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群:民主仅仅是一种立法和决策程序

——在民主自由平等的背后——现代政治哲学解读 系列之8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34 次 更新时间:2005-03-12 17:22:39

进入专题: 民主  

张晓群 (进入专栏)  

  

  一、为什么需要立法程序

  

  在每一个社会体中,其社会政治规范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达成和维护博弈各方利益的各自最大化。那么,如何确立这样的规范呢?

  

  一种做法是一个一个地具体确立。婚姻双方各自的权利义务如何安排?让每一对夫妻在他们的婚姻生活中博弈一段时间,让他们既感到对方的珍贵,又感到对方的可恶;既感到如胶似漆,又感到不共戴天;既有火焰般的热乎,又有海水般的冰凉。成千上万对夫妻,经过成万上亿次博弈,终于达成了绝大多数夫妻都认可的一系列婚姻规范。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权益如何安排?劳方和资方之间的关系如何确定?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权责划分如何厘清?每一种规范都通过博弈的社会实践慢慢找出。这是一种慢功出细活的方式;可是它太慢了,更严重的是,这样来确定规范,社会成本太高了;所以不可能用这种方式。

  

  另一种做法是先确定一个最高立法程序,然后所有需要确定的社会规范,都按照这个程序去加以确定。这将大大加快立法的速度,大大降低立法的社会成本;当然,由此作出的某一个法律规范,可能虽然当时大家觉得挺不错,可一年后发现,它并不是一个能达成和维护博弈均衡态的规范,于是就要进行修改,修改也要在这个程序里面走;这样,虽然这条法律规范的内容变了,但立法程序没有变。在我国的封建专制社会中,皇帝说了算就是那时的立法程序,而多数国民说了算的民主政制则是现代社会的立法程序。程序是空的,什么具体内容也没有,程序没有说重婚非法,也没有说偷窃不对;可是程序代表着最高的规范确认性,如果经过程序确认了:月入一万元必须交纳一千元的税,那么每个月入一万元者都必须交一千;如果经过程序确认了:月入一万元必须交纳四千元的税,那么就必须交四千。因此,这个看似空洞无物的程序,却是社会政治的最高权威所在。

  

  为什么要建立一个个社会规范?因为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各方在每个社会事项上的博弈成本;为什么要建立确定规范的程序?因为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建立一个个社会规范的成本。

  

  由此我们可以把社会规范分为两类:程序性质的规范和内容性质的规范。它们相对应我们经常说的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前者有立法程序、司法程序等;后者则有保护私有财产、就业机会平等、税收制度、兵役制度、婚姻法、教育法、专利法等等。前者没有任何具体的、实质性的内容,但要制定后者、执行后者,则要通过前者确立的程序走。两者虽然密切相关,但又毕竟是两个东西。

  假设张三和李四这一对冤家展开了联系紧密的共同社会生活后,双方可能会在10个方面需要确立规范。双方可以在十个方面分别进行反复博弈,但双方都会觉得这样做实在太累,并非明智之举;于是双方都同意暂时把这十个方面放一放,先定出一个双方都同意的立法程序。可是究竟定什么样的程序呢?

  

  张三提议:每到需要确定一个规范时,我们俩都可以提出草案,而由我张三负责批准不批准。李四说:你不是在做梦吧?我怎么可能同意这样的最高程序呢?张三于是提出另一个方案:你李四负责提草案,我张三负责批准还是不批准;李四还是不同意,认为自己吃亏;于是双方继续博弈较量,张三千方百计、软硬兼施地想使得李四接受这个方案,可李四就是不干;双方都觉得这样太累,可是都不服软。18、19世纪西方国家中的劳资关系就是这个样子。

  

  过了一年,李四提出一个方案:每到需要确定一个规范时,双方都可以提出草案,然后只有那个双方都同意的草案才能生效。张三听完忍不住大笑:按照这个程序,可能什么决议都通不过;那这个程序又有什么用呢?李四觉得张三说的很有道理,可是究竟怎么办呢?

  

  李四要和张三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有很多共同性的活动,这样的话,有程序有规范一定比没有程序没有规范好;可是又没有办法和张三达成一个令我李四满意的立法程序,李四真的很苦恼。而张三也有着和李四同样的苦恼。这是一种在人类生活中普遍存在的苦恼,很多男女因此而离婚,很多生意合伙人因此而分手,很多国家因此而不能很好地合作,很多战争因此而爆发。

  

  每一个社会体都会达成一个博弈均衡状态,比如满清大军入关占领中原大地以后,其博弈均衡状态显然是满清军队对中原的广大百姓占争利性优势地位,这时无论制定还是不制定各种规范以及确定规范的最高立法程序,都不能改变这一博弈均衡状态。这时之所以满清军队要制定一系列社会规范以及最高程序,只是为了效率效益更高地、成本更低地维护这一状态;而中原百姓之所以接受这些规范及其最高程序,是因为抗争并不能成功,也就不能增加自己的收益,反而徒增成本,所以不如接受规范及立法程序。因此,在一个社会体中确定并实行一系列社会规范以及最高立法程序,是对某一特定博弈均衡状态的共同而明确的确认和接受,并有效地降低了所有人的博弈成本。

  

  因为最高立法程序是对某一特定博弈均衡态的确认,因此博弈各方要力争使这一均衡态有利于自己,就要竭尽所能地力图确立对己方有利的最高立法程序。所以虽然最高立法程序是“空的”,不直接代表任何具体内容,它不等于少数族裔利益的提高,不等于税率的降低,不等于政府规模的减小,不等于劳动者权益的提高,不等于申办奥运会,不等于保护环境,不等于保护私有财产,不等于男女同工同酬;但她又等于所有权益安排的倾向性集合。因此具体的规范安排可以往后放一放,确定一个有利于己方的社会政治决策程序才是第一要务。所以各方都把自己拥有的全部互利性力量和争利性力量拿了出来,去和其他社会成员进行立法程序确定方面的博弈,以争取到最有利于己方的立法程序;各方都知道,这个看似空洞无物的最高程序其实是最重要的。所以17世纪的英国国王、18世纪的法国国王,把吃奶的力气都使了出来,也要保住自己王权的最高程序性权威。

  

  二、为什么需要民主程序

  

  前面我们说,博弈各方有着共同的心愿,那就是确立和实行某一最高立法程序,以此制定一系列社会法律规范;当然,大家会各自竭尽所能地力图确立对自己更为有利的这一最高程序。

  

  单就程序这方面来讲,博弈各方只有四种选择。其一,各方没有共同认可的具最高规范确认性的程序,但因为各方之间的联系并不密切,共同的社会生活的内容并不多,所以没有这样一个统摄全局的程序也无所谓,只要在有限的交往合作的方面达成共识就可以了。这样各方就会有很大的行动自由,当然也就不会享有作为一个统一的政治体而带来的好处。这就是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法国人要确定一个法律,当然不必听巴西人的意见;可是法国人的产品也完全可能被巴西拒于国门之外。其二,各方生活在一个社会体中,各方之间的联系十分密切,共同的社会生活的内容非常多,但并没有达成一个具有最高权威的程序。法国大革命前夕的法国就是这样,议会中的第三等级越来越不承认国王的最高权威,越来越挑战国王的权威,而国王当然也不会低头,他干脆好些年都不召开议会。这种状况自然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所有社会成员之间的交往成本加大,于是各方的博弈活动有了一个首要性的指向:必须形成一个被全体法国人都接受的最高程序。其三,各方可能确立了一种非民主的统一程序,比如1066年诺曼第公爵威廉及一批法国贵族率大军横渡英吉利海峡,征服了英格兰,于是,他就成为英国国王威廉一世,他的话就是法律,他的意志就是最高政治权威。而在一个传统农村的大家族中,其程序性最高权威可能是在75岁的爷爷身上,他可能主张大量使用化肥,也可能禁止使用化肥;他可能主张分给刚结婚的大孙子一间房,也可能主张分给他两间房;反正不管他说什么,只要是他说的,家族的全体成员都会服从。其四,各方达成一个民主性的程序,以此来决定所有社会政治事务。

  

  民主就是在一个互利性很强、争利性力量分布均匀的博弈状态下,成员们所达成的社会政治的最高决策程序。在这样一种特定博弈状态之下,在所有可能选择的最高立法程序中,我们应该选择民主这种程序,因为按照这一最高立法程序去确定一个个社会规范,最能促进、达成和维护博弈均衡态,最能在总体效应上促进博弈各方的利益最大化。这就是作为最高程序的民主的社会发生原理。每一个社会规范和制度,比如货币、信用卡、一夫一妻制、交通规则,人们之所以把它们做出来并加以实行,都是因为它们具有某种社会功能,民主制度也不例外。

  

  如果不用民主程序,而是一个个事项分别博弈,然后各自达成一个个规范,那样有可能在某一些事项上比民主程序更能促成这些事项上的博弈均衡,但总体社会效应会很差,光社会成本就受不了。如果同时使用两个最高程序,各管一块,同样会因为对于程序的社会认同不统一而加大博弈成本。换别的最高程序,有可能在某一些事项上比民主程序更能促成这些事项上的博弈均衡,但从所有事项的总体看,就没有民主程序这么好的总体社会效应;

  

  如果我们只把达成博弈均衡态的规范才称作是“正当的”,那么只有从总体效果看,民主程序才是正当的,从民主程序所达成的一个一个规范具体地看,并不一定正当。这就要求我们在民主程序之下努力寻求达成一个个正当的具体规范;同时,又要保持民主程序的最高程序性,以减少博弈成本。每次作决策之前,大家都要充分地发表意见,使得所作出的决策正当、有效率;而一旦确定下来,就要在行为上服从。这就好比一艘远洋考察船,必须首先明确船长是最高指挥官,虽然他的命令不一定都对,我们可以向他提意见,试图说服他改变某一决定;但他的命令必须得到服从,他的最高权威必须得到维护。否则,如果同时有两个权力一样大的船长,遇到事情到底听谁的?我们要做的重要一点,是在出发时要确定一个最有能力的船长,或者在航行中更换一位船长。但一旦确定了船长是谁,就必须服从他。

  

  罗尔斯在《正义论》第二章第14节“机会的公平平等和纯粹程序的正义”中,分析了两种程序:完美程序和不完美程序(Rawls,1971)。完美程序的代表是规则公平的赌博。所有人都承认,只要赌博各方严格按照“赌规”进行,不管出现什么结果,一定是正确的。不可能说这次不算再赌一次。在这里,衡量是否“正确”的标尺就是看是否严格按照“赌博程序”去进行赌博,两者是同一的。不完美程序的典型是司法程序。我们判断一个司法审判是否“正确”,并不是看它是否严格按照规定的司法程序进行(虽然这也很重要),而是看这一审判有没有把事实上犯了罪的人定罪,把并没有犯罪的人释放。如果做到了这一点,那么这一审判就是“正确”的,否则就是“不正确”的。在这里,衡量是否“正确”的标尺和是否严格按照“司法程序”去审判是两回事。因此,一个严格按照司法程序作出的判决完全有可能是不正确的:冤枉了一个好人,或者放走了一个坏人。

  

  但我们不能因为司法程序会作出错误的判决就不用这一程序,也不能一会儿用一会儿不用。司法程序固然是不完美的,但我们仍然必须要用。因为我们都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都享受了其他人给我们提供的种种好处;这样当我们发生法律事件时,也必须从社会的层面出发去寻求解决之道。如果司法程序规定一个案子必须在一年之内结案,那么虽然化两年、三年时间也许更能发现案件真相,从而使审判结果更正确,但也必须在一年内结案。因此,司法程序也许对于某一个案子来说,可能会犯错误;但它是在社会总体上最大限度地、最高效率效益地维护了正义。司法程序对于某一个案子来说,的确是不完美的;但从社会总体效应来说,则会是最好的。当然,为了尽量弥补可能发生的错误,司法程序给了国民持续上诉的权利。即使判决已经作出,当事人已经入狱,仍然可以进行申述,仍然可以提供新的证据,仍然可以作出改判。而且司法程序也应该在必要时进行改进,以尽可能避免错误判决的发生。

  

  民主就是这种不完美程序。大家选择它,是因为它作出的一系列社会规范,能在社会总体上最大限度地、最高效率效益地促进每个国民的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作出的每一项规范、每一项法律,都能在那一社会领域促成进行互利性博弈的各方的利益最大化。这时,我们就要在保持其最高立法权威的前提下,去修改、改进那些并不是很好的法律法规。民主政制只说:只有把我作为最高程序,才能带来最好的总体效应;但它从来不说自己作出的每项决策都是最好的,事实上,它作出的每项决策都可以由它自己修改乃至废除。

  

  因此,如果我们单独地看某一个社会规范的确定,民主程序可能显不出什么优势;我们只有从总体上看,才能认识到民主程序的迷人魅力。有的女性单看眼睛鼻子,好像并不出众;可是五官搭配在一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张晓群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民主  

本文责编:linguanbao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历史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057.html
文章来源:燕南首发(http://www.yannan.cn)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