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就是要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服务。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将仍是一个地区性力量，中国发展的基本立足点是周边。只有立足周边，才能更好地拓展我国家战略利益，扩大国际影响力。本文将从国际“硬环境”与“软环境”出发，分析中国与周边几大力量之间的关系，并提出塑造有利于我国的大周边国际环境的几点考虑。
一
中国的发展环境是变化的，这种变化与中国自身的发展相关，也与国际形势的变化相关。中国要走和平发展或和平崛起的道路，这已经成为中国新世纪的国家发展的战略选择。作为一个后兴大国，中国在和平崛起道路上势必面临重重困难与障碍，在此情况下，中国应当考虑如何将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塑造一个有利的大周边国际发展环境。
国际环境可分为“硬环境”与“软环境”。经济实力、科技和军事力量等是“硬环境”。而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国际舆论和感召力等可算是“软环境”。从不同角度观察，中国所面临的周边环境就可以作不同的解读。从硬环境方面看，中国存在诸多不利方面，与其他大国相比，中国处于后发阶段，受到的制约要大得多。同时，中国发展导致的对世界资源的需求迅速扩大。当然，中国正在迅速追赶。这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过去25年快速发展的经验积累，以及对自身的发展道路的正确选择，中国经济保持平衡快速的发展势头。2004年中国的外贸将突破一万亿美元，实现历史性的超越。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一定意义上，中国所处的不利的“硬环境”局面正在得到改善和局部纠正。
与改善硬环境相比，要重塑“软环境”却困难重重。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严峻考验就是如何与外界加强沟通。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是中国人民的百年梦想，但外界更关注的是由于中国发展可能带来的“问题”：对地区或世界原有秩序或安排的冲击。因此如何将中国的发展从“威胁”转化为“机遇” 的困难比想象得多。而这正是今后中国在考虑发展战略时需要解决的、迫切的重大课题。
中国在迅速崛起的同时，迫切需要在世界上树立一个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大国形象。2004年9月，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华盛顿举办的“中国和平崛起”大型国际研讨会。虽然会上不少人认为中国的发展面临诸多挑战与困难，有人认为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但也有不少人对于中国决心走“和平崛起”发展道路表示赞赏与支持。如布热津斯基，他不仅认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可能的，而且认为国际社会应当帮助中国实现这一目标，反之，一个“暴力失败”的中国对世界的威胁更大。当然，国际社会是否会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预置这样充足的空间还是一个不确定因素。这里还有一个悖论：硬环境改善，软环境却可能更严峻；国内环境越改善，国际环境可能越严峻。化解这个悖论的方式之一就是加强与外部世界的沟通，将中国的崛起透明化。
二
实际上，中国面临的周边环境就不容乐观。一方面，当前中国的大周边国际环境出现“三化”：政治伙伴化；经济区域的一体化；安全合作的多边化。但另一方面，挑战在增加。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国际上将越来越对中国的战略意图表示怀疑或对认为中国未来行为不确定性更大。一个国家实力增长后，其环境必然会发生变化，中国威胁论的后果是国际环境更加严峻，会有更多的障碍或阻力。在此认知之下，国际上对华态度大致有应对、接触与防备三种方式。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越来越大。中国经济发展变化对世界经济也有越来越大的影响，2004年中国的财长和央行行长第一次应邀参与西方七国财长会议，这说明我国与世界经济变动中的影响力在上升，同时，也意味着外部世界与中国贸易冲突摩擦会增加。其他国家在看世界经济时一定要研究中国经济的变化，在欧洲不仅像法、德这样的大国，连芬兰这样一些北欧国家都要研究中国经济状况，如自2003年以来芬兰展开了一场关于“中国现象”的大讨论。
当前美国对国际关系的压迫性短期内不大可能消除。实际上这已成为当前国际关系中起伏动荡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国对单极的赤裸裸的追求是现在缺乏制衡的诱惑的结果，也是与美国的实力地位，新保守派势力膨胀的结果，不能指望美国的政党轮替能彻底扭转这种单边主义。美国全球军力部署的重大调整，体现了提高与加强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关注。这是美对欧亚大陆作为美国战略重心的一个反应。
中国所处的亚洲地区正是世界热点汇聚之地。亚洲所以成为当今世界热点的高发地区，亚洲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在明显增加。美伊战争问题、阿富汗问题、阿以冲突问题、印巴冲突问题、车臣问题和库尔德人问题、菲律宾反政府武装问题、印尼亚齐问题、朝核问题、伊朗核问题等等不一而足。另一部分原因是该地区多边国际安全机制的缺失，这使东亚安全困境更加突出。安全困境的生成及其界定涉及相关国家领导层和公众的某种特殊心态，即安全感的普遍缺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安全的一种主观评判。其次，安全困境的形成及其特质与国家行为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身份和利益的社会建构和文化认同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某一国家行为体究竟被其他行为体界定为敌人、竞争者还是朋友，或者该行为体究竟将其他行为体界定为敌人、竞争者还是朋友，将直接影响一个地区的安全态势。东亚地区领导层处于更新换代的时期，这种交替也可能在一些国家带来内部的虚弱和不稳定。
当前在亚太地区存在着两种性质不同的安全模式：一种是合作安全模式；一种是军事联盟模式。合作安全既有双边的，也有多边的，尤其是多边的合作安全正在不断地发展，如东盟地〖JP2〗区论坛、上海合作组织、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东北亚合作对话会议等。军事联盟包括美与日、韩、澳等国的双边联盟，美国把这些双边军事联盟看成是亚太安全的支柱和基础，而仅将参与多边安全对话当作外环和辅助手段。中国的周边多元化趋势明显。在全球层面看，中国虽然处于第二梯队，但在东亚，中国无疑是第一梯队的成员。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最明显的体现就是中国在东亚的地位的提高与强化。
对此，东亚如何应对中国的觉醒呢？有学者提出应当采取积极的、有预见性的方式：承认并且允许中国在国际关系准则下，重塑它的领导角色。亚洲国家只有认识到与中国政治、经济上的共同利益，并且承认它的至高权威，才能够与中国的崛起及领导地位协调发展。也只有这样才能减少这一地区间的冲突与不稳定因素。
三
大周边环境，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立体概念。在这个概念中，既包括与中国直接相邻的国家，也包括那些虽然不直接接壤，但却与中国有重大利益关系的国家或力量，它们可视为中国周边的延伸。美国虽然与东亚并无直接的地理联系，但由于历史与现实原因，美国已经俨然成为东亚秩序中的一员。在考虑建构未来东亚秩序时必须将美国因素考虑进去。欧盟也可以纳入这个周边的延伸。
大国关系与周边国际关系变化的根本是国家利益的相互调整。当前的大国关系正从冷战时期是非正常形态向正常形态回归。结盟关系的淡化，总体有利于我国际环境的改善。当前中国与美俄日欧的关系存在不对称性。尽管美欧日俄四大国对中国的崛起心态复杂，但中国与俄欧关系明显要好于美日关系。在世界政治中，欧俄中三大板块的相互依存度增加。这三边关系的强化不仅是利益的发展使然，而且与全球战略的变化相关。其意义是增加合作与制衡。当然，即使要制衡也要讲究战术与策略，而不能造成对我外交战略的干扰。中俄关系进入新阶段。俄罗斯对于营造中国发展的大周边国际环境至关重要。2004年10月1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中国。中国外长李肇星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分别代表各自政府签署了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两国元首当日正式宣布，中俄长达4300多公里的边界线走向已全部确定。此事引人注目。中俄双方就边界上的黑瞎子岛和阿巴该图洲渚地段边界线走向达成的这项正式协定，标志着欧亚大陆上最大的两个国家经过40多年的不懈努力，终于确定了全部的边界走向。这是中俄关系史上具有重要而深远意义的一件大事，显示出两个大国加强睦邻友好、维护边境安宁的坚定信念和决心，消除了两国加速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一个隐患。中俄之间合作的瓶颈之一就是能源问题。俄有条件成为我长期重要的合作伙伴。俄GDP的55%是资源出口，对中国可靠的伙伴不可能放弃。从长远看，中俄能源合作将来更多的是通过投资获取资源。中俄之间的非规范的贸易是不能长久的，必须通过深度合作，改善民贸的不足。
中欧关系相互借重成分增加。欧对亚太与对华政策偏重，涉及其在国际上的地位问题。欧洲历来被视为一个经济实体，现在越来越成为一个政治元素。在发展模式方面，欧盟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新的，与美国不一样的选择。我与欧盟关系在政治与经济方面共同促进。2004年是中国的“欧洲年”，胡主席与温家宝总理分别多次访欧，欧盟的高级官员频频访华。欧盟2004年5月东扩后已经成为我最大贸易伙伴（我是欧盟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伙伴），在技术方面的合作远远好于美日。今后我更需要的与其说是资金，不如说是技术，而欧洲仍将是我最重要的技术来源地。欧盟扩大到25国后，中国与欧盟打交道的机会与难度均会更大。欧盟对华军售禁令也有望在2005年解除，现已有越来越多的欧盟国家表示支持给予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中美关系机遇与风险并存，两国的反对或遏制“台独”方面的共识增多，但是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猜疑有增无减。这种信任的缺失使美国对中国在东亚发挥什么的作用疑虑重重。美国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将恢复在东亚的中心大国地位。一个崛起的中国将奉行更加武断的对外政策，这是因为中国过去长期所占据的地缘政治的优势地位。与这种优势地位相关的“良秩”，文明，德行和正义会促使中国通过更加武断的行为来再一次恢复它的地缘中心位置。有的担心中国试图恢复“华夷秩序”，重新成为东亚的中心。美报称，中国千方百计地树立在亚洲新形象。尽管在亚洲仍有不少对于中国崛起的担忧，但中国的形象正在整个地区发生变化。在东南亚，中国搁置领土争议，承诺分享通过投资和贸易所带来的持续繁荣；在韩国，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其第一大贸易伙伴，并且因致力于解决朝核问题而赢得赞誉；在澳大利亚，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成为第一位在国会发表演讲的亚洲国家领导人。中国的崛起态势也形成了对美国的挑战。文章说，对伊拉克的入侵以及布什政府的反恐方式强化了美国无视他国意见以及鲁莽行事的形象。相反，中国则积极寻找办法消除邻国的畏惧心理，并且因强调解决问题的多元途径而使自己得分。并称“中国人的购买热潮使邻国埋葬了旧有的敌意”。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称在过去的四年里，美国亚洲的影响力已经日渐减弱。中国及其不断发展的经济正在主导一次影响深远的势力重组，而在某种程度上这次重组是为了排挤美国。亚洲国家将不再各自为阵，任由美国主宰。相反，这个地区正在义无反顾地致力于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类似欧盟的共同体。类似的言论还有美国《纽约时报》的文章称“中国逐渐削弱美国在东南亚的吸引力”。文章说，在东南亚，中国正大力推销自身形象及语言，这与美国在冷战期间推行本国文化的价值观的手段十分相似。这并非强行推销，随着中国在本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不断增加，年轻的亚洲人渴望巩固文化联系。在中国扩大文化和语言影响的同时，美国却走了下坡，拱手让出了几乎由美国独占的领地。美国正在丧失影响力。这些议论纷纷渲染“中国威胁”的一面，尽管如此，从近期看，美国仍需要中国的合作。美国的反恐重点将伊拉克、中东海湾地区，这是一项长期性的，也许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当然需要中国的支持与配合。如何化解朝核危机同样如此，中国可以利用美国的反恐，维护地区稳定方面的共同需要增加同美国的接触，扩大积极面。
中日关系遭遇重新定位的困惑，中国与日本关系处于“冷和”状态。这有其必然性。在过去10多年中，日本在原地踏步，中国在蒸蒸日上，加重了日本的危机感。近来，日本与东亚的合作近来有所加快，主要还是生怕被中国超过。日本增加对美国的战略倚重，美国对日本在远东地区的战略价值更加看重，有意要将日本打造成为“远东的英国”。一种看法则认为，这是由于中国的发展势头强于日本，日本的风头已经过去，中日之间更可能出现“权力转移”。实际上，日本人对于中国的心态一直就十分复杂。一方面，历史上日本被中国高度发达的文化所吸引，近代又被这片广阔无垠、人口众多的土地的经济潜力所吸引；另一方面，“在日本决策者中存在一种虽然是暗地里的，但却是强烈的愿望，那就是希望中国进步慢一些。日本不希望中国出现动乱，但也不希望中国迅速获得奇迹般的成功，从而造成民族主义浪潮可能在亚洲其他地区泛滥或经济竞争发展过快而令日本难以招架的情况。”美国学者指出，“多年以来，人们一直以为日本终将称霸世界经济。但如今风水轮流转，世界范围内的华人集团势力已显示出逼人气势，在未来将取代日本的主导地位，对亚洲甚至世界广大地区产生深远影响。日本经济实力已达到顶峰并开始衰落，而华人正摩拳擦掌迎接‘龙的世纪’。”他同时认为日本已经走向没落，他称，日本精神出现了断层，已变得异常脆弱。在这个关键时刻，日本依然徘徊于东、西方之间，它该回归亚洲了吗？其实，长期以来日本作为世界七大工业国之一，一直被亚洲人归为西方。而现在，东南亚对日本的重要性胜过西方。但是，日本是一个“没有道德准则、缺少骨气的国家。（由于它不肯就历史问题向邻国道歉）它还没有真正认清自己，也不了解自己的所作所为。“当今的世界，虽然经济挂帅取代了政治观念是大势所趋，决定着国家的兴亡与发展，但也非绝对如此。当全球政治势力削弱时,国家的道德力量就突显出来。日本在经济和道德两方面都已开始衰落,短期内恐怖难以扭转。”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给日本的建议是，日本应当接受亚洲的多边主义,并彻底解决“日本侵略亚洲国家的问题”。那可能是“日本与亚洲国家关系推向前进的一个极好的机会”。
四
中国的大周边外交目标应当是维护周边地区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国的发展环境虽然是不能选择的，但它是可以塑造的。20年战略机遇期，如果和平环境没有，发展就谈不上，机遇也就不复存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就可能受影响或中断。在构筑中国的大周边环境应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
·更积极倡导与推动多边主义。多边主义应当是维护联合国的权威，推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与法制化。这有利于塑造对中国有利的软环境。在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下，中国在国际上应当追求国际道义，它们体现在国际法和基本原则上，维护国际法的地位。中国在国际上的软实力的增强，或者国际环境的改善必然会体现在国际机制中被承认的地位。中国不仅应熟悉和善于利用国际机制来维护自身利益，还应当尽可能增强在国际规则制订方面的影响力，尽量参与制订国际规则。我对外依存度这么大，如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高达60%，甚至超过一些发达国家，在此情况下，在国际上争取中国的话语权是必要的。
·有所不为才有所为。一个国家经济实力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而要保证中国的经济基础不遭到打击，中国必须拥有必要的、充分的阻吓(威慑)能力。在新形势下，国防力量的任务首先是阻吓(威慑)，其次才是在阻吓失败后，有足够的防守力量击退敌人。特别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维护中国的利益边疆已经成为一个重大议题。同时，要清醒地看到，区域化的发展是国际制度主义在亚洲地区的完善。东亚任何一个区域性国际组织没有中国不成。在此情况下，强调国际制度对实现中国战略目标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协调与合作越来越多，越来越需要，越来越成为国家目标的实现的前提，反之，从冲突性来实现则是不可能的。因此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增强国际行为的可预见性这一点日益重要。在国际上的诱惑甚多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对我外交的取向越来越关注，中国必须要有选择性，体现“自我约束”，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这需要把握好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关系。
·扩大共有利益，寻求利益的重叠。中国的发展将是由“经济福利论”逐步扩展到“安全福利论”,建立可持续安全。寻求利益的重叠可以减少因大国的崛起与发展带来的对地区秩序的震荡或冲击。近年来，中国与东亚地区正形成新的地区主义。以经济一体化为主要方面，强调经济上发展的中国将大大增强对东亚的经济福利，扩散互惠。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一方面表现为双边关系，另一方面也表现为与一个日益联合起来的地区组织之间的关系。东亚共同体的出现与全球化大潮发展并行不悖。区域性共同体的出现正是区域集团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因为只有走联合自强之路才能更好地规避全球风险。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东亚金融危机使东亚国家有切肤之痛，使之更深切地认识到，光靠单个力量，如没有联合与团结将难以抵御未来类似的风浪。中国与东亚地区的贸易区建设除了将有了力地增进中国与周边国家与地区的共有利益之外，还将大大限制台湾的活动空间。然而，只停留在经济福利层面还是不够的，因为周边国家从长远来看，最为担心的还是未来安全的保障。因此中国与周边的合作需要把安全合作为一个重要内容，以可持续安全维护和确保可持续经济利益。
·构筑“东亚认同共同体”。以经济为主要手段拓展空间，积极参与东亚一体化建设。东亚的一体化可为中国提供更多的战略空间。塑造中国国际环境的重点将是推动建立东亚共同体，消除中国威胁的根本是东亚区域一体化。中国要成为亚洲的中国，融入亚洲，积极参与东亚的一体化建设。由于东亚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关键的阶段，原有的安排已经不能适应需要，正在酝酿新的突破，“东亚认同共同体”就是大势所趋，即由利益共同体向认同共同体提升。它意味着区域内公共意志的形成，这可为区域内采取行动提供一种原动力。在共同意志的驱使下的共同行动更具有合法性和有效性。相反如果处于分离状态，各行为体不仅难以合作，而且对单个行为体的行动容易产生怀疑和抵触。在认同整合下，每个行为体所受的限制较小，成员较易集中各行为体的意志形成公共的行为意志，有利于缓和紧张关系。还应看到，地区的认同化有助于形成对霸权的抵制，参与或强化这种地区认同，民族国家可以从政治上经济上联系把超级大国的干预降低到最小限度。认同模型还是化解东亚安全困境的重要途径之一。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