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帅 张欢:社会转型与国家治理:破解“托克维尔改革困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300 次 更新时间:2013-01-11 11:3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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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帅   张欢  

  这些都成为政治社会结构的组成元素,这种结构比以多数个体构成的社会显得更加紧密,社会资本不断增殖。可以说,现代社会超越于前社会的最大标志是:政治社会结构密度的不断增加。从这一点上来说,纯粹的公民教育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行为,难以收到效果,对人本身的启蒙充满着乌托邦的想象。

  如何增加政治社会结构的密度呢?那只有从结构本身的变化着手,具体地说,就是从小共同体的数量以及相互间的关系变化开始。从全社会看,小共同体吸纳了社会中多少人,每个人参与了多少小共同体以及小共同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等共同决定了这个政治社会的结构密度。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密度远大于封建社会,同样,社会主义社会的结构密度也应远大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密度的变化是政治社会结构变迁呈现给我们的可以观察的客观存在。

  罗伯特•帕特南在《独自打保龄》中指出:“关于当代公民技能最系统地的研究表明,美国工人志愿团体和教堂为锻炼公民技能提供了最好的机会,甚至对于专业人员来说,这些团体在培养公民技能方面所起的作用也仅次于工作场所。宗教团体、文艺团体、青年团体以及互助会的三分之二或者以上的成员通过做演讲或主持会议的方式锻炼其公民技能。特别是教堂,是为数不多的留给低收入、少数族群和各种族弱势公民学习与政治相关的重要机构之一。这意味着,这对那些以平等主义为价值的人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些机构,美国政治中的阶级偏见将会严重得多。”[15]帕特南曾对意大利进行的研究(《使民主运转起来》)也得出了类似的认识。帕特南始终关注美国社会衰退的问题,其研究的结论正好支持了本文的论断,也从反面证明了政治社会结构密度的重要性。这给我们的启发是,社会治理的核心任务在于促进政治社会结构密度的变化,即通过对小共同体的法治化培育,将人们不断吸纳其中,以促进人与人的交流,通过结构优化提升社会资本。同样,应对转型危机带来的挑战,不妨从社会结构优化着手,通过法治的形式促进各类小共同体的成长,包括企业、协会、社区组织、宗教团体、志愿组织等等,借助于人的流动性,使得很多小共同体彼此交叉,紧密联系,从而改变政治社会结构的形式。

  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组织者,政府需要承担起必要的职责,以应对社会转型的危机,既然其声称可以落实正义一元论,并在国家构建的时期对正向性正义进行了落实,那么他们更有责任对可回溯性正义予以落实。也就是说,通过社会治理实现政治社会结构的优化以及进行相应的制度设计——但主要是依据自下而上的社会管理经验而不是构建理性主义政治安排。

  转型社会中的政府,最为重要的两个政治责任就是:以实现立法正义为要求,不断完善制度体系,促进小共同体的法治化培育;以实现司法正义为要求,回应底层需求,构建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底线。做到这两点,便是从政治社会结构与制度安排两手去落实,以弥补一百多年来我们社会转型的先天不足。托克维尔笔下的“有教堂的开放社会”其实就是一种非常合理的现代政治社会结构,无论是经济组织、行业协会、志愿团体还是教会等等,都保持着不同程度的开放性,为平等的实现提供前提条件,再通过小共同体之间的自主交叉,实现人的身份的平等,并在制度上体现为宪政的框架设计。

  中国面临的困境包括:没有现成的可供参照的社会转型案例,因此有人主张探索“中国模式”;中国还未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国又面临着全球目前向下一个社会转型的任务;中国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少子老龄化危机。所以说,中国的社会转型道路将是何等的艰难,加上历史遗留问题,稍有不慎就会发生社会转型中断。这也是为何维稳成为政府的一项纠结的工作——社会究竟是刚性稳定还是韧性稳定(于建嵘),事实上取决于这个社会能否把绝大多数的人组织在多样化的小共同体中,一旦社会无法做到这一点,甚至将越来越多的人抛离出政治社会结构之外,那么,政府的宏观政策将难以惠及到这部分人,也就形成了政策执行的偏离,甚至产生特权的制度化形式,哪怕是对于个体的深切关爱,都可能转变为那些被疏离的群体对政府直接的仇恨。

  中国目前还有一个潜在的危机,就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村落共同体再次解体,政治社会结构基础流失严重,校车问题仅仅是表象,撤村并校也只是村落共同体解体的动因,问题在于直到现在我们的政府还没有意识到这对于社会转型的重要性。而我们现在的宏观经济困境又源于我们落后的财经制度,所以宏观调控左右对冲,自我矛盾,终于发展到现在积重难返的境地。基于此,我们可以想象:中国可能不会发生金融危机、也不会发生财政危机,而是会发生因为政治社会结构基础流失导致的社会危机。从目前来看,种种条件都是不利于我们社会良性转型的,我们的政治社会结构与制度之间也表现出明显的不相适应性。所以,中国要想破局,必须要比西方发达国家付出更过更具智慧的努力,决不能像现在这样逐步逼近“托克维尔改革困境”。

  围绕着这些问题,我们现在有很多争论,莫衷一是:比如“中国模式”与普世价值之争,也就是所谓的“中外之争”,这个问题争了一百多年了。还有就是保守与改革之争,即“古今之争”。这些争论本质上是不同政治社会结构之争,但这种争论在现实中已经分出了胜负,因为要想拥有现代文明,并且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拥有比任何国家更为合理的政治社会结构,以承载超越于他国的文明成果。

  

   (黄帅、张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中国政府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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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37. 【英】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38. 罗伯特•帕特南.独自打保龄[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39. 【德】费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注释:

  

  [1] “封建社会”这一概念主要是从社会群体关系以及运行机制角度定义的,体现为政治上的分封关系以及法律上的权力与义务关系等;而“资本主义社会”这一概念则从社会生产的角度定义的,强调以资本为核心的工业化社会形态。

  [2] 有关“正义一元论”、“小共同体”以及后文“可回溯性正义”等概念,可参阅张欢:“从正向性正义到可回溯性正义——兼以17世纪英国宪政转型为例”,载《法论》第25卷,法律出版社,2011。

  [3] 具体可参阅:【美】伯尔曼.法律与革命(一、二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4] 有关于“石墨型社会”和“钻石型社会”的讨论,可参阅张欢:《近代的欧美政治社会结构考察:以小共同体的演进为视角》,硕士毕业论文,2011年。

  [5] 相关理论研究可参阅:彼得•德鲁克.后资本主义社会[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

  [6] 托克维尔著:《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序言第6页。

  [7] 我们知道,“政府是一种必要的恶”,所以不曾有好的政府,但是托克维尔此处称之为“坏政府”主要是指其一系列错误的政策选择对社会和人们造成的伤害,其不再把对民众的关爱看成是上帝赋予的使命。

  [8]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48页。

  [9] 第四章标题。托克维尔认为:“我有机会研究了英、法、德诸国中世纪政治制度。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十分惊异地看到,所有这些法律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尽管各个民族彼此不同,很少融合,却有如此相似的法律,这不能不使我为之赞叹。由于地点不同,这些法律在细节上出现不断的、无止境的变化,但是它们的基础却到处都一样。当我在古老的德意志立法中发现某种政治制度、规章、权力时,我事先就已知道,如果仔细研究下去,也会在英国和法国找到本质上完全相同的东西,而我也确实找到了它。英、法、德三民族,只要研究其中一个,其他两个就更好理解了。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55页。

  [10]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58页。

  [11] 基佐著:《欧洲代议制政府的起源》.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6页。

  [12] 详情可参阅: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附录。

  [13] 徐湘林.“转型危机与国家治理:中国的经验”.载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5期。

  [14] 【美】罗伯特•帕特南著:《独自打保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95页。

  [15] 同上,第396页。

  

  来源:《战略与管理》2012年第11/12期合编本

  责任编辑:蒋湘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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