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永祥:在中国期待进步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0 次 更新时间:2013-01-14 22:3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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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永祥 (进入专栏)  

  

  朱嘉明先生是五星红旗下诞生的第一代人,与共和国一起渡过了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以及1980年代末期事件这三大历史阶段。他在本书中对中国当前体制歧路的分析与前瞻,表现了这一代人在历经沧桑、志业未竟之后,身为国家主人的责任感却依然昂扬。

  朱嘉明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成长于北京。身为“老三届”中较为年轻的一辈,他卷入了两千万学生上山下乡的浪潮,在十年之间务农做工,先去西藏、后驻守黑龙江、再到山东,直到1978年考取文革后的第一届研究生为止,在贫穷的青春岁月中见证了中国革命最亢奋也最灰暗的十余年。

  从1979年开始,朱先生参与了当时刚启动的改革开放。以国务院的研究单位为立足地,他与一批经历、志向相近的年轻人,针对当时中国在工业、农业、历史与国际关系等方面的迫切问题进行研究与思考,撰写文章,发挥过一定的影响,列名时称的“改革四君子”之一。接下来,他参与筹办了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聚全国中青年经济学者于一堂研讨经济改革的具体问题,在当时意义深远。他也担任过赵紫阳时代“三所一会”中“中信国际所”的副所长,对国际政治、经济问题进行广泛的研究。

  但是八十年代的改革共识来不及见到结果。1989年之后,体制与知识界分裂、体制内的保守派与改革派分裂、知识界的内部也告分裂,多数改革运动的主力份子被迫退隐或者流亡。朱嘉明主动中断了此前的人生轨迹,先是积极参与海外民主运动,担任过民运组织负责人,之后又浪迹海外多年,最后执教于维也纳大学经济系,继续他的思想与著述工作。

  像朱嘉明这样由文革、改革开放、与1989这三大历史局面所塑造出来的一代人,往往能对中国的历史、现状与前景提出独特的全局观点。毕竟他们所经历的时代与事件,曾经具有撼动历史、让国家命运翻转的宏大意义,养成了他们大局着眼的习惯。在这方面,朱嘉明也不例外。本书所收三篇文章,均表现出了这种时代精神面貌。《访谈》交代个人相对于国家历史的经历与想法。访谈之外的两篇文章,一篇以建立合法性的努力与失败为脉络,纵向分析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并上溯民国)的历史经验,作为今天的教训;另一篇聚焦于八个现实问题,横向剖析政治制度与发展模式,动态认识今天中国的国情。这种透过纵横两个维度掌握上下全局的视野,并不是一般学院社会科学的近视习惯所能企及的。

  但是朱嘉明本人的专业研究领域,却是极其现实的经济运作策略问题,他本人也“厌恶讨论主义”,所以他的论述即使宏观,仍处处贴近现实,关注所在是社会、国家的如何归于“正常”。

  中国今天不够正常吗?朱嘉明的一个论断或许已经足以传达他所忧心的症结所在:中国看来十分强大,但又显得十分脆弱。国家的经济、军事、国际地位已经跻身于强国之列,不过整套体制的正当性(合法性)却愈来愈空洞虚渺。民间的剥夺感、不信任感、不安全感高涨,冷漠、讥诮、虚无的气氛瀰漫在官员、知识份子、以及一般人民的言行之中。统治者则围绕着家族与权力凝聚成利益集团,在风声鹤唳中以高强度的维稳换取苟安。

  朱嘉明认为这个局面的代价太高,也无法持久。由于急迫的危机感在心,他不取冷漠、讥诮、虚无的作态,但他也不相信再一场改革或者更激进的革命能够解决问题。他认为问题所在是八十年代的改革后来走上了歧路,其标志就是社会财富的分配严重不公平;而财富垄断与掠夺的成因,乃是政治体制上的封闭与垄断。他寄希望于回到八十年代,不是回到那时的任何主义,而是回到八十年代的价值观,“藏富于民”与“还权于民”。换言之,朱嘉明并不是按照左与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与西化主义的覆辙思考,也不是在缅怀一个已逝的金色年代。而是借鉴于“进步主义”的“民生”与“民权”的双重价值,要求国民在这个政治共同体中能够平等的参与、能够自主的安排生活、能够按照公平原则共享社会的财富。

  这种价值观,能不能成为今日中国分裂局面中的最大共识?我并不很乐观,但是我认同朱嘉明的思考方向。人民共和国的创建、共产党的社会主义革命,当初所许诺的是民主、公有、平等、结束压迫与剥削,到今天竟然退化到国家主义、官僚与权贵的资本主义,沦落为全世界最不公平、贫富最悬殊的社会之一,部分原因正是社会主义所高举的进步价值遭到扭曲与异化,现行的这套体制背弃了最基本的社会主义的人道门槛:即每个个人的1. 基本权利平等、2. 政治参与的权利平等、3. 生活机会与物质分配的公平。今天中国知识界各种新说争奇斗艷,对于无数个别国民的命运与遭遇却关心不多;嘉明兄自勉“同情、懂得、理解贫穷,关怀穷人,才能理解经济学精髓,成为真正的经济学家”的情怀,在学界更属罕见。我认为,嘉明兄用美国进步主义诠释八十年代的改革运动的价值观,不仅在历史上可信,并且有助于今天中国的社会逐渐找到一种“平民的理想主义”来恢复道德生机。今天的进步主义若想实现宪政民主与机会公平的双重诉求,就必须为了一般人民抗衡官僚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尤其应该为农民工、为女性、为少数民族、为偏远地区与都市角落的弱势国民,争取他们应有的权益,让他们都能分享国家权力与社会发展的成果。

  这样的呼吁来自朱嘉明这样的一位知识份子,格外有其份量。他的文革经历、他在八十年代的参与、他的挫败与流亡,无数中国人都有亲身的体会与情感上的共鸣。他历劫归来,国门对他虽仍设防,他并无怨怼激愤,反而以精卫填海、杜鹃啼血般的关爱心情盼望国事上轨道,国人能够过上安定、公平的生活,我相信这份谦和、纯朴的心志,更会令本书读者感到亲切与动容。

  嘉明兄在台湾出版此书,要求我写序。我并不以为自己有能力来议论本书论点的短长,但是说来感慨,我倒是很能够体会嘉明兄在字里行间洋溢着的切切心情与殷殷用意,也很信服他的进步价值观有着深重意义(包括对于两岸关系的积极、正面意义),因此我愿意藉着书序表达我的感动与认同。我深信读者──无论身在大陆、在台湾、或者在其他地方──读过本书之后,会同意我的这一点点体会。

  钱永祥

  2012年12月28日于南港/汐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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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朱嘉明《中国改革的歧路》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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