子,原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其母系右派分子。

  沈犯书写大量反动文章,积极策划叛国投敌,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化装成黑人,投靠外国驻华使馆,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个“简介”,由两个自然段落组成。第一个自然段,改动不大,仅将最后一句“其兄因反革命罪被判过罪”删去。原因不明,且意义不大。

  关键改动在第二段。首先,将前份《通知》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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