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帅 张欢:社会转型与国家治理:破解“托克维尔改革困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484 次 更新时间:2013-01-11 11:3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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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帅   张欢  

  并由此逐渐打破对人口流动的限制。但是,为何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社会矛盾不断丛生呢?大国崛起的经验教训应该还包括着这样一点:为何很多大国在崛起了之后又很快盛极而衰呢?这就是所谓的转型危机,我们要去探寻这种危机的根源,以便有效规避这种风险。

  

  二、“托克维尔改革困境”的由来

  

  托克维尔在研究法国大革命问题之后,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在革命来临之前,政府已开始进行改革,而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6]我们可以将这一论断定义为“托克维尔改革困境”。一百多年来,几乎没有哪个政府能够突破这个困境,特别是对大国转型而言,简直是不可完成的任务。为什么突破这个困境那么难?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首先弄清楚这个困境的由来。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托克维尔所指的这个困境有着明确的前提条件,即这个政府已经变“坏”[7],但这个“坏”政府试图去变革。这是对已经发生的历史的一种经验总结,或者说这是对一个已经垮台的政府的盖棺定论。然而,就像我们每个人,总不愿认为我们自己是坏人那样,任何一个政府也不会认为自己是一个坏政府的。他们不仅不会认为自己是恶的,而且还认为自己代表了真正的社会正义标准,并幻想着可以一世二世三世以至万世,就像晚清政府在其颁布的宪法中还强调“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那样。任何置身于社会转型中的政府,都很难意识到自己的危机。因此围绕改革与不改革的分歧也是在所难免的,这是我们时常看到的一个争论,而且在中国已经争论好久了。

  “托克维尔困境”的本质根源在于革命的目的性:“法国革命的目的不仅是要变革旧政府,而且要废除旧社会结构,因此,它必须同时攻击一切现存权力,摧毁一切公认的势力,除去各种传统,更新风俗习惯,并且可以说,从人们的头脑中荡涤所有一贯培育尊敬服从的思想。这就产生了法国革命如此独特的无政府主义特点。”[8]旧的政治社会结构并非不能废除,但此种表述引发了这样的疑问,即政治社会结构如何被废除?谁有权力以及能力去废除?历史上确实有一些政府尝试这样去做,但是结果却都是走向了失败,而且结果往往还会给他国造成伤害。因此,政治社会结构不是被废除的,至少人类自身做不到,否则便是否定政治社会结构的客观性基础。另外,当我们发现旧的政治社会结构已无法适应新时代要求时,我们希望旧的政治社会结构能够改变,但是前提是要有新的政治社会结构的形成可能性,且能够实现以新的政治社会结构的某些要素逐渐替换旧的社会结构中的一些要素,即量变的过程,否则建立在混乱的政治社会结构基础上的政府是脆弱的——这种脆弱性只会驱使政府变得越来越残忍。

  托克维尔提出了这样的命题:“何以几乎全欧洲都有完全相同的制度,他们如何到处陷于崩溃?”[9]这样的问题看似简单,但却鲜明地指向了政治制度与政治社会结构的关系,即在普遍衰落的欧洲封建制度下,“正是这些新事物一点一滴巧妙地渗入这古老的躯体,使之复苏和免于瓦解,并在保持古老形式的同时,灌输新鲜活力”。[10]这不由得引领我们去想象:法国的旧制度在衰落的时候,是否有新事物灌输到社会机体(结构)中,以用于替代旧的社会结构的某些要素?因为从制度层面的变革来看,法国在当时完成了从旧制度到新制度的转换,但是新的制度却并非稳固,而且表现出比旧制度更加暴力的一面。

  对法国大革命的思考集中于两个问题:一是这个制度怎么就“旧”了呢?二是为何革命如此突然和不可控?我们需要反思这样的问题,因为晚清社会发生了类似的情况,而且我们保不准当下的某一项制度突然就成为“旧”的了,然而事实上,这个制度可能依然包含着政治现代性的某些要素。可是,社会变迁的路径是很难回头的,虽然可以保持着制度的外衣,但制度本身的内容已经悄然变化了,英国“光荣革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很多人将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归结为人们对中央集权制以及特权的极端仇恨,这种仇恨应该是长期累积的结果。可问题是,这场革命是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发生的,或许人们并非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而只是想通过对政府施压,获得某些应得的权利和自由。这就增加了法国大革命的戏剧性——对于声称要用理性对抗命运悲剧性的法国人来说,血腥的革命如何才能称得上是一种理性的行为呢?因为生命没了,意味着政治社会转型的成本变得无穷大。所以,法国大革命不能被认为是启蒙运动的结果——如果是启蒙唤醒了人们的权利意识,进而激励着人们联合起来发动一场革命,那么这样的启蒙岂不成为一种反人类的学说与活动了?

  当然,在那个时代,人们彼此之间已经相当冷漠了:贵族看不起资产者,因为他们认为后者是没有什么公共精神的;知识人看不起资产者和农民,因为他们认为后者是无知的暴发户和贫困者;资产者也看不起贵族,因为后者越发贫困化。当时,农民早已有了地产,过上了相对富裕的生活,但是他们发现其所在的村落在凋敝,那些曾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贵族都移居到城市里了,因此他们有被抛弃的感觉,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贵族们的呵护——在传统社会里,对穷人的关爱和义务被认为是贵族的政治责任。封建时代,村落共同体的形成源于教会不仅作为精神纽带而且为人们的聚集活动提供了场所,教堂前的广场成为这个村落民众进行贸易以及政治、精神文化活动的中心。公共精神应该是相互的,既有贵族对所辖民众的政治责任,又有民众对贵族的感情积淀,教会为他们提供了可供超越身份等级的平台,提供了只需要彼此都能明白的语言便可交流的契机。日本在其明治维新以后,借鉴了这样的经验,他们的村落没有基督教会,政府用村级小学作为替代机构,将村级小学建设为各个村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为向民众传授新知识以及提供感情交流的主要场所,于是逐渐形成了他们的村落共同体。而清末,儒家伦理维系的村落逐渐被土豪劣绅所把持,公田制被人为破坏,取而代之的是私有化的租佃制。教育、文化等组织也逐渐衰败,强大而又脆弱的国家机器与民众自给自足的生活习惯之间渐渐不能平衡,精英的流失使得村落共同体中上演着劣币驱逐良币的事情,劣绅逐渐控制着这些村落,他们蛊惑民众,裹挟民众来要挟政府以谋取私利,真正的公共精神则荡然无存。

  我们对社会转型的研究可能一直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很少在意公共精神的可传承性。我们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解往往囿于马克斯•韦伯的观点,但事实上,新教伦理之外也发展了资本主义,说明在此之外还有资本主义本身的特征——两百多年的资本主义社会历程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是全国性的公共精神的存在,因为市场是道德的自由区,这种公共精神因为各种利益团体之间的多次博弈,彼此形成了一个隐形的契约认同,这种契约主义精神有效约束了人们的行为,这个时候理性才发挥了作用,促使人们恪守自己的权利与自由的边界以及履行保持一种良性秩序的责任。这也符合卡尔•马克思对于社会演进的想象,因为共产主义社会更加强调集体主义的精神,那是维系一个完整共同体的核心价值。从历史沿革来看,这种公共精神是从传统社会中村落共同体的公共精神扩展而来的。因为政治先于市场完成了全国的统一性,表现为行政集权以及司法管辖权的统一,这为单一市场化以及公共精神的扩展提供了条件。公共精神的扩展是社会不断整合的外在表现。

  但是,这一切并未发生在那时的法国,而恰恰相反的是,自路易十四开始,法王将教会改造为一个承担了太多政治功能的机构,这样使得政治权力成为教士阶层获得特权的工具,但因为人的罪性和有限性,这些教士在不由自主中成为世俗利益的代言人。教士们并未意识到社会已经悄然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他们依然占据很多的地产以及现金财富,这与获得地产权的农民之间形成了直接的竞争关系,而国王赋予教士的政治权力成为他们规避税收责任的工具,这样,从未承担直接税的农民,在他们获得地产权之后,他们要承担起以前由领主承担的纳税义务,还有越发沉重的徭役。但是他们发现,教士和贵族享有很多免除这些责任的特权,而且这些人乐此不疲地寻求这些特权,制度设计完全把一个拥有了自我意识的群体抛离了出去。如此,这样的村落共同体怎能不解体?这样的公共精神怎能不消失?

  托克维尔的老师弗朗索瓦•基佐在分析法国中央集权制的起源时认为:“地方制度占主导地位是社会不成熟的特征。文明持续不断地趋向于把权力的地位越提越高;当以较远的距离行使权力的时候,它一般会更公正无私,会以正义和理性为主要导向。但经常的情况是,当它迫近时,权力就忘记了其起源和最终目的;它忘记了它的使命是维护所有的权利和尊重自由;在未受到地方自由的有力阻拦的情况下,它逐渐变成了专制权力。但这一结果并不是注定要发生的;社会在向集权努力之时,也可能会坚持或在此后重新获得某种自由的原则。当中央制度获得了绝对优势时,社会就开始觉察到一个大厦的内在缺陷,即它脱离了它所立基的土壤……伟大的法国社会是由大量的小团体积聚而成的,它所包含的不同的权力具有持续不断向上集中的趋势。一场大革命几乎把古代的地方制度破坏无遗,导致了所有权力的集权化。”[11]基佐在这里描述出了制度变迁的轨迹,从地方制度到中央集权制度原本是现代国家形成的一个重要特征——不论是以宪政的方式还是以共和的方式,世俗正义的代表是中央政府。这是任何一个国家在形成初期都要完成的基本任务。但是,我们看到,法国的这种中央集权制是在摧毁村落共同体以及通过政教合一的基础上实现的,社会难以存在可以抗拒政治权力无限下沉的力量,导致这种集权制成为专制与特权的工具。

  托克维尔也关注到这个问题,他远赴美国寻找实现温和社会转型的路径,他把注意力集中于美国的法治、宗教民情以及他们的村镇社区,他认为这是美国产生新社会以及公共精神的基础。他把目光转向国内,考察法国路易十四以来不断失去的东西,他指出那些行政改革正在摧毁村落共同体。他还特意考察了法国一个最为独特的省——朗格多克省,他说,那里有2000个村社,或者如人们所说,2000个共同体。他高度评价那里保持的公共精神,这种公共精神从贵族群体里扩展到所有的人,从一个个村落扩展到整个省[12]。

  到法国大革命的前夜,法国已经没有可以继承的传统了:村落共同体没有了,所有人被抛弃在社会组织之外,各个群体之间没有什么交流,甚至相互仇恨,他们已经忘却了如何与另一个群体进行交流的方式,这个社会也不再提供这样的机制,于是人人自危,醉心于获得特权和利益。当每一个人都游离于传统社会之外的时候,每个人也都成了弱势群体,个体的脆弱性使得他们很容易被一些富有激情的论说所吸引,而个体化趋势也容易产生一种畸形的地方主义倾向。可是中央政府已经无法借助于以前的政治社会结构把关爱惠及到大部分人那里,那个时候各国的政府都做不到这一点,他们没有这么大的财力以及公共服务的能力。制度与结构是一体两面的结合体,这个社会的政治社会结构被消解了,政治制度变得不合时宜,所以,基佐才认为这样的中央集权制度没有了根基,而托克维尔直接将其称之为“旧制度”。是的,它已经成为“旧”的制度了,就连三级会议也不可避免地走向这样的命运,但是导致这种制度“变旧”的原因却在于制度与结构发生了分离进而是不可调和的冲突。因此,推翻这个“旧”制度就成为一个必然的历史任务了。

  有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认识,托克维尔对埃德蒙•伯克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伯克没有把法国贵族精神的消失与其政治社会结构的解体这一根源结合起来。法国当时像很多国家一样,正逐步走向全国性的政治统一,以中央政府的治理形式替代传统领主行使的政治、行政以及司法职能。但是,他们在中央集权制形成的过程中却以摧毁政治社会结构为代价,结果使得社会不再产生习惯,法律失去了其主要的经验来源,被迫采取基于自然神论和理性主义的实证主义立法方式,转向了中央集权对社会进行控制的治理方式,结果因为政府行政能力不足,导致社会治理失当,而社会已经丧失了自我矫正与自我疗伤的功能,因为民众已经个体化了,变成了一群乌合之众。也就是说,社会组织能力决定了社会治理能否奏效。

  

  三、转型危机的根源:政治社会结构基础的流失

  

  徐湘林将社会危机区分为“转型危机”和“治理危机”,从而把造成社会危机的客观性和主观性因素分离开来。这种二分法可以作为我们认识社会转型困境的框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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