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眼光向内:中国经济需深化改革促进民间消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7 次 更新时间:2013-01-07 11: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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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 (进入专栏)  

  

  希腊、法国最近的选举结果表明:节俭不再是解决欧债危机的主流政策。那么,从欧洲到北美、日本,多印钞票是各国难以避免的政策路径,尽管这样做必然意味着更高的通货膨胀压力,并会造成社会不满,但在节俭、加税和印钞票三者之间,印钞票、通胀是政治阻力最小的政策选择。当然,由于社会对通货膨胀的承受度有限,各国不能在短期内靠印钞票解决问题,财政赤字会继续高企,国债余额短期内难以大幅下降。大多数经济预测认为,发达经济体未来几年的增长前景不容乐观。

  对中国而言,这再次表明经济增长在未来几年不可能靠外需拉动。政府原来认为,可靠国内“铁公基”投资让中国经济度过金融危机带来的短期冲击,等危机过后重新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现在看来,经济增长转向国内不再是短期的需要,而是长期的必然。

  问题是,国内需求靠什么增长?过去这些年,特别是2008年秋季以后,“铁公基”投资是国内需求增长的主力,工业投资也导致了更多制造业的产能过剩。如果不靠投资,政府开支是否仍然有大的增长空间呢?遗憾的是,除了正在进行的保障房、经济适用房建设外,政府能做的、能扩大投资需求的其他行业寥寥无几,如果为了扩大需求而硬要政府做更多投资,只会带来更多的长期隐患,给未来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埋下伏笔。

  所以,在这个转折点上,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健康增长只能靠民间消费带动。民间消费如何增长?从哪里增长?经济增长更多依赖民间消费讲了十几年,对民间消费的依赖却不仅没升反而下降,而对出口、投资的依赖,不仅没减少,反而还增加了,为什么?

  为了更好地应对欧债危机带来的冲击,中国经济必须尽快对中小企业和家庭减税、免税,并从基础制度上进行改革,以抑制财政税收的失控增长,包括改革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特别是国有资产和国有土地)的经济定位,也包括减少对各行各业的行政管制。换而言之,政府在经济决策和市场中的主导角色必须转变。如果政府在经济中继续唱主角,中国经济就难以利用欧债危机的机会脱胎换骨,改变增长模式。

  

  出口增长已经碰到了天花板

  

  中国过去30余年改革开放的成就很大,原因也很多。其中,国有制体系让政府很容易调动资源,做大项目,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和工业基地方面,政府投资的能力很高,能实现“集中力量办大事”。如果把中国跟印度比较,这一点就更为明显。印度是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国家,在私有制下,如果要调动资源,就得像美国一样由发达资本市场来完成,否则就难以兴建大型工程。印度既没有发达的资本市场,没办法像美国那样调动资源,又无法像中国这样通过政府调动资源,所以,印度的基础设施、工业基础跟中国比差距很大。

  过去几十年里,中国政府对资产的控制带来了好处,但其负作用也很明显。目前中国整个经济过于偏好大型基础设施、工业建设等,让经济过于依赖投资。这种模式不应该也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说到底,经济发展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建设,更重要的是为了人的终极幸福。年纪越大的中国人越会把发展跟建设划上等号,把经济建设跟投资、生产能力的扩张划上等号。这有片面性。当生产能力上升到一定水平时,经济发展至少不完全等于产能的扩张,其最终目标还是围绕着个人幸福的最大化。

  过去之所以能通过不断投资、不断扩张产能实现增长,关键原因是全球化带来的市场范围的扩大,让中国可以将产品卖到世界各地去。如今,在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欧债危机的冲击下,出口增长已经碰到了天花板,此路已不通。

  1952年之前,中国的民间消费相当于当时GDP的69%,跟美国今天民间消费相当于GDP的71%相差不多。到1978年,民间消费占GDP

  的比重下降到45%左右,到1993年继续下降到42%,最近,民间消费下降到GDP的35%。换句话说,过去60年,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民间消费占GDP比重一直在下降。

  与民间消费比重下降相对应的是政府开支的上升,1952年时,政府开支相当于GDP的16%,到今天则上升到30%左右,翻了一倍。

  总体上,我们看到两个趋势,过去60年,民间消费占GDP比重在直线下降,而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在上升。而同一时期,以私有制为主体的美国,其民间消费占GDP之比则一直在上升。为什么?

  为了看得更清楚,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其他国家的情况。

  先说美国。从1952年到2004年,美国民间消费占GDP比重从当初的65%上升到最近的71%。美国联邦政府开支在1952年与中国的相对水平差不多,相当于GDP的16%,到最近美国政府开支占GDP比重下降到10%-11%之间。美国的趋势是,民间消费相对于GDP的水平越来越高,而政府开支慢慢在下降。

  再来看看巴西。其人均GDP大约是中国的两倍,比美国的情况更接近中国。巴西在1950年时,民间消费相当于GDP的51%,到2003年民间消费上升到GDP的60%,在2001年和2002年是64%-65%左右。所以,巴西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总的趋势是在过去50余年中逐渐上升。而在1950年,巴西政府开支相当于GDP的22%,到2003年还是保持在22%的水平,因此,巴西的民间消费比重越来越高,政府开支总体上没发生什么变化。

  俄罗斯在1991-1992年改革之后的情况大致跟巴西类似。1991年,俄罗斯民间消费占GDP的35%,也就是说俄罗斯进行休克疗法之前,其民间消费跟今天的中国差不多。但是现在,这个比例上升到55%。而政府开支当初占25%,现在占GDP的22%。俄罗斯与巴西、美国的总趋势一样,其民间消费占经济的比重越来越高,但政府开支要么持平,要么呈下降趋势。

  从70个国家的数据分析中,我们得到下面两个结论:

  

  财产性收入带来消费繁荣

  

  熟悉现代经济学的人都知道,个人、家庭在做消费、储蓄决定时,会有两方面的收入让你选择安排:一是劳动收入,二是财产性收入,即资产升值。也就是说,如果整个社会主要资产的财富和产权私有,那么,所有私有的土地、资源、房屋、股票等,投资和非投资品种的增值都可以反映到每个个人、家庭的消费与投资预算约束中,可以直接进入老百姓的日常开支计算之中。

  在公有制国家,情况却完全不同。国有资产、国有企业、国有股权的升值,很难给普通人带来更多可供消费或再投资的收入。所以,人们在做花多少钱、存多少钱的决定时,不会把国有资产的升值算进去。

  在1998-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期间,GDP增长速度最高也只有4%,但4%的GDP增速就能给社会带来积极消费、欣欣向荣的景象。为什么会这样?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在私有制下,老百姓分享经济增长好处的途径除了劳动收入外,还有财产性收入,有资产升值的收益。按照粗略的计算,美国股市每年上涨的幅度差不多是GDP增速的3倍左右。也就是说,当GDP按3%、4%的速度增长时,人们的劳动收入差不多也按3%、4%速度增长。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资产可能按照9%—12%的速度升值,有许多资产分红收入。有了劳动收入和资产财富这两条分享增长的收入渠道,能把GDP增长3到4倍的放大,给老百姓家庭的消费带来很大的推动力。

  中国土地这些年增值很多,土地增值通过土地财政或其他方式成为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收入。相应地,土地收入也转换成政府的开支和“铁公基”投资,以及扩张性的产能,但普通民众很难分享到这笔财富。

  国有经济对整个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也有影响。前苏联、前东欧的计划经济国家,当时基本没有服务业即第三产业,连面包、日用品都严重短缺,消费品和服务品始终供不应求。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也是如此。在这种政治和社会背景下,整个经济发展重点、投资重点放在哪里呢?放在工业,特别是包括军事工业在内的重化工工业上。

  为什么国有经济、政府主导型经济都偏爱重化工工业,忽视民生类行业?这不是因为政府官员不负责任,不关心民生,但制度安排会逼着他们按照某种方式做决策,他们会把资源和钱都花在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大楼与高速公路上,花在大工业项目上。因为从业绩评估的角度讲,他们要对上级领导负责,他们的工作好坏由上级领导评定。

  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这两种不同的安排,带来的对经济产品的总体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会很不一样。政府主导的经济倾向于基础设施和大工业项目,对资源、工业品的需求很高,同时对环境污染的可能性也增加了。这是一种偏向资源、能源的需求结构。

  反之,如果社会的主要资源和国民收入由人民掌握,由他们决定怎么使用,由此产生的需求结构会更侧重消费品和民生服务领域。道理很简单,如果是我们自己去花钱,特别是由女士花钱时,首先想到的是家里要买多少家具、多少衣服、多少日用品、多少养老产品、多少医疗品,到哪里去旅游、到哪里吃饭等等。家庭主导的需求结构首选肯定是民生领域,而不会是公共领域的形象工程。跟民生有关的行业大致有两大类,一种是消费品,就是轻工业;另一种是服务品,就是第三产业。

  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带来两种不同的产品需求结构,由此引申出来的发展机会和产业结构当然会不同。这就是为什么私有制经济往往带来第三产业和轻工业的发展,而国有制经济都有轻工业、第三产业严重落后的经历。

  

  减税免税、改变经济结构是应对欧债危机的关键

  

  中国财政税收的过度增长,也阻碍民间收入、民间消费的增长。

  中国国民收入如果按照三个群体来分,亦即政府、城镇居民、农民三个群体,那么,过去这些年,哪个群体得到的最多、增长最快?中国目前的征税权、政府收费权基本是由行政部门掌握,许多部门有权推出新税种或新费种,也可对现有税种、费种在不受制约的情况下调高征收比率。

  从1995年到2010年,去除通货膨胀的影响之后,预算内的国家财政税收翻了9.2倍,这不包括土地销售收入、地方和中央预算外的收入。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同期增长了2.2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增长了1.6倍。

  政府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在过去16年里不断膨胀。这必然意味着老百姓分到的这一块越来越小。经济增长的成果由政府拿走最多,其次是城镇居民,所得最少的是农民。民间可支配的收入占GDP比重越来越低,其结果是民间消费的增长速度低于本应该有的增速,迫使经济更多依赖投资和出口。

  欧债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挑战,也带来改变经济结构、经济运行重回可持续发展轨道的新机会。为了抓住机会强化长久持续增长的能力,改革势在必行。

  其一,应成立国民权益基金,将央企放到全国国民权益基金,地方国企放到各省的国民权益基金,然后将这些基金股份均分到老百姓手里,让中国公民分享经济增长的财富效应。

  其二,约束征税权、约束政府管制权的扩张,并对财政预算过程进行更透明的监督,抑制加税冲动。税负失控的结果是民间可支配收入、民间可支配财富下降,使国富民穷局面恶化,导致民间消费不振。各级人大和政协都缺乏对征税权的制约,缺乏对政府财政预算的制约。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发挥人大系统的独立监督作用,经常性举行各种听证会。

  其三,将农村土地私有化,并取消户籍制度。让农民工成为真正的城市公民,让他们享受和城镇居民同样的权利和收入、福利待遇。这不仅能让农民工得到本来就该有的尊严,也必然使几亿农民工的收入增加,带来巨大的消费动能。当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医疗保险体系,完善各类金融市场,由此解决好老百姓的未来生活安全问题,使他们今天能更大胆地消费,加速整个经济的发展。(《博鳌观察》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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