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元月皖南事变后，陕甘宁边区财政突然遭遇空前的危机。先是国民党停发了每月60万元的军饷；接着便是海外华侨及后方进步人士的捐款停止了汇兑，而这两项要占1940年边区财政收入的70.5%。而且，尽管早在1940年时边区政府就加强了税收，增收了羊税，但只解决了22.9%；而随后边区的物价继续飞涨，更使预算突然膨胀，边区财政陷入极度危难之境。
为了渡过难关，边区党政想尽一切办法应对危机，一手抓开源，自力更生，一手抓节流，“精兵简政”。首先确立了“独立自主，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给各机关一部分生产资金，要求各自经营，解决经费困难问题。其次就是大量开发食盐，发动群众驮运食盐出口。同时加强税收工作，成立了税务局，征收营业税，将全部税款作为中央及边区经费保证，并采取清理公产，征收地方税，发行建设救国公债等措施应对。
令人惊讶的是，最初应对财政危机的方法竟然是减发经费，停发津贴。而且，这一办法直到财政形势已经好转的1944年仍然继续采用。“当时应付财政难关的方案是停发经费五个月。”又据边区政府财政厅长南汉宸所言：“为了厉行节约，我们在今年提出经费只发一半，试行三个月，结果大部分机关可以节省，减少了浪费，只是少数机关吃了母鸡（老本）。”而具体做法是：“在支出上规定一定的标准，在规定的标准下，经费开支绝对的统一，完全由中共中央财政部负责统一筹划。财政厅只做会计预决算等工作，就是边区政府的财政经济委员会也只有伍佰元以内的权限，超过五百元要由中财部决定。”（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六编 财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页。）
事实上，在财政形势如此困难的情况下，边区仍然坚持在“扩大收入，厉行节约，精兵简政”的原则下，不忘发展各项事业。而且遵从“统筹统支为主，自给自足为辅”的办法，反对只要“统支不要统筹”的本位主义。同时，为了彻底消灭浪费，还开展了“节省公约”运动，严禁防止挪用滥用公款与浮报冒领公粮公草，以及粮食保管上虫伤拖欠入库等不应有的损耗。与此同时，更是不忘加强检查监督制度建设，严惩干部贪污行为。而且强调：“节约的方针不是减少必要的用费，而是在于节省根本不需要的浪费和可以不需的开支，以便建立公私雄厚的家务，能在坚固的基础上保持长期的丰衣足食的生活。”问题在于，在边区财政情势如此困难时期，1943年至1945年之间，边区政府“取之于民”最多只占到47.07%，最少只占到20.82%；而“取之于己”者，最多占到75.5%，最少只占到40.79%。
回望70年前陕甘宁边区应对财政困难的智慧，或许给我们的启示在于：要过“紧日子”，必须首先弄明白边区党政与人民的关系，弄清楚党政生存与发展的终极目的究竟是什么？具体说，必须摆正财政收支与人民的关系。因为，“财政收支和人民的关系很大，这不仅我们收入的租税是向人民取来的，而且我们的支出也是为了老百姓的。”其次，要过“紧日子”，就必须把厉行节约当作一项政治任务去落实。当然，并非什么都节约，要节约浪费的，保证必须供给的。最后，要过“紧日子”，就是要有切实可行的实际措施与办法。
或许因为时过境迁，陕甘宁边区时期的办法不一定能完全套用到今天，但那时党政一心过“紧日子”的精神与思路，无疑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启示和借鉴：对国民一定要“少取多予”，放权让利，至少不能与民争利，无视纳税人的权利主体地位。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古训不可忘，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不应无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